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没写的那些文章

　　张爱玲在“语录”中说过人生有四件恨事：海棠无香、鲥鱼多骨、《红楼梦》残缺不全、高鹗妄改。但一个作家想写一本书、一篇文，有了构思，动了笔，结果却因故没有写成，这算不算第五件恨事呢?以我父亲宋淇的几位老友为例，都各有各的恨事。钱锺书中年时据说有部写好一半的长篇《百合心》，后来声称遗失了。到晚年时，又传闻他用英文著书，结果也没有下文。另外是吴兴华，他本来想翻译《神曲》，再写一部以柳宗元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可惜还没有写好，就在“文革”中横死。

　　张爱玲跟他们一样，也有不少曾经构思但没有写好的作品，只是听说过的人很少。其实，张爱玲告诉过我父亲许多奇怪的想法，例如1957年，她来信说：“我想把苏青与她小叔的故事搬到目前的香港，写一个长篇Aroma Port，不过暂时不打算写。”Aroma Port直译就是“芳香的港”，即香港，书名已够古怪，结果也没有写，也不再提起。她跟我父母通信四十年，谈及的创作构思还有很多，我现在开始逐一讲讲。

　　《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

　　上世纪60年代，张爱玲曾在信中说，想写一本关于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书。我父母便给她找了一本有关郑和的小册子。到1963年，她突然说：“郑和故事经考虑后决定放弃，所以那本书你们以后不要寄给我。”但这本小册子终归是寄出去了，而张爱玲也看了。

　　那本小册子记载了这样的故事：郑和路经锡兰，为了当地争王位的事情打了一场仗，把那位夺位的人俘虏，带到南京治罪。张爱玲认为这件事有点奇怪，觉得有必要改写，于是提出了如下的故事：郑和追建文帝至锡兰，建文帝以做和尚掩饰身份。锡兰是信奉佛教的地方，当地一位有势力的公主庇护建文帝，不肯交出，结果就变成政变，最终演变成一场海战。郑和胜，擒公主，拟带回南京治罪，但建文帝逃走了。郑和继续追到东非洲，途中手下侵犯公主，为郑和惩罚。公主因郑和在锡兰大宴后不亲昵舞女，喜欢上了郑和，被拒。郑和告知公主，如捉到建文帝，就不需公主回南京，公主不为所动。郑和追到东非，打探不到任何消息，便特意让公主贿赂看守，逃上岸，公主最终靠锡兰商人帮助，到沙漠某地警告建文帝，但被郑和追踪并截获。索马里部落人听说郑和是坐“宝船”到来，于是展开突袭。在乱战中，公主受伤了。郑和抱着公主突围而出。建文帝说他爱公主，但与郑和一样和她无缘，因为他们一个是和尚，一个是太监。公主才知道郑和是阉人，并非无情，相对怆然。最终郑和放了公主与建文帝，空手回国。

　　张爱玲构思这种题材，打破了我们对她的传统想象。如果她写出来，应该会很有意思。但她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部书，至少不会用英文写，她在信中说：“郑和小说因为没有英美人(至少欧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认为美国读者不会有兴趣的，短的历史小说没处登，长的又工程浩大，不值一试。”张爱玲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看来只能写个南宫搏式的小说。”南宫搏是跟张爱玲同代的历史小说家。但她最后还是没有写。

　　《不扪虱而谈》

　　1988 年2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的散文、小说集《续集》，书前有张爱玲手迹一页、自序一篇。当时皇冠的编辑要求张爱玲写一篇自序，她迟迟未写，我父亲自己隔行写了，他每写一行就空出一行的位置，方便张爱玲改写。但张爱玲并没改写，只在文章第一句话前加了条解释：“书名《续集》，是收集继续写下去的几篇散文，因为隔了一个时期没发表作品，有些人以为我搁笔了。”所以那篇“自序”，实际就是我父亲代笔的。问题是：一代才女为什么会连一篇序也交不出呢?

　　1985年10月，张爱玲写信给父亲说：“我想写篇叫《不扪虱而谈》，讲fleas(跳蚤)的事，目前没工夫也只好先让它去了。”这篇《不扪虱而谈》，顾名思义， 就是写她的跳蚤烦恼，本来是打算放在《续集》发表的。父亲一听便回复说：“《不扪虱而谈》题目极精彩，但写起来极不容易。不过写出之后可以silence(消除)所有的窃窃‘私语’。”可惜跳蚤对张爱玲的困扰，似乎达到灾难级，结果这篇文没有写成，而她很可能为了躲避跳蚤，就连《续集》的序也无暇兼顾。

　　据林式同说，她自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几乎每星期搬一次家。原来她为了跳蚤问题，那几年一直过着流离迁徙的日子，还怎样专注写作?她打算写《不扪虱而谈》，结果却是“扪虱而不谈”，十分讽刺。我不得不想起《天才梦》中的那句名言：“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你说这究竟是艺术模仿人生，还是人生模仿艺术呢?

