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国出了那么多大师？

　　前些年，白落梅的《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以极度浮夸的文字俘获了无数少女幼小的心灵。在她们的世界里，所谓民国，无非是华美的旗袍和风花雪月的出轨。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有太多特殊的情结，让人心生无数向往。然而，除了这些闺阁情事外，民国还有辉煌灿烂的学术和誉满全球的大师。为什么民国产生了那么多大师?

　　知识分子的收入

　　民国政府尊重知识分子，即便在战乱纷扰的北洋时代，知识分子的收入也是相对较高的。当时的大学教员薪俸分为4等12级，最高级别500元，最低级别100元。之前，毛泽东在北大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时，月俸是8元。据毛泽东回忆，当时的8元月薪已经足够养活自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收入明显提高。学术研究一向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第二生命，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教育、学术和科研事业。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这十年是民国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黄金十年。除了社会经济环境适宜做学术研究外，与北洋军阀时代相比，南京国民政府更注重教育。自1928年形式上统一全国以来，南京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中学法》《中学规程》《小学法》《小学规程》等法律法规，从法制上保障各级教育的有序进行。这些法律法规对学校的组织原则，以及教职工的待遇进行了明确规定。

　　政府解决了教师的经济问题，为他们全心投入教育与科研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条件。根据学者马嘶的研究，当时大学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等人文科类的知识分子有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所以也形成了具有群体特征的生活习惯和情趣。文人们大都在客厅、茶馆、酒宴、沙龙里闲谈，或者逛旧书摊和旧书店，淘书，或者去戏园子听戏，或者下棋、打麻将消遣。文化人生活在一种宽松闲适的环境中，没有任何经济担忧。

　　由于经济无忧，当时的文人雅士生活在极具艺术气息的氛围中。林徽因喜欢在家里办沙龙，座上宾全是一流的学者与作家;鲁迅喜欢逛旧书店，经常淘一堆旧书回来。知识界能沉浸于学术文化之中，这与他们收入高，生活稳定是分不开的。

　　学术机构的改革

　　与教育改革同步的是推动学术机构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了“中研院”。“中研院”，简称“中研院”，是成立于1928年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蔡元培任首任院长。在人文研究方面，“中研院”设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有人认为，全盛时期的“中研院”人文组几乎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另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

　　“中研院”史语所推崇的“新考据学”是当时学术界的主流研究法。岱峻在《民国衣冠》中写道，在抗战前的十年间，史语所组织了15次河南安阳发掘和3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出土大量国宝，使公元前约1400年的殷代传闻变成了信史;编订整理了明清史料，校订了大量文籍，提高了史学标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可观发展;在中国东部和西部进行了方言土语调查，采集了许多标本等。1932年，史语所获得法兰西学院授予的儒莲奖，标志着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等领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承认。

　　“中研院”的设置是民国政府一次较有远见卓识的决策，而史语所的设置更是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史语所几乎是白手起家地开创了民国的历史研究，每个领域几乎都是新的，都需要去开拓和创新。所以，每项研究成果都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当然，民国政府存在贪污腐败、效率低下、体制臃肿等问题，当时以及后世学者都给予过强烈的批评。但是，仅仅“中研院”一项，我们就该对它表示最基本的敬意。

　　短暂的辉煌年代

　　中国学术的繁荣时期重要是20世纪的前50年，肇始于1904年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鼎盛于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选举大会，终结于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其中，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启的论战与争鸣，到20世纪30、40年代达到高峰，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学者和著作，成就了百家争鸣的学林风貌。

　　民国时代学术研究的辉煌是特殊历史阶段的辉煌，当时产生的大家，是历史传承的结果。这批学术大师都有良好的旧学基础，又都受西方思潮影响。他们所以能做出如此突出的成绩，与他们懂西学又不肯放弃传统是分不开的，同时，他们处于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这是从晚清旧时代过渡到民国新时代难以逾越的阶段。这些学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开始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做学问，但他们并未全盘西化，即便是是胡适这样倡导西化的人，在行为方式和治学上依然没有脱离传统。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这批引领当时学术的大师们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择，有的像傅斯年一样，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慢慢从新建起了“中研院”;有的像钱穆一样，带着学生退居香港，创办书院，传承民国衣冠;有的则像胡适一样去了美国，在凄凉的晚景下继续学术探索;还有很多人像陈寅恪一样留守大陆，战战兢兢地度过余生。随着他们这一辈人的故去，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则出现了明显的断层。产生大师的土壤已失，大师之后再无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