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教授谈：我们如何选择中国学生？

　　美国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生招生，都同时非常看重分数以外的东西。无论是通过文书还是面试，都意在发现申请人的个性、方向感和学业与生活中的激情，就是Passion，一种真正能驱使年轻人克服各种困难去追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的动力，一种学业和事业出色且能长远发展的必要因素。但很多中国学生恰恰是缺失这些要素，而且这往往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环境、体制和文化在孩子们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剥夺了他们培养这些要素的机会。康教授关于学习解释得非常好，“学习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么、热爱什么的过程。”这样的学习过程才是成长和发展独立人格的助力器和加速器，才是让年轻人培养出方向感和自我追求能力的途径。美国的一位亿万富翁分享过成功与致富的秘密，其实很简单，“Do what you love, and love what you do”。当一个年轻人在学习中找到真正让他/她痴迷而快乐的事业，找到了这份属于自己的Passion，努力与坚持会帮助他/她离成功越来越近的。

　　所以，如果当一个孩子有了出国留学的目标，家长应该开始关注孩子身上这些独立、探索和个性化发展这些重要的素质培养，给孩子空间去自我探索。只有这样，留学申请的成功才是成绩和素质培养水到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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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康毅滨先生，负责该系在中国的招生工作，因此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学生(其中绝大部分是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等国内知名学校的尖子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教育的扭曲给学生带来的困扰。

　　“中国学生聪明，勤奋，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较重，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康毅滨在接受《星期日新闻晨报》访问时说。

　　一、 什么样的学生会淘汰?

　　每年一月底，康毅滨就要从系里抱回一大包资料，里面是所有申请普林斯顿生物分子系的中国学生的材料。每年，该系大约招收25名本科学生攻读博士，系里给康毅滨的“中国额度”是4个，而他收到的申请就约有七八十份，仅4%左右的“成功率”。每个“申请包”主要有这些材料：本科各科成绩单、托福和GRE的考分、个人陈述，以及推荐信。康毅滨把它们分成“定量”和“非定量”两类。分数他看得很仔细，但那些“非定量”的东西却能告诉他更多。

　　问：你看过几百份“个人陈述”，从里面看到了些什么?

　　康毅滨：中国学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但我能看出来，他们写的“陈 述”经常千篇一律，缺乏特点。

　　问：他们给你什么印象?

　　康毅滨：不清楚为什么要来普林斯顿，或者过分要求完美，不敢展 示真实的自己。

　　问：真实鲜活的“陈述”是怎样的?

　　康毅滨：有个学生是这么写的：他以前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才慢慢发现真正感兴趣的是生物。他申请转了系，尽管绝大多数人反对，而且因为没有基础读得有些吃力，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每一学期都会比上一学期进步一些。他的“陈述”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它展示了一个人在寻找和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困惑和欣喜去年我们还录取了一名学生，她在“陈述”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的问题，很遗憾本科四年没有接受更为全面的教育。你可以看到她的渴望。

　　第一轮筛选，从80份申请材料中挑出10-15名左右的“候选人”。

　　2月初，康毅滨开始电话面试。虽然并不直接和学生面对面，但大洋彼岸传来的声音，会告诉他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问：你会问些什么问题?

　　康毅滨：主要是看看英文口语能力、科研经历、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学生的一些背景状况。

　　问：接到电话的学生，会很紧张吧?

　　康毅滨：电话面试大约一个小时，45分钟说英语，15分钟用中文。就算英语不是特别好，学生 还是可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但大部分中国学生会把它看作一个“考试”，而不是一个“对话”，所以有些会很紧张。

　　问：你听出了什么?

　　康毅滨：有些学生听得出来事先在纸上写好回答，照着念或者是背出来。还有是“排练过度”，说得非常溜，像演讲一样，但并没有针对我的提问。

　　问：他们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康毅滨：那些答非所问的学生，我想可能没有自己做过真正独立的研究，或者对自己没有信心。我希望学生是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不是一个过度包装的、失去了真实性的“加工成品” 。

　　问：或者是我们的教育没有告诉他们，说实话是最好的回答。

　　康毅滨：我们要挑选的，是真的热爱科学、而且诚实的人。去年，我几乎是在申请截止前的最 后一刻才收到了一个学生的材料，条件很好，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老老实实告诉我，虽然他很 早就进实验室，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为什么，实验总是不太顺利。但他可以很清楚地描述 他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和为解决问题所作出的种种尝试。表面上看，他的科研并不成功，但我能感受他的认真、诚实和努力，这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人所需的最重要的品质 。

　　电话面试并不是最终的决定。之后，康毅滨要在候选人中反复地掂量、比较。在这个过程中，分数高低往往不是决定因素，而是从细微处看到的非智力因素。

　　问：分数重要吗?

　　康毅滨：分数很重要，但不是一个绝对因素。申请普林斯顿的学生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尖子。 我会仔细看每一门的成绩，但并不是分数高就能入选;相反，我认为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实 力相差并不太远。录取与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我们系录取过一个河南的学生，家在农 村，初中就独自在县城 住校读书，吃过不少苦。在电话和电邮里，我感觉到她为人谦和，没 有一些被宠惯的尖子生的趾高气昂。还有个学生，他会和老师“套瓷”，但不是恭维套近乎， 而是自己的确做过研究，对老师有真正的了解，提问很专业，很深入。这样的学生让人感觉到 懂得认真负责，尊重机遇。但有的学生过于自信，甚至有些傲慢，觉得自己不是去普林斯顿， 就是去哈佛，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很难给人留下好印象。

　　二、进入普林斯顿后，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扰?

