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是已经死亡的教条？

　　自由主义已经死亡?

　　在21世纪之初讨论自由主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自由主义是一个活生生的主义还是已死亡的教条?事实上，这也正是西方学术界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直到最近，西方学术界的共识似乎是，如果说自由主义还没有彻底死亡的话，至少可以说是处于退却态势。人们普遍以为，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被政治经济学取代，批判法学从根本上摧毁了自由主义的法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敲响了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丧钟。学术界这种共识可以从几本关于自由主义的畅销书的书名看出：《自由主义的终结》《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以及《自由主义的贫困》等等。

　　然则，晚近以来，自由主义似乎又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之势。最近几十年来，整个世界都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一种可以被称作自由化的潮流。在西方国家，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理念在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家与理论家手中发扬光大，对市场经济的复归以及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批评构成最近二十年来西方经济政治改革的核心。不仅美国的里根主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代表了典型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就连那些在“二战”之后很长时期持反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党，如英国的工党以及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在最近改弦易辙，公开地或在事实上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第三世界国家，从拉美到印度，经济自由化已成为声势浩大的潮流。就连从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不同程度地选择了经济与政治自由化的目标。这种全球性的自由化潮流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福山在其借以成名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断言，人类追求历史进化的努力随着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解体而告结束，自由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全人类都将朝着自由社会的方向进化”，这种自由社会的基础是“经验事实不可否认的存在于先进的工业化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关联”。

　　当然，福山的结论可能有过分简单化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最近若干年来，自由主义的理念不仅在西方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中再度成为显学，而且对全球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即使那些并不期望自由主义马上在全球胜利的自由主义者们也毫不掩饰其内心的喜悦。美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斯蒂文?霍尔姆斯满怀自信地写道：“毫无疑义，自由主义不会在短期内独霸全球。权威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仍然存在，种族中心论正在兴起。但是，就目前的情势而论，无论从经济的，抑或军事的视角来分析，宪政主义民主制度显然比它的任何对手都有优越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C就连那些对自由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们，也不能忽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再度成为关注的中心这一事实。

　　自由主义不仅构成当代西方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我国近年来学术界思考的问题。学术界关于自由及其限度、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与产权问题、国家与社会关系、民主与法治等问题的讨论，都会或多或少涉及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评价。

　　国内缺乏系统的自由主义著作

　　然则，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自由主义已成为许多人神往或批评的对象，但国内学术界迄今尚未有过系统梳理自由主义的著作。当然，研究或批评自由主义某一方面、某一发展阶段、某一代表人物的著作并非罕见，但对自由主义的历史、理论及其所受到的批评进行系统梳理，仍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笔者才不揣浅陋，试图对自由主义作一番梳理，追溯其历史沿革，剖析其理论原则，展示其所受到的批评，从而力图显示自由主义的全貌。

　　不过，甫一动手，才认识到这是一项十分艰巨且注定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原因至少有三：

　　第一，自由主义在表面上似乎只是西方近现代诸种意识形态之一，不少著作也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等并列，称之为当代西方意识形态。但实际上，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近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果用一些西方学者流行的说法来表述的话，西方现代实际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

　　如果这样理解自由主义的话，那么，以自由主义作为一部著作的对象就很难说是审慎的选择了。在某种意义上，描述自由主义的发展史相当于勾勒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发展史;剖析自由主义的原则相当于概括并剖析西方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所遵循的最基本的理念;梳理自由主义所受到的批评相当于梳理西方现代文明所受到的批评。对如此庞杂的历史及理论作出梳理与概括，确实是一件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事。笔者知识的局限以及认识能力的局限，将使得本书关于自由主义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笔者所理解的自由主义而已。这颇似盲人摸象。笔者虽力求客观平实，防止片面，但以一己之有限知识，探讨如此复杂之问题，只能是一孔之见。

　　第二，如何对自由主义的历史及理论作出正确评价，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其理论内涵纷繁复杂。对自由主义无论作整体肯定还是整体否定恐怕都是片面的。而且，有些原则最初虽由自由主义者提出，构成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但后来被人们认识到，这些原则所反映的实则不是自由主义一己一派之理想，而是现代社会或经济的要求。譬如，市场经济原则。过去很长时期，我们的理论界都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不可分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在我们进行改革与开放的实践中，类似的例子已经有许多，而且将会有更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改革与开放的过程是一个对西方近现代制度与实践进行重新认识、评价的过程，也是取西方近现代文明之精华、弃其糟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会涉及对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作更深入的认识与评价。这一过程需要许多人、甚至许多代人的不懈努力，绝非笔者一己之力可以完成。鉴于这种理解，本书重点在于追溯自由主义的历史沿革与嬗变，剖析归纳其理论内涵。至于评价，笔者在自认为可以有所评论之处加以评论，而在难以把握之处则不敢妄加评说。不过，为了使读者对自由主义的缺失有所理解，本书专辟一章，介绍若干自由主义批评者的观点。

