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话语系统问题反思 ——以伦理学期刊稿源窘境为视角

　　稿源问题是所有学术期刊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没有充足的高质量稿源，任凭编辑怎么努力也无法做出高层次的期刊。稿源又在根本上取决于作者们的创造能力，一个学科的代表性期刊稿源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学科的总体发展水平。以伦理学为例，代表性的专业期刊只有《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两家，那么这两家期刊的稿源情况就反映着伦理学的整体发展状态。而伦理学是专门研究道德问题的学科，伦理学界的言说在最深层次上反映着当前中国道德话语系统的构成状况，因此，分析这两家期刊的稿源情况，便可一窥当前中国道德话语系统存在的问题。

　　中西伦理学稿源失衡

　　作为国内伦理学界的第一本专业期刊，《道德与文明》的稿源总体充足，但这并不是办好期刊的充分条件。从基本的学科方向划分来说，伦理学原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西方伦理思想、应用伦理学这几个方向每期都应该有所反映。但事实上，这几个方向的稿源情况是十分不均匀的，外国伦理思想每期都有积压稿件，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应用伦理学方向则相对不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并不能做到每期都有稿源，以致出现常设栏目不常出现的状况。无独有偶，近期我们到湖南师范大学对《伦理学研究》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显示，《伦理学研究》也面临同样的稿源问题，西方伦理思想方向的来稿占总稿源的2/3以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应用伦理学方向的稿件相对较少，伦理学原理方向的来稿量几乎为零。除了这一突出的共同现象外，两家期刊还面临其他问题：一是作者群体多为年轻人，资深学者的稿子少见，学生投稿居多;二是有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类稿件。当然，这些问题经过编辑部平衡之后并不会最终反映到期刊上。

　　学术分布力量和道德话语建构堪忧

　　稿源的学科方向和作者层次分布不均，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稿源多的学科方向编辑面临严重的发稿压力，总有优质稿件因为用稿周期过长而流失，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作者队伍的稳定;稿源少的学科方向编辑则面临完不成发稿量任务的问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去拓宽稿源渠道。主编或总编辑在发排稿件时，则面临如何平衡各种类型的稿子，以保证期刊整体样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些问题无疑增加了期刊的运作难度和成本，也给编辑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这属于直接表现出来的显见问题，可以通过期刊自身努力加以解决。实际上，更重要的在于隐藏在稿源背后的学术力量分布和道德话语言说路径问题。

　　西方伦理思想方面的稿源远远多于其他方面的稿源，说明伦理学界有一大批学者在研究和阐释西方道德话语。从学术自由角度而言，这本无可厚非，但从我国道德话语系统的建构之宏观层面看，却是值得警惕和反思的。从道德文化传承方面看，落实于普通百姓伦常日用中的道德话语和道德心理还是以儒家为主、兼容道佛的中国传统道德资源，而学术界主流道德话语系统却是西方话语占据半壁江山。从主导话语看，我们倡导的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体系，但随着老一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的先后仙逝，这一道德话语系统的传承也后继乏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期打造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基的中国话语体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有更多的学术力量进入中国传统道德和马克思主义伦理话语的研究中来。然而，伦理学期刊的稿源分布情况却反映出西方伦理思想的研究力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且从作者层次来看，更多的年轻人在从事西方伦理思想方面的研究，这实在令人堪忧。

　　另一个问题是道德话语的言说路径问题。前文提到，有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类论文投到伦理学类期刊，虽然这类稿件往往被退掉，但却反映了我们对伦理学、对道德问题的工具性看法。从学理上讲，伦理学属于哲学学科，道德有其自在的存在方式和价值。但现实中，更多的人把伦理学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来看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道德，在根本上取消了道德的目的性价值。不管是从中国传统道德话语还是西方伦理学体系来看，道德都是有其自身存在价值的，并不是达成政治和经济目的的手段。伦理学的专业期刊收到大量思想政治教育类稿件的情况说明，在很多人眼中伦理学是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并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采取针对性举措解决潜在危机

