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谈“消解形而上学”

　　徐复观是现代新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在《程朱异同》一文中，他提出“对形而上性的消解”。这一主张被一些学者总结为“消解形而上学”思想。可以说，这是徐复观个人学术特色的体现。

　　“消解形而上学”是和“心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徐复观将“心的文化”看作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征，认为作为“五官百骸的一部分”的心所发生的作用，是人的价值根源所在。“心”和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没有关系，它是在人的身体之中，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所以他得出结论“心的文化，只能称为‘形而中学’，而不应讲成形而上学”。可见，“消解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就是要表明人的价值根源是落实在经验性、生理性的心上。需要说明的是，他所说的心，与一般的心或心理学上的意识并不相同。“由工夫所呈现出的本心是了解问题的关键”，只有借助工夫克服心的主观性之后，它的本性才能显现出来，作为价值根源的心才能成立。在这里，徐先生提到了“本心”这一概念。本心因工夫而呈现，由此形成照管客观世界的理想，因而其仍然是一形上实体，徐先生的主张由此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他之所以提出“消解形而上性”，是因为要突出形上实体的“相对性格”，提醒人们不应将人的价值根源建立在一个只可观想不可实践的纯粹概念上。

　　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的主张，与其自身生活经历以及对思想史的研究密不可分。他曾涉足政治，借助早年积累的经验，对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有自己的领悟。徐复观自身的生活经历，让他的研究没有局限于学术领域，而是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现实问题有了一番独到的思考。

　　徐复观提出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方剂”。借助思想史的研究，他不但发现了孔子思想的“非形而上学”的性格，还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立基于实践以“消解形而上性”。在《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一文中，他认为孔子的思想性格是“具体生命中的理性”，而不是“形式逻辑的合理性”，其性格是非形而上学的。在《程朱异同》里，他认为虽然朱熹早年曾将“性”与“理”上升到“生物之本”的地位，即将人的价值根源建立在纯粹概念上，因而可以说将“理与性推到形而上的地位”。但是到了晚年，朱熹由于重视立基于现实之上的修养工夫与实践体验，所以实现了“对形而上性的消解”。所以，思想史的研究，是徐复观提出解决思想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凭借。

　　从积极的一面看，徐复观的主张提出了解决当下思想与实践之间关系的方法。他希望借此让人们了解形上实体的相对性格，认识到思辨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对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张力有清醒的认知，避免重蹈覆辙。

　　从消极的一面看，不足之处，一是对“消解形而上学”的主张缺乏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徐复观认为思辨体系有“独裁性格”，不愿意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因而其有关“消解形而上学”的论述散见于各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该主张进行研究，得出了各自的结论，导致某些争议。二是“消解形而上性”的表述过于笼统，且容易引起误解。西方形而上学的内容是丰富的，徐复观将形而上学理解为第一原理（或本体）并加以反对，这对形而上学而言是一种过度简化，存在欠妥之处。此外，他的“不应讲成形而上学”、“消解形而上性”的表述确实容易让人误解为反对形而上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