　　第三，研究自由主义不可避免会涉及中国自由主义的问题。这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传统中国思想中是否包含自由主义成分，其二是西方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命运。

　　传统中国思想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否有某种相似或兼容成分?这是一个为许多人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素来颇有争议的问题。近代以降，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态度纷呈，观点各异。就其主要观点而言，至少有两种主张。一方面，近现代不少启蒙学者在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时，对传统思想曾有过激烈批评，称传统中国政治制度为专制主义，并将这种专制主义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近现代以及当代不少学者或出于对理论问题的真正理解与新的解释，抑或出于文化自豪感，从传统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与道家传统中挖掘出自由主义成分，甚至直截了当称中国古代某些学说为“自由主义”。

　　中国传统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为了理解传统中国文化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除了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之外，还必须考虑到若干方法论问题。首先有一个如何界定自由主义的问题。许多概念本有其特定内涵，若抽去内涵而乱贴标签，对理解与研究问题并无裨益。如果我们注意人们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是否包含自由主义的争论，就会发现，争论的原因之一在于争论者对“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界定全然不同，所以才有全然不同的结论。

　　譬如，严复在论及中国传统制度与思想时，直截了当称之为专制主义，原因是在传统思想与制度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权力界限，皇帝作君作师，在理论上可以支配所有的人，决定所有的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讲的就是这一特征。与严复相反，孙中山在谈到传统中国政治与自由的关系时，则强调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专制，不在于缺乏自由，而在于自由过度，造成整个民族缺乏纪律、缺乏凝聚力、缺乏国家观念，最终导致在现代世界的竞争中软弱无力。

　　显然，严复与孙中山讲的都有事实依据，都包含着深刻的洞见。只不过二者所谈的并不是同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严复谈论的是，在正式的制度设定中，人民无法律保障之自由，皇帝无法律限定之权限。孙中山谈论的则是，在现实政治中，国家实际渗透、控制社会的能力十分有限。在今天讨论自由主义问题时，应该时时谨记分析哲学的一些基本道理，在语义、概念方面多加留意，以免混淆概念，言不及义。

　　除了需要厘清概念外，在讨论中国传统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时，还涉及中国文化的主流与支流的问题。中国思想源远流长，学派繁多，其中不乏某些自由主义的要素。但这些要素是否构成某一学派或者某一思想家思想的主流，仍是一个需要认真剖析的问题。

　　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尽管汲取了古代思想若干成分，但就整体而言是舶来品，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严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梁启超以及晚清不少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思想家中，亦可发现自由主义的因素。胡适被许多研究者称为自由主义者，甚至是近代中国“唯一的自由主义者”。除胡适之外，不少民国时期的思想家与学者都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

　　无论是传统中国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抑或是西方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命运，都是令人神往的研究题目，而且也都是在中国语境下讨论自由主义不可不涉及的题目。但这些题目本身已经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绝非一本讨论自由主义历史与原则的小书所能涵盖。譬如，关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传播及其失败的研究，已成为中外学术界近几十年来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且已有若干有价值的成果。

　　本书作者在讨论自由主义时，力图对自己可能实现与无法实现的目标有一个基本估计。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因素，还是近现代自由主义的命运都是需要专门研究的重大问题。本书主旨在于梳理自由主义的理论内涵，而不在于考察它在某一地域、某一时期的际遇。自由主义是西方近现代的产物，故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是西方近现代的学说。西方古代自由观念之所以被列为考察对象，实因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理论与其古代渊源有不可割裂的关系，而不得不考察，绝非厚彼薄此，数典忘祖。

　　梳理作为一种学说、理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

　　本书在结构上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关于自由主义的定义，在下文将有较详细的讨论。简单地说，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学说、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运动，而且在许多国家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本书的重点是勾勒、梳理作为一种学说、理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对在自由主义影响下或以实现自由主义目标为宗旨的运动与制度只是偶尔涉及，并不作为讨论的重点。因此，本书所谓自由主义的历史主要是学说史、理论史。

