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所有东西都给年轻人 茅盾文学奖评委谈茅奖

　　“过去评茅奖评过的很多作品，作家根本不是一个好的作家，一部作品就获奖了，多少年作家也默默无闻，作品也默默无闻，这是一种我觉得不太正常的现象。”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陈晓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他看来，茅盾文学奖应该是一个终身成就奖。

　　陈晓明是当代文学批评家、北大中文系教授，这是他第三次担任茅奖评委。这并不多见。茅盾文学奖评委更替频繁，历史上共有162人担任过评委，其中参加过两届以上的只有10人。

　　请更多的评委，是为了完成更加艰巨的工作量，第九届参选作品高达252部。通读这些作品，陈晓明靠的是四年来的“零存整取”，“入围的重要作品我都读过，还为其中二三十部写过评论”。

　　长未必好，独特才是好

　　南方周末：相比以往几届茅奖，这一届的获奖结果，受到争议是比较少的，有人认为终于回归到对作品本身的讨论了，你同意吗?

　　陈晓明：对，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奖项能像茅奖评奖这么严格、这么严密、这么谨慎、这么公正。62个评委，评委会主任还不参与投票，谁也没有办法去左右谁，而且作协没有任何的要求把谁评上，都是评委自己讨论。规则和标准就放在那里，你就评吧。

　　南方周末：本届得票数最高的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往届也经常出现这种大部头，像《平凡的世界》《你在高原》。茅奖是不是一贯偏好超级长篇小说(系列)?

　　陈晓明：茅奖一直强调对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比较全面的和深入的把握，这种作品显得有分量，历史感强，现实感深厚，也会认为作者在小说艺术上有比较强的驾驭能力和表现力。这是合乎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的，因为茅奖主要还是秉持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是有这么一个倾向。

　　南方周末：写得长就一定写得好吗?“江南三部曲”好在哪里?

　　陈晓明：当然写得长未必写得好，但是写得长确实是对作家艺术能力的考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酝酿了很多年，他1990年代就表示要写一部这样的书。格非年少成名，二十出头就写出了《迷舟》，还有《青黄》《褐色鸟群》，这些作品迄今为止还是汉语中短篇小说艺术方面非常优秀的作品。他后来的《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也在寻求自己在长篇小说上的表现方法。

　　格非的特点是对古典文化一直比较关注，“江南三部曲”有深厚的古典韵味。

　　“江南三部曲”写的是20世纪的故事，三代人：秀米代表20世纪早期，谭功达代表20世纪中期，谭端午代表的是20世纪后期。

　　他其实是要写20世纪的中国，一个乌托邦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现代性激进化的国家，最集中的体现是阶级革命。但是他写这个乌托邦不是写一个集体的世界，而是写人的内心具有的乌托邦的冲动。

　　像秀米，虽然是在土匪窝，但是劫富济贫这种古典理想，一旦被现实化、被接近，就会破灭。到谭功达，1950、1960年代，大跃进也好，公社化、农村建设，他内心都涌动着一个巨大的乌托邦的冲突。书中写了他的建坝的规划，后来大坝崩溃了。到了1990年代，诗人谭端午，精神的乌托邦很快就崩塌掉了。他本来是要改变社会历史的，最后变成龟缩在家里，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办法应付。

　　格非写这么一个20世纪的大历史，没有过多写那些历史冲突，就写了内心的这种乌托邦、冲动和无力，最后的破灭。他实际也是写20世纪的一种挫败感。

　　南方周末：苏童的《黄雀记》延续了他之前的“枫杨树系列”的设定，你觉得他在这一部作品里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和提升?

　　陈晓明：《黄雀记》历史含量不是非常丰厚，但小说里面有一根绳索，保润会用绳索捆绑人，小说实际上就是利用捆绑，来把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建立起来。重要的三个人物，柳生、仙女、保润，都和捆绑有关系。保润把仙女捆绑了，然后命运拴在一起，结果成了悲剧。仙女被柳生强奸了，保润去坐牢，多年之后，保润出狱，把柳生杀掉了，他是在水塔里捆的仙女，仙女又住到水塔里去了。

　　小说结构上非常严整。中国小说一直不会做结构，不会在一个内在的关系当中写作，苏童能够把内在的结构建立起来，展开小说的叙述，这种小说意识恰恰是中国小说最缺乏的。

　　为什么他们最好的作品没得奖

　　南方周末：王蒙的《这边风景》创作于1970年代，放到现在，它的意义在哪里?

