鲁迅与潘光旦：让鲁迅不爽快的“优生学”

　　潘光旦(1899—1967)，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社会学家，优生学家。1922--1926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先后在吴淞政治大学以及东吴大学等校任教。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系主任、教务长和图书馆长等。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今名中国民主同盟)，历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等职，创办民盟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建国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著有《优生概论》、《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

　　潘光旦曾根据一些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宣扬优生学。他的这种“学说”和欧美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种的“学说”是同一类东西。优生学是英国遗传学家哥尔登在1883年提出的“改良人种”的学说。它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是由遗传决定的，只有发展“优等人”，淘汰“劣等人”，社会问题才能解决。

　　“改良人种”说并不陌生，曾经是纳粹邪说的真正的、野蛮的基本原则。希姆莱于1931年12月31日颁布的订婚和结婚命令中，党卫军成员举行婚礼前必须由党卫军人种局对其未婚妻进行生理检查。只有当恋人“健康、无遗传疾病和至少是同等人种”时，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才颁发结婚许可证。得到同意后，这对配偶将继续受到监视。繁殖后代是义务，没有孩子的党卫军成员会被扣除部分军饷——一种隐形的生育奖。后来希姆莱甚至非常认真地计划，命令结婚五年而没有孩子的党卫军成员离婚。他要“培育人类”。他在演讲中不断强调，“将曰耳曼人种”重新“培育得纯洁”。他向海军军官们解释说：“我给自己下了这个实用的任务，要通过对外表形象的挑选，通过不断加压，通过无情让鲁迅不爽快的。优生学”的、残酷的挑选和通过消灭弱者和无用者，培养一个新的日耳曼部落。”个人愿望、爱情、幸福，人类的尊严和文明，在此不起作用，被视为“多愁善感”或“颓废的”。希姆莱的妄想唯一的目的就是保持和改良“人种”。

　　在文明世界，没有什么“优等人”和“劣等人”的区别。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这就宣告了所谓“改良人种”的“优生学”的破产。

　　我们回到正题。

　　梁实秋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认为，“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鲁迅抓住“落个爽快”一词，把新月社的若干人“一锅煮”了。之所以“一锅煮”，是因为梁实秋攻击鲁迅的文字“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潘光旦是新月社成员，于是成了梁实秋的“们”之一。鲁迅说：“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

　　后来，鲁迅在《故事新编》的《理水》中挖苦过潘光旦。鲁迅写道：“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做‘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这里的“一个拿拄杖的学者”，就是暗指潘光旦。鲁迅也不完全是“捎带一枪”，他对潘光旦的学说是有着切实的“不爽快”的，因为他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在鲁迅眼里，无非阐述这样一个观点：阔鲁迅与他的论敌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我们知道，鲁迅一生对所谓“坏人”、穷人，寄予无限的同情，是“哀其不幸，痛其不争”;而对那些“阔人”，则是横眉冷对，多有抨击。如此，潘光旦的遗传学、优生学，怎么能让鲁迅爽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