　　来上海之前，康毅滨在福建老家待了十多天。每天陪父亲和侄子去爬山。读五年级的侄子告诉他，在他们学校，老师让每个学生都要在班上找一个“对手”。每次考试下来，赢得多的同学受表扬，输得多的要被批评。在这样的氛围中，班上学习好的同学也不大愿意花时间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让康毅滨震惊的是，目前中国基础教育到处可见这样的“激励”方式。普林斯顿是金字塔尖上的精英学校，但对最终被普林斯顿录取的中国学生来说，与其说已经攀登到了金字塔尖，不如说真正的竞争刚刚开始。而这时候，中国教育从小学—不，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的狭隘的竞争意识，清楚地烙在这些留学生的身上，困扰着他们。

　　问：中国学生到了普林斯顿后，会遇到哪些问题?

　　康毅滨：有些学生进入普林斯顿后，心态急，享受不了科学研究的乐趣，把实验看作“计件劳 动”，急于求成，一旦不如意，就垂头丧气。有些学生进来后发现，自己辛辛苦苦读了那么多 年书考上来，但这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擅长的，很迷茫。还有，他们往往在人际关系上会遇到 问题，觉得不受欢迎，感觉孤单。

　　问：为什么会这样?

　　康毅滨：普林斯顿相信学习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 么、热爱什么的过程。但国内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常常是另一种心态：最好一进学校，就有 人指定给他/她一个课题，而且是一个保证可以做出来成果的课题。就像解一道数学题，一定 会有答案，做出来了就能拿高分。然后呢，就想靠这个课题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基础扎 实、学习勤奋、上进心强、应试能力强、成绩优秀，但缺乏探索精神，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比 较弱，功利心比较强。

　　问：其实这是成年人的典型心态。

　　康毅滨：我们系有过一个中国学生，来普林斯顿不久，我发现他并不真正喜欢研究。后来他告 诉我，其实早就发现自己并不热爱科研，但从小学到大学，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人都指望他 考上美国一流大学。他是为了别人的期待考普林斯顿的。其实这个学生小时候对生物很有兴趣 ，只是后来成人世界把他的实验成功与否过早地和名利与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一行业 真正成功的人，往往并不以出人头地为目的(如果只是为了这些，还有其它很多更简捷的路可 走)，而是享受探索的过程，包括其中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得来不易的成功。

　　问：你刚才说的中国学生在人际关系上的麻烦，也是功利心造成的?

　　康毅滨：你看，我小侄子从小就被这么“教育”，从这样的思维里出来的学生，对竞争的理解 会很狭隘，认为把别人踩在脚下就是胜利，把别人压下去就是成功。实验室是一个团队工作。 有人发表论文，本来是大家一起高兴的时候，但一些中国学生往往有些闷闷不乐，似乎别人的 成功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败。有时科研项目八字还没一瞥，就想“分家”，好算作自己一个人的 成果。这样的心态，学校和家庭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在美国，成绩是一个人的隐私，不会公 布出来，分数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们提倡团队合作，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问：两种意义上的竞争，就会产生矛盾。

　　康毅滨：这样的竞争意识过强，就会缺乏团队精神，以自我为中心，容易在工作和生活中造成 和他人关系的紧张。比如，老生周末带新生开车购物，晚到了几分钟会被人埋怨;而新生却可 以理所当然地在超市慢条斯理地货比三家，让老生在外面等几个钟头。还有学生问我：为什么 去年邀请他去家里过节的那些美国人今年不再邀请他呢?有时候我会想，他们恐怕自己都没有 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从小到大，玩完的玩具，吃完饭的碗筷，换下来的脏衣服等等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都帮他们处理好了，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会觉得理所当然。

　　而多数美国学生的确比较有“公共意识”。实验室的垃圾通常他们处理得比较多。生物系有许 多做后勤工作的员工，包括老鼠房负责日常喂养的工人、运送实验用品的搬运工和收发员，打 扫实验室的清洁工等。每年到了圣诞节，我实验室的美国学生会牵头一起凑份子，每人出个五 块十块，买个小礼物送给那些工人，以表示对他们平时工作的感激。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事， 往往反映出一个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将来他在事业上能走多远。

　　康毅滨博士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终身讲席正教授(Warner-Lambert/Parke-Davis Professor of Molecular Biology)及新泽西肿瘤研究所研究员。康毅滨1973年出生于福建龙海。中学时曾就学于福建龙海一中和国家教委北大附中理科试验班。1990年获全国化学竞赛一等奖并入选第22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同年保送复旦大学遗传学系。1995年赴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博士毕业后加入史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从2004年9月起被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助理教授， 2010年初晋升为终身副教授，2012年被破格提前晋升为终身讲席正教授 (Endowed Chair Professor), 创下该系历史上从助理教授晋升到讲席正教授最快记录。荣获2011年维尔切克创新奖(Vilcek Prize for CreativePromise)生物医学奖。这是中国大陆出生的科学家第一次获此奖项。2012年3月荣获2012年度美国癌症研究学会杰出贡献奖。2014年获国际癌转移学会Josh Fidler成就奖并当选为该学会首位华裔主席(任期2016-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