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芳玫：走出厌女症的轮回

　　厌女不只是单纯地讨厌女人，而是男人在成为性主体的过程中，必须将女性客体化、他者化，以此来证成男性自身的存在价值与优越性。此处上野很有创意地挪用了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及其核心概念。萨伊德指出西方不在乎真正的东方是什么，只是主观地投射出对东方的各种幻想，将其视为神祕、诱人、野蛮、黑暗、不理性。经由将东方他者化，西方得以确认自身的优越性：进步、理性、有逻辑、有能力。男女两性关系也可以用东方主义来类比。男人借由把女性客体化与低劣化，得以巩固自身的主体性与优越性。男人对女人投射出许多幻想，有些女人瞭解这种游戏方式而配合男人幻想，因此更让男人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当然，也有许多女性不配合男人的幻想剧本;此时，男人便大叹女人难以了解，彷彿她们是一种奇异的动物。

　　厌女症是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机制。当女性受到男性歧视，女人会产生“当女人真倒霉”的想法，进而延伸为自我厌恶，也就是女性的厌女症。女性克服厌女症的方式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认同男性社会的价值，让男性认为她拥有男性的优点，视她为特例，不属于低劣愚笨的女性。这种行为策略是女人与男人“分而治之”的机制共谋，借由向男性靠拢交心，持续强化女性整体地位的低落。上野很诚实地指出，女权主义者自己都曾经是厌女症患者，但是后来她们有反省与批判能力，观察出父权社会布下的厌女症的天罗地网，进而思考解脱之道。曾经是厌女症的女权主义者因自己的性别而嫌恶自己，她们终于能与自己和解、与母亲和解，恢复完整的人性。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提升、经济独立、社会风气日趋开放，女人不再如以前那样好控制。男人也逐渐发现这整套厌女机制对他们自身也未必讨好。男人追逐权力、地位、金钱，女人只是用来证明他们在男性集团获胜。男人长期以来与自己的身体、感情、情欲疏离，随着妇运的脚步，少数男性开始发展“男性研究”，企图了解男性在此性别二元分立的架构下，男人“是”什么?男人“想要变成他认同的人”，以及“想要拥有女人来报偿自己的成就”，这两个面相都很清楚。但是男人“是”什么呢?当社会结构改变，男人失去厌恶女性的特权，男人才发现自身的匮乏。

　　上野千鹤子所说的日本社会的厌女现象，在台湾也随处可见各式案例。比起日本社会，台湾男女平等现象超过日本，女性地位也比日本来得优越。但是我们看到女性地位、自信心、独立自主能力的提高，并未带来真正的两性平等。台湾男人和日本男人一样，必须借由“拥有女人”才能建立自我认同与成就感。当男人的特权逐渐消失，女人的自主意识提高，台湾男性颇有“宅男化”、“剩男化”的情形，没有女人要理他们。这些自称“loser”的男性整日待在网路上，在虚拟世界饱览暴露的女体、攻击不婚、不选择台湾男人而“哈”白人男性、及外表不符合男性对女体想像的女性。其他的选项还有，到夜店门口“捡尸”，把喝得烂醉的女生带回去从事性行为。似乎只有在女性失去意识的情况下，男人才得以产生性行为。这和上野所说爱嫖妓的好色男很像，甚至更差。嫖妓至少还是得和妓女有最起码的沟通，确认对方的意愿与价码。“捡尸”男完全不用说话，彻底将喝醉的女性物化与他者化，自己在不必沟通的情况下享受暂时的主导快感，更可以把责任推给女性“是她们自己不检点，要在这里喝醉，不能怪我”。

　　近年来台湾社会又经常发生“恐怖情人”事件。当女方提出分手，男方愤而行凶。记得我年轻时那个时代，男女分手以女生伤心居多，关于失恋的情歌一直是流行音乐的重要主题。现在的情人，只有“分手”，没有往昔浪漫的“失恋文化”来抒发情绪。被女人甩掉的男人，其处境是整体自我的崩溃，只能诉诸暴力甚或杀人，才能确认自己所剩无几的行动主体。

　　只要男人不愿意与女人沟通、持续将女性做为客体化的他者来确认自己的主体性，男人扭曲的自我会对自己、对女性、对家人、对社会造成恐怖的祸害。当不婚女性兴致勃勃地住在自己买的房子裡看书或做家事，或是与女性友人相约喝下午茶、逛街，一群忧郁沮丧的“loser”有政治人物与国家机器帮他们撑腰，高唱“女性不婚是国安问题”。依笔者浅见，女性不婚是现象，国安问题是性别逻辑的结果，而这套性别逻辑的原因，就是歧视女性、物化女性、却又吊诡地必须拥有女人的厌女症。

　　男人如何与自己和解?这是本书作者在此书结尾时抛给男人的问题。上野没有答案，她认为男人自己要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样的结局，留下一大片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想像与摸索。不论是女人还是男人，我们必须先承认自己的厌女症，然后才得以走出陷阱，迎向一个开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