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场交往、移动家园和亲密内爆：移动互联时代人际关系的变革

　　经常能够看到网络制造孤独、微信使交往变质、朋友圈没有朋友等阐述移动互联网对人际关系之负面影响的文章，我并非赞同移动互联没有负面影响，但我认为，在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方面，移动互联带来的是变革，是重新定义，是新时代，而不是简单的增进或削弱。

　　移动互联网的即时性、移动性和私密性带来了人际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时空重塑之结果的缺场交往，在“流动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中成为可能;社会网络便携化的移动家园，使人们随时随地都能携带着自身的社会网络，将个人的自由与社会化的集体无缝结合;人际的亲密在移动互联时代需要重新定义，传统的公私概念被颠覆，亲密出现内爆。新的媒介不止是工具，而是促进人类体外进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称之为“虚拟世界”的网络空间已经越来越“现实”，“互动”使得网络不仅是一种获取信息的工具，而且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网络场域渗透到各个生活空间中，改变着人们的存在状态与存在观念。在我们的过去，人以自己的生存范围为半径，建构了紧密关系和情感依赖群体。它成为我们的责任感、爱和恨、亲与近的来源。如今，联网的极端便利性使我们同时生活在线下空间和线上空间，换言之，我们生活在一种虚拟和现实相互交织、不可分离的“混合空间”[1]中。以智能手机、OTT业务(Over The Top)、LBS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云计算等为代表的移动互联时代正在重新界定我们千百年来的情感与距离之间的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时性、移动性和私密性，由此带来三种现象——缺场交往、移动家园和亲密内爆。

　　缺场交往：时空重塑的结果

　　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多地通过面对面的形式进行，交往双方相互“在场”(presence)，而在移动互联时代，凭借智能手机等网络终端，人们不再需要“共同在场”来保证互动的即时性，因此人际交往越来越显现“缺场交往”的趋势。

　　张军等人认为，所谓“缺场交往”，是指人们在不见面的情况之下，利用电脑、手机、电话等器具，借用网络、通讯等技术，通过视频、音频、文字、图片等传递信息的方式，展开的社会交往形式。[2]实际上传统社会的“书信交往”也是“缺场交往”的一种，但是在移动互联时代，“缺场交往”的社会情境不断涌现，发生频率不断增加。正如吉登斯所说，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现代性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place)中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3]

　　我们还可以从卡斯特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和“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来理解时空重塑如何导致了“缺场交往”的盛行。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是信息社会支配性的空间形式，它主要是指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基础，是网络社会的主要空间形式。卡斯特指出，流动空间越来越渗透到网络社会中人类经验的全部领域，地方空间虽依然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但空间的流动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同时，传统社会中的线性的、不可逆转的、可以量度与预测的时间正在遭遇挫折，无时间的时间正在网络社会中浮现。社会中的“每件事物”都在加速，无情地压缩一切人类活动领域中的时间;压缩时间达到极限时，形同造成时间序列以及时间本身的消失。[4]由此可见，快速发展的网络化造成了社会交往中的时空分离，形成时空无限压缩的结果。网络社会中的时间与空间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导致了“缺场交往”的频繁发生。

　　“缺场交往”的结果是双方无法动用全部知觉来体验整个互动过程，如文字(视觉)和语音(听觉)往往占据主导，嗅觉和触觉则被弃之不顾，因而互动双方容易遗失非言语信息。例如情侣之间不能感受对方的温度、朋友之间不能捕捉对方的眼神、家人之间不能嗅到对方的气息。