　　陈晓明：那时候的作品都带有很强的公式化、概念化。相较那些作品来说，《这边风景》可能是概念化、公式化、意识形态化最轻的一部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

　　再一个，这么充分地反映多民族的生活状况的作品，起码在汉语作品里，几乎没有。对各民族生活的书写，他写得非常真实，把握得非常准确。里面写了大概11个民族，重点写的有五六个，他们的生活习俗、交往方式、语言习惯、节庆、生产方式、信仰、禁忌、婚嫁，都显示出王蒙对那个地方的熟悉。维语、哈萨克语，包括蒙语，他都会，这一点使他和少数民族有很深的交往，他在新疆16年，有8年是在镇上劳动，我觉得他的贡献是很独特的。

　　人物也非常鲜活，他写少数民族的妇女，那时候不能写妇女的爱情，他就写她们吵架打架，打成团，过程、缘由以及少数民族妇女的那种火辣辣的性格，他都写得很准确。很多心理描写也非常精彩。

　　南方周末：王蒙的另外一部作品《活动变人形》，被认为是他最好的长篇小说。你认为呢?而这部作品当年并没有获得茅奖。

　　陈晓明：《这边风景》还是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比如说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是按照当然的政治标准。但是我们主要看的是，《这边风景》确实非常独特。

　　当然《活动变人形》是王蒙先生最好的作品，当时因为左派和右派、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很激烈，这部作品当时应该是入围了，而且票数很高，但整个评委会，可能是另一方面的力量占据了上风，所以当时没有得奖。

　　南方周末：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从《羊的门》《城的灯》到《生命册》，难度和好处在哪?

　　陈晓明：写当下的生活有难度，有很复杂的现实背景。李佩甫能把生活中非常痛楚的一面写得非常结实，他的小说就是以质朴、结实，有强烈的生活气息、泥土气息著称，那种生命的质感给人以冲击。

　　南方周末：中国有很多作家在写乡村题材，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陈晓明：贾平凹写乡村，还是带有一种历史感在写，像他后来的《古炉》。写《秦腔》他反映的是相对多元的乡村。

　　李佩甫写生活，直接就是写生存中最尴尬最困难的一面，笔法也很不一样。他叙述的是一个近距离的，仿佛就是你能触摸到的东西。

　　40%看作品，60%看声望

　　南方周末：茅奖对年轻作家好像一贯并不青睐?

　　陈晓明：中国的年轻作家获得了很多鼓励，比如《耶路撒冷》几乎拿了这两年所有的奖项，笛安这么年轻就拿了很多奖。文学应该说越来越在磨时间，作家也是越来越老，诺贝尔奖评出来的都是八十几岁。

　　我们鼓励年轻人有很多的途径，不要所有的东西都给予年轻人，不然又变成了另一种的不公平。

　　南方周末：虽然茅盾文学奖是一个颁给作家和一部特定作品的奖，但其实还是在考虑这个作家的综合贡献?

　　陈晓明：茅盾文学奖应该是一个终身成就奖。或者说，60%看作家的声望和贡献，40%是作品。

　　过去评茅奖评过的很多作品，作家根本不是一个好的作家，一部作品就获奖了，多少年作家也默默无闻，作品也默默无闻，这是一种我觉得不太正常的现象。

　　南方周末：但金宇澄在《繁花》之前也没有创作过重要的作品，《繁花》参评也受到了一些争议。

　　陈晓明：金宇澄有点特殊，他既是作家也是编辑，读过相当多的中国小说和欧洲的小说。《繁花》汇聚了金宇澄一生对文学的贡献。虽说他只写了这样一部作品，但是他一生在做资深编辑，文学的积累很充分。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和《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也都只有这样一部作品，却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我通常说茅盾文学奖是作家的终身奖，或者作家本身的因素占60%，但金宇澄和《繁花》的情况比较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