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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定县农民戏剧实验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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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曾宪章

作者简介:曾宪章,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

人大复印:《舞台艺术(戏曲、戏剧)》2014 年 01 期

原发期刊:《文艺研究》2013 年第 9 期 第 62-70 页

关键词: 文艺大众化/ 乡村建设/ 农民戏剧实验/

摘要:20世纪30年代熊佛西等改良主义戏剧家在河北定县展开以农民为对象的文艺大众化研究和实验。他们将源自西方且被视为只能登大雅之堂的话剧改造为农民艺术,创作唤起农民“向上的意识”并符合农民审美趣味的话剧,革新乡村戏剧舞台和表演技艺,探索一整套农民戏剧的新模式,在促进乡村建设方面作出突出贡献,显示出与“左联”及其他文艺大众化活动有别的新途径。其有益探索和成功实践,对培育当今健康而繁盛的乡村舞台及农村文化建设,提供某些值得参考和借鉴的经验。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民生凋敝,满目疮痍,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怀着将传统乡村社会转变为现代文明国家的理想,开展了较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从教育农民识字开始,希望通过开启民智、发展民主、巩固民权等方式,逐步改变中国乡村社会“愚穷弱私”的顽疾。以乡村建设运动为契机,一批在文艺大众化思潮影响下的文艺家怀抱理想走向乡村建设实验基地,投身于平民教育与文艺大众化的研究和实践。乡村建设中的文艺大众化实践,是当时汹涌澎湃的文艺大众化潮流之重要一脉,是特定时空中的文艺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民国乡村建设中文艺实践的研究尚显薄弱。相关的文艺史著作涉猎不多甚至难觅踪影,少量涉及文艺大众化实践的论著停留在一般性的史实介绍层面,在学理探寻、纵横比照、价值评判等方面尚欠深入。本文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以熊佛西等戏剧家在河北定县的农民戏剧实验为例,在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潮流的总体背景中,探讨乡村建设运动与文艺大众化实践的内在逻辑关联、定县农民戏剧实验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就和历史局限性等问题,以期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当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和戏剧创作提供启迪与借鉴。

一、创造农民需要和农民能够接受的话剧

1926年,晏阳初率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总机关全体成员及家属迁往河北定县农村,开展乡村建设及平民教育实验。平民教育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晏阳初认为以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卫生教育这四大平民教育来医治中华民族的“愚穷弱私”四大病患,“应乎今日我国民必不可少的要素”[1]。与晏阳初志同道合的改良主义戏剧家熊佛西将之更明确为:“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期使我们的全民族,尤其是大多数的农民,人人都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及团结力”,以“达到农村建设乃至民族再造,民族复兴的最大企图”[2]。

晏阳初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目的是“除文盲,做新民”[3],以文艺教育治愚,实现对大众的启蒙,帮助他们树立民主与科学意识,核心是“造人”。文艺教育包括平民文学实验与平民戏剧实验两个方面。以平教会戏剧研究委员会主任熊佛西挂帅,陈筑山、陈治策、孙伏园等一批知识分子参与的文艺大众化实践即以实现“以文艺教育救愚”[4]为目标。熊佛西认为,戏剧是最能民众化且最应民众化的艺术。应该有适合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欣赏的戏剧,并将农民戏剧实验作为戏剧(文艺)大众化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熊佛西等人深入农村开展戏剧大众化实验,运用新的通俗文艺践行文化教育,以“五四”新文化替代在农村里顽固存在的封建旧文化,用现代文化浸润和影响农民特别是中青年,力图将中国农村逐渐从传统社会推进到现代文明社会。为此,戏剧首先要灌输给农民生产技能、科学运用、身心健康、情感满足、集团训练、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向上的意识”,期望他们建构具有向上意识的生活,塑造完美的人格[5]。

自1932年初至1937年抗战爆发,熊佛西及其团队在定县开展了长达五年半的农民戏剧实验。定县实验的戏剧题材基本上以农村、农民为主。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出发,熊佛西等人的剧作触及农村社会矛盾,反映农民的困苦生活,揭示地主豪绅鱼肉乡民、贪酷残暴的社会本质,塑造新农民形象,寄寓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和价值取向,在反映农村生活的深度以及艺术的真实性上呈现出一定的艺术特色和水准。熊佛西创作了《锄头健儿》、《屠户》、《牛》、《过渡》等直接描写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剧作,他的得力助手、学生杨村彬创作了《龙王渠》,戏剧家陈治策创作了《鸟国》,这些剧本注重塑造努力学习新知、掌握科学、积极向上、敢于斗争的新农民形象,注重在戏剧中用群体性表演展现群体的力量。为了在内容上“包容向上的启示”,技巧上“以农民能读能演为原则”[6],熊佛西还苦心孤诣地改编了旧作《喇叭》、《穷途》、《纪念日》、《裸体》以及根据历史故事创作的《卧薪尝胆》、《兰芝与仲卿》等,还改编了同类题材的外国剧目,如爱尔兰女作家格瑞格雷夫人的《月亮上升》和《市虎》、果戈理的《巡按》、法朗士的《哑妻》等剧[7]。

熊佛西在一篇总结农民戏剧实验的文章中说:“我们必须顾到两个条件:一是农民需要的;二是农民能够接受的。我常说戏剧不仅是‘给与’的问题,同时还得顾到观众能否‘接受’的反应。农民需要的内容不见得就是农民能够接受的;反之,农民能够接受的内容也不见得就是农民应该需要的。”[8]如何让农民接受戏剧,进而培养他们的“向上的意识”,熊佛西等人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戏剧艺术探索。