　　《谈相面》

　　在1989年至1990年间，张爱玲曾分别跟我父亲和庄信正提到自己，打算写一篇《谈相面》的和一篇《谈灵异》的杂文。我不觉得很奇怪。那些占卜算命、心灵感应之类的事情，一直都是她的兴趣所在，随便举个例，《异乡记》和《怨女》中就有一大段写算命的。反映她这方面兴趣的文献，最早可追溯到1937年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刊《凤藻》。当时张爱玲很有创意地把漫画与真人照片结合，画了几页插图，她把自己画成在看水晶球的巫女，又把她幻想中的各个同学的未来都画在校刊上。

　　上世纪50年代初，张爱玲认识了我父母，当时我们有一部牙牌签书，她便常常借来占卜。父亲在《私语张爱玲》中说，那本签书深得张爱玲欢心，“出书、出门、求吉凶都要借重它”，可惜我们在搬家时遗失了。那时张爱玲跟我母亲聊天，曾说：“Medium (通灵者)——从前胡××就说我写的东西‘有鬼气’。我的确有一种才能，近乎巫，能够预感事情将如何发展。我觉得成功的一定会成功。”(见《张爱玲私语录》)

　　到美国后，她在麦道伟文艺营认识了一位“女巫作家”——张爱玲在信中就是这样称呼她的，当时那女巫作家还替她看手相，据张爱玲说，“灵验得可怕”。我怀疑她当时甚至算过命。何以见得呢?两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去学西洋占星术，老师拿来当练习的第一个例子，凑巧就是张爱玲的占星命盘!命盘上连出生时间也有记下，我友人认为，那可能是占星师自己猜的，也可能是张爱玲当年在文艺营中跟人说的。那命盘究竟准不准呢?据朋友说，只要是公开了的事实，都“灵验得可怕”。

　　说回《谈相面》一文吧，那是1990年，张爱玲写信给我父亲说：“提起杂文，我廿年来一直想写一篇讲相面，苦于找不到一本书：62(指1962 年)左右在LA (洛杉矶)中央图书馆见到，书名似是American Presidents(《美国总统列传》)，自开国起，似至Nixon(尼克松)止。作者名字忘了。David Whitney著American Presidents(大卫·C.惠特尼的《美国总统列传》)到处都有，格式相仿，图片与传记内容不同。此书略大些，也没有画册那么大;最触目的是林肯照片特别清晰，耳垂分裂为二，如图。大概因为与Whitney的书太近似，被挤得绝版。那图书馆大火后重建，无法查。本地大学图书馆没有，问Library of Congress(国会图书馆)也不受理。不知道可有办法买到一本?只要看林肯的照片，比我画的还要显著，简直是双瓣ear-lobe(耳垂)。”

　　信寄出后，张爱玲发现自己记错时间，第二天便写信更正：“信寄出后马上想起信中说62左右看到非Whitney著的，也许也叫 American Presidents一书，写到Nixon止。62已有President Nixon?是72。我是十廿年来一直想写篇讲相面，不是‘廿年来’。赶紧又补这封信来，免得看得如堕云里雾中。”那时父亲多数只跟张爱玲谈些实务，例如稿费、版权、外汇等，他也许根本没有头绪是什么书，所以就没再为此讨论下去。张爱玲大概找不到参考资料，文章便搁置了。

　　《谢幕》

　　1979年，六十九岁的剧作家曹禺和五十六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结婚，被誉为文艺界佳话。1980年，曹禺访美，分别到哥伦比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柏克莱大学演讲。张爱玲由此得到灵感，在1980年6月7日致信我父亲宋淇说：“曹禺李玉茹结婚了，两位我都见过，所以对他们的故事很感兴趣。”张爱玲打算以曹禺为题，写一篇叫《谢幕》的小说，讲一位访美的中国剧作家在美国大学的鸡尾酒会上回忆起战后上海电影公司的盛宴，用两个派对来对比今昔。为此，张爱玲与我父亲断断续续进行了达八年之久的书信讨论，可惜到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谢幕》的故事大纲，可在张爱玲1980年9月的这封信中看到：“不记得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曹禺编写《艳阳天》影片时，非常重视李丽华的旗袍料，天天跟她去选购衣料。我想写他这次来美，使他想起战后自内地来沪，一次影片公司大请客，气氛与心境有相同之点——大受欢迎，同时有点自卫性。当时上海新出了杨绛、师陀等剧作家，他的名作都在战前，有些书评家认为他 derivative(欠原创性)，太像O'Neill(Eugene O'Neill，尤金·欧尼尔，美国著名剧作家)。在美国，夏志清等或多或少的属于这一类。他感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威胁，而经过中共治下的封笔，浪头都结成了冰河，倒保全了他的盛名。也许题作‘谢(竹)幕’。他当主角在台上忽然病发，幕急下，替他遮盖了。上海的几个名坤伶那天宴会都在座，他因为有点迷上了李丽华，没大注意李玉茹。我一时也不会写，先跟你们讲讲，免得又出乱子。当然也不完全是讽刺。”

