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不愿当刽子手，就只能做受害者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惨败》是一部独特的小说，它的情节十分荒诞，充满反讽，但这不是它的独特之处，类似的作品有很多，已经引不起我们更多的兴趣和思考。这部小说的独特在于它描写了现代极权下的人文困境，即在刽子手与受害者之间做出必取其一的选择。

　　凯尔泰斯1929年11月9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裔家庭，年仅十四岁就被关进奥斯威辛，后来又转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二战结束后，他回到匈牙利，完成了高中学业，在一家报纸当记者，但很快他就因不顺从当局而被开除，此后他当过工人，服过兵役。但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过工作，而是一边靠翻译度日，一边埋头写作。他的《无命运的人生》描写了自己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这部自传体小说起初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直到其续篇《惨败》和《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相继发表后，他才为世界所注意，并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惨败》由两个部分组成，前面部分是写一个老人陷入回忆，他一直在构思一部与奥斯威辛有关的小说，后面部分则是写一个名叫柯韦什的人物的故事。事实上，老人与柯韦什都是凯尔泰斯自己，讲述的是他在新制度下的经历。柯韦什从布达佩斯来到一个陌生的外国城市，希望在一家报社开始新的工作，但却发现这个城市似曾相似，没有灯光的街道，两旁的窗户黑洞洞的。实际上，这仍然是布达佩斯。

　　小说情节迷离恍惚，所有机构人员都面目不清，所有发生的事都不合常理。柯韦什的第一夜是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的，他还没有开始工作，就收到报社的解雇信。此后每到一处，柯韦什都要受到守卫的盘问，海关人员也似乎一直在打听他的情况，但他并不觉得这一切很荒诞，而是极力想要解决它。这正是卡夫卡式的荒诞模式：作者与读者保持距离，而不是与人物保持距离。作者知道一切，却假装和人物都处在玻璃缸里，只有站在玻璃缸外的读者，才能看清人物的不自由状态。

　　透过情节，可以看到荒诞的制度原因。钢琴师反对当局禁演经典音乐，由于害怕被捕而躲在公园长椅上过夜。女房东告诉柯韦什，她的丈夫“被拖走和遇难了”，可她却无法向儿子解释清楚发生的事。柯韦什自己则不断被各种机构开除，因为他不具备官方要求的信仰。这信仰也是荒诞的，新闻部门经理告诉柯韦什，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制度：“我们是仆人，全都是仆人!”柯韦什问：“谁的仆人?”经理回答：“一个更崇高的思想的仆人。”又问：“什么思想?”回答：“永无止境的完善。“它存在何处?”“在于，我们永无止境地让人们接受考验。”

　　柯韦什一直在写奥斯威辛的故事，另一个人物贝尔格则在写一个刽子手的自白。这个曾经的纳粹看守宣称，由于不存在另一个世界，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着刽子手的本性，即从服务于某个制度中获得人生价值。这与波兰社会学家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的观点一致，现代人崇奉的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公务员的荣誉感”，而不是个人的道德判断，由此导致普通人自觉地参与迫害。凯尔泰斯的探究更进一步，在贝尔格看来，极权制度下的个人别无选择，只能轮换着当刽子手和受害者。

　　柯韦什后来去服兵役，当了监狱看守，上级告诉他要爱憎分明，那些犯人受到惩罚都是罪有应得。但柯韦什却常常对犯人抱着同情，结果又被开除军籍。法国作家加缪曾写过一篇政论文，题为《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表达了一个存在主义者的反抗。在西方社会，这种自由选择是可以做到的，就像存在主义作家笔下的那些个人英雄;但在极权制度下，当局不允许一个人洁身自好。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你要么当刽子手，要么做受害者。

　　凯尔泰斯描写了柯韦什的一连串惨败，而这些惨败都是他自己选择的。在文学史上，这是一个崭新的存在主义主题，作者通过荒诞展示了一种道德维度，如果必须在刽子手与受害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主人公最终总是选择做受害者，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

　　这部作品告诉我们，在极权社会，那些最有道德感的人往往都是生活中的惨败者。或者说，那些生活中的惨败者往往都是最有道德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