　　然而，这不代表“缺场交往”的效果一定比“在场交往”差，很多情况下，正是因为“缺场”，这种交往才更为真实、更为深入。有实证研究表明，电子书写式语言中情意表达得更富有深意和激情，而面对面的互动中习惯于家常和琐碎，很难聊得深入。即便有深刻话题，也很少用粘着感情的语句交流，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善言语的人。这样，电子书写式的交流方式让双方或多方直抒胸臆，彰显个性，引发共鸣，最冷静的人也会有跌宕起伏的复杂感情，共鸣升华为勇气，勇气使人敞开心扉、卸下面具。[5]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终端嵌入作为主体的人，终端的肉身化使人的主体性增强，每个人对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以及传播对象都具有高度的选择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基于网络技术的传播比面对面传播更为友好和社会性，导致关系和社会有益的发展;电子书写式交流可以减少面对面的恐惧感、罪恶感、愤怒和自我意识及其摩擦，从而使人们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得以宣泄，更有助于人们之间产生亲近感;而社会线索和社会情感内容的缺乏也可以通过各种语符和图释来弥补。

　　因此，“缺场交往”所展开的社会空间可能是一个比“在场存在”表现出来的社会空间更真实的社会，也是更具生命力、更能真实表达人们的愿望、意志乃至本性的社会，“身近型”的交流逐渐为“心近型”的交流所替代。

　　移动家园：社会网络的便携化

　　胡春阳认为，家园、社区、共同体等概念表达的都是同一种愿望，即人们渴望一个有着支持性纽带的容身之所。支持性纽带保障我们生理和心理健康，帮助人们处理日常压力，和朋友、家人、爱人的情感满足关系可以提高人们对其他类型的社会支持的接近，从而获得生活的意义感、自我价值感与归属感，帮助我们抵制孤独，获得安全感，增加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使我们感到爱和被爱，感到生活的快乐和情趣，感到对社会规范和社区的责任感。传统意义上的支持性纽带根植于亲缘的、当地的社区中，个人通过与首属群体(家庭、邻居)的社会互动获得支持，为了面对面接触，身体的接近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现代性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都市化、移动性和迁徙性，这些特征破坏了传统家园。在移动互联时代，移动性体现得更为彻底，这不仅包括地理空间和时间的转换，还包括肉体、人格和信息的移动，人际关系的变革既是移动性的后果也是原因。如今，社会的快速移动把人们从传统的家庭和基于邻里关系的社区网络中分离出来，个人关系中的责任、道德、信任以及日常交往愈渐式微，非正式的支持网络和关爱给予的形式正在变得非确定、非稳定，这点燃了人们对居住在一个个人原子化社会里的恐惧。

　　齐美尔曾提出，如果想在现代社会里生存，就要奉行一种“差异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既是个人又是社会化的集体”的存在，然而他没有预见一个传播技术极度发达的社会，因此无法具体描绘这种存在的样式。如今，以OTT、LBS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让人们实现了跨域联系，保障、增加和加速了社会支持的适时适地的供应，手机——这个流动的家园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给予人们更多的、更灵活的社会支持。携带的手机就是携带的社会网络，就是“联系的在场”(connected presence)，也就是我们成天携带着和朋友、家庭的互动，携带者我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移动中，人们使用文本和语音功能与那些暂时远离的人们创造一种共在感，使自身社会网络中的、持续参与社会互动的人们看到自己。[6]以手机为代表的电子传播互动方式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真正的整合模式，社会化的、联合了不同社会要素的集体的、“差异的个人主义”在这种语境下变为现实。

　　胡春阳认为，为了适应“移动家园”时代，人们拓展了“友谊”的概念，友谊现在被用来描述更为短暂、流动和无处不在但却是强烈的社会联盟(bunds)，它发生于社会纽带从体制化的家庭、亲属以及外在化的邻居或者传统社区中松散出来并向个人联结(bonds)转型之时，它依赖于这样一个社会——其核心单位不再是家庭、社区，而是个人中心的社会和个人原子化。这种友谊超越了义务的选择性关系，只要承担有限的责任，因而排除了传统的基于情感的、自我揭示的、彼此强烈约束的主体，能够干净利落地适应“差异的个人主义”社会。

　　这种“友谊”依赖传播者中心主义而形成。通过手机通话、短信、OTT服务、LBS服务，人们和朋友、家人、爱人、同事能随时待在一起。于是，移动互联网加强了已经存在的社会网络——亲密朋友和家庭之间的纽带，手机或其他移动终端就是家的所在地——手机是移动的，那么家也就无处不在，社会支持网络也就无处不在并不断创新和复制。手机是口袋里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一个随身、随心而动的移动家园，在这种意义上，手机既远离人类传播又回归人类传播。