　　对自由主义历史的描述不可避免会以某种有关自由主义的定义为前提。对自由主义内涵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对西方近现代、当代自由主义发展历史的不同描述。譬如，英美学术界传统上不把康德列入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行列，但在罗尔斯看来，康德为自由主义奠定了真正的基础。又如，哈耶克在描述他心目中真正的自由主义时，将功利主义者排斥在外，而将一些传统上或许被视为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如埃德蒙·柏克)尊为自由主义者。

　　笔者在描述自由主义历史时，一方面汲取了哈耶克等二战之后自由主义者，关于英国式自由主义与欧洲大陆自由主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的解释，另一方面，大致依循了英美学术界的一些基本传统。譬如，笔者将功利主义时期的自由主义视为自由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不少人恐怕难以接受这种观点。

　　本书第二部分剖析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则。自由主义尽管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学说，但仍然具有某种内在统一性。为了从理论上展示自由主义的内涵，本书对自由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诸如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国家学说等进行剖析。在剖析自由主义原则时，本书将自由主义定位于一种国家学说，其核心是一套关于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主要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

　　当然，严格说来，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与延伸，因此，探讨政治哲学问题离不开对道德哲学根本问题的探讨。此外，政治哲学中许多问题与经济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密切联系。譬如，在讨论国家的职能问题时，必然涉及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涉及政府行为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对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不同作用的理解，构成最近几十年来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其他形形色色经济学的基本分野，构成自由主义政策与形形色色的国家干预政策的基本区别。又如，在讨论自由主义的法治原则时，实际上是在讨论法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现代理性化法律与传统法律的基本区别。笔者十分理解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划分的意义，深知自由主义所涉及的不同方面需要由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但是，为了展示自由主义的全貌，笔者往往不得不涉猎自己并不十分熟悉的知识领域。笔者只希望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粗浅讨论能够抛砖引玉，引起不同学科的讨论与交流，而绝无越俎代庖的愿望与能力。

　　本书的第三部分介绍批评自由主义的学派及其观点。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角度，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都是自由主义所遭遇的最全面、最深刻、最系统的批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由主义的阶级性、历史性与局限性，其理论的深度与观察之敏锐在许多方面是其他自由主义的批评者难以匹敌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涵。对这些内涵已有许多专门著作进行研究，本书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涵盖如此丰富的内容，只得从略。当然，我们将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自由主义的历史与理论。至于分析中的缺点与不足之处，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除马克思主义之外，自由主义还受到其他意识形态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是三种思潮的批评。第一种是保守主义的批评。我们在下文将会指出，今天在西方不少国家以保守主义命名的政党、政治家或思想家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自由主义，有人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他们对所谓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是对现代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批评。在笔者看来，这些批评属于自由主义的内部论争。真正从保守主义立场批评自由主义的是一些在本质上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或憎恶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家。譬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梅斯特尔，20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等。

　　对自由主义批评的第二种思潮是今天十分时髦的社群主义。当然，社群主义究竟是对自由主义的挑战还是自由主义内部的自我批评与反思，这仍然是需要厘清的问题。社群主义出现二十多年来，最初似乎来势汹汹，构成对自由主义的强烈挑战。晚近以来，这种挑战的味道日益淡漠。相反，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似乎有日渐合流的趋势。

　　对自由主义的第三种批评是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潮。这些左派思潮或多或少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有不少与马克思主义类似之处。由于国内学术界对这些思潮介绍颇多，笔者对这一思潮的讨论将着墨较少。

　　分析保守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各种激进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本身是一件巨大的工程。事实上，由于自由主义构成17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话语，批评自由主义或多或少成为西方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知识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些批评有的最终被自由主义容纳，成为自由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有的至今仍然构成对自由主义的挑战，促使自由主义自身不断自省、自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自由主义批评者不断出现，不断创新，才促使自由主义不断创新，保持其活力。

　　由于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本身构成重大的研究对象，笔者在描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时只是选择一些直接批评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即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家。有些思潮，如今天颇为流行的后现代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对自由主义的批评，特别是对自由主义赖以建立的理性主义与普遍主义的批评。但是，后现代主义阵营的许多重要作者并不直接批评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者。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挑战与其说是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倒不如说是对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普遍主义之间联姻关系的质疑。鉴于这种理解，笔者对后现代主义基本未加涉猎。

　　《自由主义》图书简介

　　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的角度看，自由主义都是当今备受争议的学说，本书从自由主义的概念、历史、复兴以及基本原则四部分，系统梳理了自由主义思想。在此过程中，作者凭借其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轻熟驾驭，以自由主义为线，向读者描绘了一张西方思想地图，并从一位中国学者的视角，指出自由主义面临的挑战及其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