　　之后我父亲回信，立即分析曹禺在“文革”前后跌宕起伏的经历，还告诉张爱玲一些轶事：“我直觉这篇文章仍可以写，例如他到美国讲学，到后来实在讲不出来，只好当场表演‘坐飞机’(红卫兵的一种刑罚)，才令人啼笑皆非。加上记忆坏，耳朵不灵，得罪了不少人，於梨华同他见过面，他却视而不见。拼命complain(发牢骚)。我想国内没有退休的自由，静默的自由方是他的致命伤!‘谢幕’名极好，干脆实指也无所谓，当然不能称呼他为曹禺，就说他在美国表演‘坐飞机’下不了台，幕就落了都可以。”

　　张爱玲很快回信说：“关于曹禺的故事，想写他在柏克莱遇见一个fan(粉丝)，略有点像李丽华，也有点像李玉茹。午夜深谈，她因为他三十年没能写东西替他伤心，他慨然说：‘只要国家强，人民生活得好一点，牺牲我这点艺术生命算什么?’”

　　但几年过去，小说依然没有下文。1985年，张爱玲希望写好《谢幕》，把它放进《续集》，又说：“如果等着它出书，越急越是没有。我总尽可能不给自己加压力。”

　　1988年，我父亲见张爱玲毫无动静，便去信说：“我在翻阅你的旧信，其中有一段讲起你想写《谢幕》，描写曹禺来美后的心理和窘态。这题目很好，构思也好。”随即建议张爱玲把曹禺与另一名剧作家吴祖光合二为一，再加油加酱，“免得读者一看就知是一个名人的caricature(卡通化描写)，thinly disguised(只稍作掩饰)，就没有什么滋味了”。

　　最后张爱玲也没有写，原因从她1988年这封信里可以猜到：“《谢幕》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两个party(派对)，战后上海电影公司欢迎曹禺从重庆回来，加大(加州大学)演《雷雨》后的鸡尾酒会。他的私生活我其实一无所知，全部臆测，除了陪李丽华买衣料这件琐事。”我母亲曾说过，张爱玲的“写作态度非常谨严，在动笔之前，总要再三思考，把每个角色都想得清清楚楚，连面貌体型都有了明确的轮廓纹，才着手描写”。既然对曹禺不熟悉，她便干脆不写。

　　我想，张爱玲也许汲取了《殷宝滟送花楼会》的教训，所以对这类题材特别谨慎。那篇小说，她借用罗潜之这角色来写傅雷，但为了要“掩蔽”身份，用了另外一个人的形象，结果有失真实，把故事写坏了。当然，她也可以明目张胆来写曹禺，像1979年陈若曦用讽刺手法写《城里城外》一样。跟她写曹禺的故事背景很相似，当时钱锺书访美，到了斯坦福大学，陈若曦见过他，不久便写了一个短篇《城里城外》来讽刺钱锺书。但这短篇获得的评价不高，更有人说陈若曦“取小人之径而中伤他人”。对此张爱玲或有所闻，大概觉得明写不是，暗写也不是，唯有放弃。

　　《爱憎表》

　　1937年，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中学毕业。学校年刊《凤藻》刊登了一张调查表，由当年的毕业生填写自己最喜欢什么，最恨什么等。张爱玲的答案往往出人意表，非常有性格：在“最喜欢吃”的栏目里，她填的是“叉烧炒饭”;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最怕死;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常常挂在嘴上的是“我又忘啦!”;拿手好戏是绘画。到1990年，张爱玲在信中跟我父亲提到这张调查表时，称它为“爱憎表”。

　　这“爱憎表”没有收入张爱玲的文集，也没多少人看过，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一位热心人陈子善发掘出来发表。当时张爱玲在编《对照记》，本打算写一篇很长的散文当作附录，称为《填过一张爱憎表》，又简称《爱憎表》。按照她1991年给我父亲的信中所言，这篇《爱憎表》应该是“轻松的散文体裁”，可惜她没有写完。现在我家里有这长文的手稿，很不完整，明显只是草稿，所以我也不准备发表。