　　亲密内爆：公私领域的颠覆

　　所谓“内爆”，是由麦克卢汉提出的概念，用以区分“外爆”。简单来说，外爆是一种现代性过程，指商品生产、科学技术、国家疆界、资本等的不断扩张，以及社会、话语和价值的不断分化;内爆则是消除所有的界限、地域区隔或差异的后现代性过程。[7]亲密的内爆表现为亲密/陌生，公共/私密的混同。

　　胡春阳认为，移动互联网正在建构一种新的私密观，在当前和未来的社会里，个人越来越社区化，社区越来越个人化。“亲密的陌生人”和“陌生的亲密人”无论是从消极还是积极的角度去理解，都是不可争议的事实。年轻一代以游牧的方式依赖朋友，超越地理约束的社区形成社会网络。友谊在这里被看作灵活的、无领地的平等性象征，这种社会网络容易根据环境而动员，既可以在“浓的”也可以在“淡的”的层面上存在，友谊以多种形式出现并且强调选择，穿越私人和公共领域。友谊纽带也开始被看作是亲密的表达，而亲密取代了与“社区”概念联系的社会整合感。在这种意义上，原本强的家庭和邻居纽带变成弱的，并正在让位于座位情感与社会联盟(bunds)的值得信赖的强互动的友谊。

　　亲密意味着触摸，和某人身体相连，除去使我们受到控制的观察者目光的距离，属于身体的愉悦、喜爱和性感，属于最内在的方面，属于关系的黏糊与排他。而陌生是现代产物，表示自由、匿名和距离。于是，亲密是私密的同义词，而私密更多与个人空间、家庭以及排公共性相关，而公共是协商和集体契约发生之地，是透明的。移动互联时代则使这些相反的概念联合在一起，公共领域受到亲密的浸蚀，而私人领域的亲密得以外化。

　　如果说室内亲密一直是家庭成员面对外来的向度(即公共)，“在一起”作为内在凝聚力经验的向度，那么，今天的手机则打开了在家中个人层面上征服新的亲密传播空间的可能性，个人亲密的发展则打开了和其他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的外化领域，个人刻意对亲密予以限制。比如孩子关闭和父母的联系，而随时检查来自朋友的讯息。于是，父母等亲密者成为陌生人;亲密暴露在公开场所强化了陌生的积极特征——距离，自治，缺乏控制。人们和陌生人、匿名的人诉说个人事务和问题，于是，亲密在公共领域中出现。手机通话产生混合空间，物理空间中的陌生人能够听见通话者置身于手机空间的言语，地理位置接近的听话者被迫置于亲密的暴露中，这些陌生的公众成为无话不谈的亲密者。[8]

　　小结

　　麦克卢汉认为技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人们如何思考、社会如何构成以及文化形式的创造。媒介在以自身的特征和活力，改变、塑造着社会的组合方式与形态，使用任何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影响超过了其负载的内容或媒介本身所传递的信息，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结构、人类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生产组织的组合形式。麦克卢汉认为，在过去数千年的机械技术时代，人类实现了身体在空间中的延伸，在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时代，人类已经在全球范围延伸了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并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取消了时空。[9]

　　实际上，所谓“媒介是人的延伸”，其实就是人的体外进化式延伸过程。人类进化分为体外进化和体内进化两部分，而每种新媒介出现所引起的人类感觉器官、思维方式、主体意识的变化，都是人类体外进化的过程。在麦克卢汉看来，达尔文仅仅把人类的进化局限在“体内进化”，而没有把人在“肉体+工具”结构形成的“体外进化”考虑进去。[10]

　　将这种进化视角置于本文中，我们应欣喜地看到，人类和技术的区别并非那么大，因为技术在塑造人类的亲密本质方面总是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技术革新逐渐代替了人类进化并成为人类进化的延续，而移动互联时代的种种交流工具正是这种进化的催生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