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我为何建议我的女读者首选学习历史？

　　我最诚心地建议我的女读者在一切消遣中首选学习历史，因为它最适宜女性和女性的教育;史书比她们通常读的消遣读物更有教益，比通常能在她们书橱中找到的严肃作品更有趣。女性能从史书了解到很多重要的事实，尤其是两个特别的事实，这将对：她们的心灵安宁大有裨益：

　　其一，男人也像女人一样，绝非时常被想象的那种完美造物;

　　其二，爱情并非主宰男人世界的唯一激情，而是往往会为贪婪、野心、虚荣和上千种其他激情所战胜。

　　我不知道这两种说法是不是对人类的错误表述，旨在使女人更迷恋爱情故事和爱情小说，但我不得不承认：看到女性那么厌恶纪实作品、那么爱好虚构的东西，我实在深感遗憾。记得有一次，一位年轻的美女(我当时对她怀有某种感情)要我借她些小说和爱情故事，供她在乡间消遣;但我的私心还不至于使我借机利用她那番阅读可能给我带来的好处，反而使我决心不用那些毒化心灵的作品去害她。因此，我借给她一本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同时向她保证说：此书从头至尾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她认真地阅读了那些传记，读到《亚历山大传》和《恺撒传》的时候，想起以前偶然听说过那两个名字，遂将那本书还给了我，还满口责备我骗了她。

　　我的确听说：女性对历史并不像我描述的那样反感，只要它是秘史，只要它包含着某种能激起女人好奇心的难忘记录。但在那些趣闻逸事里，我却看不到对史实的起码尊重。因此，我并不认为这个说法能证明女人喜欢学习历史。无论这说明了什么，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正确地引导女人的好奇心，使她们既喜欢阅读记述同代人生活的书籍，也渴望阅读记载古代人生活的史书。现实中的芙尔维亚是否与骗子私通，这与克丽奥拉有何关系?但她依然很感兴趣。加图的妹妹与恺撒通奸，谎称他们的儿子马库斯·布鲁图是她与自己的丈夫所生(这个说法在历史学家们当中悄悄流传)对此，难道克丽奥拉不是同样感兴趣么?梅萨丽娜或朱丽娅的私通，难道不像罗马后来出现的任何私通一样适于作为谈资么?

　　但是，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往往禁不住要嘲笑女士们：或许这仅仅出自一个原因，它与使一些人在同伴中受宠常常成为善意玩笑对象的原因相同。我们喜欢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向我们喜欢的人表达自己;同时又以为;一个获得了所有在场者好评和喜爱的人，永远都不会出错。以下，我打算更严肃地讨论学习历史的问题，指出它的诸多益处，说明它如何适合于每一个人，尤其适合那些因先天柔弱、教育欠缺而没有机会进行更严格学习的人。学习历史大概有三种益处，即愉悦想象、增长知识和加强美德。

　　神游最遥远的古代世界，看看人类社会如何从其幼年期初次懵懂的努力开始，踏上了追求艺术和科学之路;看看政府制度和文明礼仪如何逐步精进;看看一切使人类生活多姿多彩的事物如何日臻完善;说实话，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愉悦心智的了。看看那些最繁荣的帝国如何兴起、发展、衰落和最后灭亡;看看造就那些帝国的伟大美德和导致那些帝国毁灭的恶德;一句话，纵览全人类从远古至今的真实景象，他们都呈现出真实的本色，没有任何伪饰，而他们在世的时候，却使旁观者大感困惑，不知如何判断。什么样的想象奇观能如此辉煌灿烂，如此多种多样，如此令人称奇呢?什么样的娱乐，无论是实在的还是想象的，能与之媲美呢?难道那些占去我们大量时间的无聊消遣更让我们心满意足，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么?如此错误地选择快乐，这种趣味不是太有悖常理了么?

　　然而，历史不但能给我们带来愉悦，而且是一门最能增长知识的学问。我们通常高度重视的所谓“博学”，其中很大一部分也不是别的，而正是对历史事实的了解。广泛地了解历史事实，这是文人的长处;但我也必须指出：无论男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也不了解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这都是不可原谅的无知。一个女子可以做到举止得体，有时甚至可以出于机智而表现出几分活泼;但她若毫无历史知识，在有见识、善思考者眼中，她的谈吐便毫无趣味可言了。

　　我还必须补充一句：历史不仅是知识的宝贵组成部分，而且是通向其他很多学问的大门，还能为大多数科学提供材料。的确，若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我们的知识十分有限(我们甚至对当代发生的事情都缺乏了解，我们便一定会意识到：倘若人类没有发明历史，我们在智能方面将永远都是个孩子，而历史将我们的经验延伸到了全部的古代，延伸到了最遥远的国家，用它们来增进我们的智慧，使它们犹如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眼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具备历史知识的人从世界肇始就一直活着，每个世纪都在不断增加他的知识储备。

　　与从现实世界的实践中学到的经验相比，从历史中学到的经验还有一个长处：它既能使我们熟知人类的事务，又丝毫不会减少我们对美德的最细腻情感。说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学问或职业在这方面能像历史那样无懈可击。诗人能用最诱人的色彩描绘美德，但诗人若是完全沉溺于种种激情，便往往会变成恶德的鼓吹者。连哲学家也往往会在他们的玄妙沉思里迷失自己，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哲学家走得更远，否定一切道德差别的真实性。不过，我认为有一种意见值得善于思索者注意：历史学家都是美德的朋友，总是用最恰当的色彩去表现美德，几乎无一例外，无论他们对具体人物的判断可能是多么错误。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表现出了对美德的真正情感。他在那本书的总论中作为政治家说话，认为投毒、暗杀和作伪证都是合法的权术;但作为历史学家谈论具体历史事件的时候，他却在许多段落中以极大的义愤谴责恶德，无比热烈地赞扬美德，使我不禁想用贺拉斯②的一句话来形容他：你虽然极为无礼地赶走了天性，她却总会回来找你。历史学家推崇美德，其原因根本不难解释。

　　律师投身生活与行动时，判断人品时往往会想到他们与他利益的关系，而不会孤立地判断其人品，他的强烈欲望时时都有可能扭曲他的判断。哲学家在书斋里沉思人品与行为时，对对象的一般抽象认识会使头脑十分冷静坚定，种种天然情感全无活动余地，几乎感受不到恶德与美德之分。历史则恰恰处于这两个极端的正中，从真实的视点考察对象。史书的作家和读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兴趣，足以使他们作出如实的褒贬判断，同时他们也绝不会怀有妨碍其判断力的利欲或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