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中国词学批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民初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沿用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的外在形式，熔铸了王国维中西哲学、美学、文史的深厚修养和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独特生命体验，在中西贯通的学术视野里，开拓性地建构了以“境界说”为核心的词学批评理论，成为中国词学批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

　　一、《人间词话》对传统词学批评理论的突破。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是有清一代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两个词派。清代的词学，长期为两派所笼罩。文廷式《云起轩词序》："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二百年来，不为笼绊者，盖亦仅矣。”换言之，自朱彝尊、汪森编刻《词综》后的两百余年来，除极个别独树一帜的词人外，清代几乎没有不受浙西、常州两派影响的词人和词学家。浙西词派以姜夔、张炎为圭臬，推崇“清空”、“醇雅”词风，以使词适宜传达家国之恨的幽暗情绪。浙西派发展到中后期，由于过度注重风格技巧，内容渐趋空虚狭窄，与社会主潮渐行渐远，最终为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所取代。常州词派奉温庭筠为宗主，提出了“意内言外”、“风雅比兴”的词学理论，又提出“词亦有史”、“寄托出入”之说。但无论是浙西词派的“醇雅”观，还是常州词派的“寄托”论，都是以传统的政治教化观念来发掘词体文学的社会意义，实现以“善”为核心的古典诗学价值目标。

　　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突破了以求“善”为目标的传统词学观念，直接用“真”代替诗教的“善”，用美学代替儒家的伦理，将词学批评推上了艺术哲学的新高度，其标志就是“境界说”的提出。《人间词话》一开始就确立词学批评的新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何为“有境界”？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里的“真”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真”。王氏之“真”，主张以“赤子之心”、“诗人之眼”通观古今上下，以宇宙人生为具体对象，同时反观自我的最深心灵，对景物情感有深切感受，达到物我两忘之境。这一“真”源自于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对整个人类的人文关怀精神。如王国维用“真”的标准评价李后主的词，超越了传统词学对其词“德不胜色”的批评，将后主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一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在传统词学看来，写景咏物，能讲究比兴寄托，才为词之高格；而在王国维看来，能以赤子之心袒露真情实感，以血书写，不管这一情感高尚与否，同样为词之高境界。这种批评，对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带有一定的批判性。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比较有名的词学论著如谭献《复堂词话》倡“折中柔厚”，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标“沉郁温厚”，况周颐《蕙风词话》举“重”、“拙”、“大”、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求“拈大题目，出大意义”等，无不带有常州派重视伦理价值批评的色彩。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不为浙西、常州两派所牢笼，提出以“真”为内核的境界论，是对以“善”为准则的传统伦理批评方式的终结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