一是单纯至上。单纯合乎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调,戏剧的单纯与农民的朴素相应和,单纯不是戏剧艺术含量的稀释和美学价值的缺失,而是去除繁文缛节之后浓缩而成的精华,呈现出精炼含蓄、形简神丰的审美特点。二是通俗易懂。戏剧的大众化即戏剧的农民化。农民戏剧始终以农民为核心,与农民生活密切联系,于农民有利、有益,使他们既能熟悉理解,又能准确生动地表演。三是故事生动。熊佛西通过实验发现,农民最感兴趣的是“一个很具体而生动的故事”[9],故事性最能抓住农民心理。曲折生动、动作性强的故事和性格鲜明的人物,本是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的特征,也最为符合中国农民观看戏剧的情感逻辑。在此,熊佛西等人十分注重以趣味性的细节增强戏剧的故事性。在戏剧结尾安排上,往往以大团圆的故事结局满足农民的观赏期待。四是回归音乐。熊佛西为了增强话剧和戏曲的有机融合,为此留心搜集了许多民间歌谣,十分注意民间音乐在戏剧中的运用。五是动作性强。定县农民戏剧之所以广受欢迎,上演率高,观众众多,其亦庄亦谐的动作设计功不可没。其戏剧动作繁复丰富,善于表现人物的感情。如《屠户》中弟兄吵架、《过渡》中建桥和毁桥的动作,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定县农民戏剧对舞台和表演技艺也进行了大胆革新。熊佛西在实践中观察发现,露天剧场在促进农民戏剧发展中有着独到的价值。他认为,“从事于合用的,也就是得听,得看,得演的露天剧场的设计及建筑”[10],应是最符合大众化戏剧实验的理想的戏剧空间形式,且农村的经济状况也能承担低廉的建筑费用。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在吸取了前期演剧的经验教训、综观中外戏剧历史现状的基础上,熊佛西等人齐心协力,奇迹般地创造了“跳出镜框,与观众握手;揭开屋顶,打破围墙,与自然同化”[11]的露天剧场,基本消弭了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破除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隔阂,追求随意自然、浑然一体的自由境界,这是一种“极富有伸缩性的新型剧场”[12]。

熊佛西将新式演出法归纳为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台上台下沟通式——如利用“轮道”或台阶,使演员和观众可以自由上下,或利用演员与观众对白,使台上台下连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观众包围演员式——像马戏场那样,观众在四周围观,演员在当中表演,表演的地方或为高台,或为低地。三是演员包围观众式——在观众的四面八方全有演员表演,把观众包围在戏剧的动作中。四是流动式——像中国传统的会戏般人随戏走,演员和观众可走出剧场,戏剧也由此成为街头剧、车上剧等。这几种演出方法相互联系,但各有特点。总体来说,它们已从观众与演员的浅层交流发展到双方的深层互动,从有限的剧场空间扩展至剧场外更广阔的天地[13]。

这种“观众与演员打成一片”的新演出法,继承了传统文化遗产的因素,如河北民间的高跷、旱船、龙灯等具有的一些特点。熊佛西将其誉为定县农民戏剧最理想的新式演出法。在相关实践中,杨村彬在《龙王渠》中大量应用了中国民俗文化的元素,如凤阳花鼓、龙王庙、龙王像、香客和看客、灯笼和火把、巫婆祈求龙王保护的表演仪式、传统武术的优美动作等,从而具有唤起历史文化记忆的审美潜能。

服务于平教会工作是熊佛西等戏剧家的实验准则。他们在定县的戏剧活动几乎均围绕农村、农民教育而展开:为了农民,给他们以教益;适合农民,运用各种戏剧形式和手段培养农民的观剧兴趣和欣赏能力;交给农民,打破第四堵墙,让农民成为舞台的一员,兼具欣赏者和表演者的身份。通过让农民观赏和演出进行自我教育,鲜明体现了激发农民“向上的意识”的启蒙戏剧观。他们全力探索有异于左翼、市民通俗文学等其他文艺大众化的新途径,在雅俗夹缝中进行着一种另类启蒙。

定县农民戏剧实验展开后,很快便在中国戏剧界尤其是北方演剧界产生强烈反响。当农民戏剧的集大成之作《过渡》上演后,更是把整个实验推向高潮,全国各大报刊纷纷推出专题报道。田禽、张季纯、陈豫源等戏剧家亲临观看后无不感到震撼,他们写下热情洋溢的观感和评论,不遗余力地给予称赞。全国其他地方从事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的同人如阎哲吾、谷剑尘等人则从中看到了希望和辉煌的前途,增强了开展民众戏剧或教育戏剧运动的信心。《过渡》、《龙王渠》等演出引起剧坛轰动之时,也是定县农民戏剧实验趋于成熟的阶段,其所取得的成就,被实验参与者之一的张鸣琦称作“确是为我国整个戏剧活动底楷模……因为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所走的道路,将使我国底全剧坛改变其原来的方向”[14]。戏剧实验的成功,尤其是新的戏剧演出法所产生的轰动效应进一步激励了熊佛西等人开展戏剧实验的决心与信心,他们试图将这种实验成功的农民戏剧的模式复制推广到整个定县农村乃至更大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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