　　中国道德话语系统潜在危机的应对方略是多方面的，比如我们常说的要有文化自觉和自信，要加强对中国传统道德资源的整理，要充分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宏观指导方略。然而，在这些有意义的方向性战略思考之下，我们似乎缺乏有针对性和有效果的中观和微观执行举措。从期刊稿源所反映的深层问题看，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加强和改善中文教育。语言是文明的基础，中国道德话语系统建构的根基在于丰富准确的中文学术语言。然而，在当下的高等教育中，除了少数中文相关专业，我们是不开设大学语文课的，也即我们大多数人的中文教育止步于高中阶段。外语则不同，从本科到博士阶段，都是必修课，甚至有一段时期本科生过不了英语四级、研究生过不了英语六级就拿不到相应的学位证。在开放的全球化时期，外语尤其是英语当然很重要，但前提是能够熟练运用母语。从笔者所接触的大量投稿来看，真正能够用汉语准确进行学术表达的人还真是少数。很多人包括一些功成名就的教授级专家，都在用一些不中不洋、充满语病的中文在进行学术研究。因此，中文教育绝对不能止步于高中阶段，必须作为高校所有专业的公共必修课来抓，这是关乎全局的基础工程，唯有如此，谈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才有可能。当然，这里所说的中文同时包括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而且越是高等教育，越应该重视古代汉语教育，中文的精妙之处往往蕴藏于简练优雅的文言文中。

　　认真对待中西方道德资源。根据对待既有道德文本资源的方式不同，可以把时下流行的伦理学研究范式分为三种：剪贴型研究、翻译型研究、融贯型研究。

　　所谓剪贴型研究，简单说来就是常用别人的语言填补自己的内容。我们常见到一些论文基本是由引文组成的，整体行文读起来不够通顺，由于不同引文原作者的论述语境和表达方式不同，组合在一起便成了一个“大杂烩”。更为严重的是，为了使引文符合需要，一些作者竟然对原引文掐头去尾，改变引文原意。也有一些作者根本没明白原引文是什么意思，就随便拿来为自己的观点作论证。

　　所谓翻译型研究，是指止步于把外文翻译成中文、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的研究范式。在学术著作市场上，我们可以发现堆砌最多的图书是各类经典译文，一本外国名著有多个译本，一本中国经典名著有多种点校本。相应地，在期刊稿源中，常见的是对某一位学者思想的简单解读，貌似更高级一点的是对几位学者思想的串联解读。毋庸置疑，翻译和点校中西经典文本，有其固有的内在价值，是我们开展学术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工作，但是如果仅仅止步于此，那就像一直耕地而不播种一样失去了耕地的意义。还有一类比较高端的翻译型研究，就是把某一经典作家搞得炉火纯青，模仿得惟妙惟肖，在行文中，作者和研究对象的表述相互混淆，让读者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说话。

　　融贯型研究是指能真正理解经典道德文本，并把相应思想资源运用于解释现实道德问题的研究范式。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既不是“我注六经”，也不是“六经注我”。经典道德文本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针对人类的道德状况说出了某些有恒久意义的道理。仅仅“我注六经”，只能永远停留于文本中，仅仅“六经注我”，又漠视了经典文本的价值。对待先人留下的道德资源，我们既要怀有敬畏之心，又不能盲目崇拜，要真正理解文本原意，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字句的爬梳。

　　还原道德的基础地位。道德问题是关于每一个人的大问题，它渗透于人们的日用伦常之中。但也正因为道德如此平常，人们对它的重要性往往视而不见，处于日用而不觉的浑然状态。人们很少为完善自己的品德修养而劳神。本应担负起精神批判和拯救价值危机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却仅仅从工具视角来解读伦理道德。学者们著述道德文章的功利目的远远大于内在德性追求，如果道德始终被置于如此处境，我们何谈中国道德话语体系的建构?所以说，还原道德的基础地位已迫在眉睫。如何还原?首要就是营造道德哲学的言说氛围，将道德提升至形而上的层面进行思考，从完善人的目的高度阐发道德，而不是进行干瘪的道德教条说教。从操作层面讲，伦理学要成为高校的通识课程，我们的青年才俊和学界精英可以不发表道德哲学论文，但一定要会进行道德哲学思考。现在通行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显然是不能满足要求的。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提升，赋予其灵魂和精神价值。

　　伦理学期刊的稿源窘境绝非期刊本身的窘境和编辑们的难题，而是关乎学者们的研究取向和路径，关乎中国道德话语系统的建构。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醒，做出有针对性、有效果的应对，拒绝空洞的口号，踏踏实实地恭行于实践。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