　　1990年，张爱玲来信对我父亲说：“《中国时报》转载校刊上我最讨厌的一篇英文作文，一看都没看就扔了，但是‘爱憎表’填的最喜欢爱德华八世，需要解释是因为辛普森夫人与我母亲同是离婚妇。”若不是张爱玲亲自解说，真的很难想象她喜欢爱德华八世会跟她母亲有关!但问题是，即使知道辛普森夫人跟她母亲一样是离婚妇，而爱德华八世又为了辛普森夫人而放弃皇位，我们依然不太肯定张爱玲为什么就一定要喜欢爱德华八世，中间的逻辑有些留白了。我自己猜，她母亲是离婚妇，所以她对所有离婚妇都分外同情，但一般男人却认为离婚妇只是“二手货”，看不起她们，偏偏爱德华八世却为了别人看不起的货色，而放弃大家都觉得最宝贵的江山，应该就是这种强烈的爱憎吸引了张爱玲吧。

　　无论如何，“爱憎表”已透露了她对某些大情大性的人物一向都十分仰慕，这也许解释了她当初写《少帅》的原因。在张爱玲眼中，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似乎将浪漫爱情看得比国家大事都更重要，所以《少帅》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延续着她投射在爱德华八世身上的少女幻想。

　　《美男子》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张爱玲曾打算写一部中篇小说《美男子》，更与我父亲二人往来了八封信，商讨其中一些情节，情况就如当年的《色，戒》，只是这次并没写成。

　　关于《美男子》，张爱玲有一个大纲：一对由台湾去美国的山东夫妇，他们在加州大学读工商管理，毕业后在商行工作，但是觉得为人打工没有前途，最终在洛杉矶开了一间超级市场，生意相当好。这是背景，主线是什么呢?据张爱玲说，“美男子被许多做明星梦来LA(洛杉矶)的少女看中，小说写他离婚经过与离后情形”。我想，“美男子”这题目应该有双重意思，像《色，戒》(Spy Ring)都是一语双关，既指间谍圈也指间谍的戒指，“美男子”既指在美国的男子，也可以指俊美的男子—否则又怎会被许多少女看中呢?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张爱玲心目中的美男是什么样子的呢?《小团圆》中的九莉对燕山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喜欢你的。我不过是因为你的脸。”而书中对燕山的形容是“瘦长，森冷的大眼睛，高鼻子”。照一般说法，燕山的原型就是桑弧，真是这样吗?符立中曾指出，桑弧“肤色深，除却两道浓眉，相貌平常”，而孤岛时期最红的男星刘琼则英俊得多。刘琼外号“中国的葛雷哥莱毕克”(即格利高里·派克)，个头高高，且肤色白皙、五官深邃，跟燕山的外形更吻合，所以符立中认为燕山是刘琼才对。我自己则相信，燕山只是一个合体，外形可能根据刘琼，与女角的关系则根据桑弧，再加一点虚构，像《色，戒》中的王佳芝，只是张爱玲根据不同素材合成出来的角色而已。

　　再说说《美男子》，那个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呢?她没有说。我偶然在张爱玲的遗物中找到一本《皇冠》杂志，1974年11 月总号249第42卷第3期，其中第58页有人放了一张小纸头。那页是一篇励志散文《奋斗求存》，作者钱歌川，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一对中国夫妇博士，找不到工作，索性放弃谋事的企图，到华埠去开了一间商店，倒也生意兴隆，在学术战中虽告失败，而在商业战中却成功了。”应该就是这段文字，启发了张爱玲写《美男子》。

　　巧合的是，我70年代在美国，也遇到过类似的“美男子”。我表姐有个朋友，研究固态物理学，因为得不到大学终身教职，便转行买了三间快餐店的经营权，想不到竟发达了。那快餐店叫麦当劳，当初还没有什么名堂。可见这类故事很普遍。我怀疑张爱玲也可能在杂货店认识这样的人，但跟他们不是很熟，对工商管理也不在行，所以没信心去写。

　　结果我父亲去信，给她讲解了工商管理的性质，还列举了50年代他姐姐的事：“50年代我姐姐和姐夫在旧金山开了一家小型杂货店，苦不堪言，因为用不起工人，人力劳动就把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不用说别的，把一纸箱牛奶或咖啡从门外搬到架子上去就要你好看。做了几个月，勉强把自己的膳宿赚出来，后来以贱价让掉了。”张爱玲得到启发，便自己凭想象补充细节。我父亲更不断鼓励张爱玲：“这篇小说一发表，立刻会有一高潮，因为题目通俗而讨好，可以在《皇冠》和联副(《联合报》副刊)同时刊出，必可轰动。”又说：“《美男子》值得写，慢慢来好了，不必性急，到了我们这age group(年龄组别)，一切都要慢半拍。”

　　这是1990年的事，也许他们太慢，已经来不及写了。

　　(本文摘选自《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宋以朗著、陈晓勤整理，铁葫芦图书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