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核心，在于学生的投入

　　在美国教育界，经常用的两个词，是engagement和disengagement。中文都很难翻译。所谓engagement，最常见的一个翻译就是“订婚”，当然引申就有了承诺、负责等等含义。另外一个意思，是形容人的精神状态和态度，也许可以翻译为“投入”、“卷入”，disengagement　当然就是反义词，有“置身事外”、“满不在乎”、“事不关己”等的意思。高等教育的成败，往往就取决于学生的精神状态和求学态度究竟是哪一种。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了十几年书，每天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大多数同学，上课来、下课走。这其实还算好的。许多人，上课能来就不错了。这些学生，从来不会主动和教授打交道。上课总是抢最后一排的座位。教授哪怕看他们一眼，他们也会魂不附体地把目光移开。这是典型的多一页书不肯读、多一件事也肯作的学生。不用鞭子赶着，他们一步也不挪。这属于“置身事外”、“满不在乎”的学生。有时，这种学生毕业时会到我这里求封推荐信。我从来痛痛快快地拒绝：对不起，我根本记不得你是谁。选过我的课，成绩在成绩单上。除此之外，我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少量精英学子，每周都去教授的办公室讨论，而且不是找一个教授，是找好几个教授。久而久之，这些学生在教授们中都很有名，大家对他们很了解，日后升学、求知，也甘心情愿给他们写推荐信。更不用说，他们的成绩比其他学生高出一头。这种学生，就属于那种“投入”的学生。

　　要知道，这两类学生，缴的学费都是一样的。但绝大多数上了四年大课，甚至大课都能逃就逃。那些少数的“投入”型学生，其实是每周跑到几个教授办公室上一对一。这种一对一的互动，在我看来就是当年“牛津导师制”的精髓。

　　所谓“牛津导师制”，就是要求学生定期到指定教授的办公室去“论学”，大家可以在没有严格框架的情况下畅所欲言，但往往是以教授对学生本周提交的文章的反馈为核心。教授可能不断提问，也可能反复挑战学生的看法。当然，学生去见教授，脑子里总要有点思想才行，否则无话可说。这种形式，大多是一对一，有时也可能一个教授面对两三个学生。这属于“牛桥教育”的精髓，只是在牛津叫tutorial、在剑桥叫supervision。

　　为什么大多数学生躲避这样的教育?因为压力实在太大。独自面对教授，自己学养如何，脑子是否有分析力，一点都掩盖不了。而这也是最好的训练。在这个课后补习班风行的时代，家长们都很清楚，一对一的课程，每小时价码比集体的大课要贵十几倍甚至二三十倍。然而，正是这些家长，慷慨地给孩子支付了大学的学费。孩子们则把大学里最有价值的一对一的教育跳过，甘愿在最廉价的课程里混。朋友们开玩笑说：咱们中国人吃自助餐时的经济实惠是有名的，算得最精：大家专拣那些昂贵的海鲜。但是，出来留学，则往往是最喜欢当冤大头的：最喜欢上那些最廉价的课。事实上，每个大学，都有这么一个没有被捅破的事实：从来都是大多数“事不关己”、“置身事外”的学生用自己的学费补贴那些整天找教授“一对一”的“投入型”学生。如果每个学生都那么投入，恐怕没有几个大学能招架得住，非得涨学费不行。

　　荣誉课程/学院，则是把这种事实上的教育资源倾斜给制度化了。象“荣誉毕业论文”这样的规则，使学生在最后一年投身于原创性的研究，而且不仅仅是获得一对一的指导，往往是同时获得几个教授的指导。在这样的强化个人互动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而且也让教授们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他们会为自己的学业事业作出更为个人化的规划、提出更为具体的建议，最后当然就落实到写推荐信、联系实习机会等非常具体的帮助和提携。

　　有意思的是，“牛津导师制”被公认为是最精英、最有效的高等教育体制之一。不能广泛实施的最大理由，就是成本太昂贵。据说美国常青藤里大为流行、并被其他大学校方的讨论班，最初就和模仿“牛津导师制”有关，只是十几人的讨论班比一对一便宜得多而已。不过，美国最顶尖的文理学院威廉斯，就保持了这种导师制的传统。在公立大学中，最知名的则大概是俄亥俄大学中的“荣誉导师制课程”。要知道，俄亥俄大学不是大名鼎鼎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排名才第129(俄亥俄州立则排名第54)。其新生的SAT成绩，以数学和阅读两门计，大部分在1000-1180之间。而其“荣誉导师课程”新生的SAT成绩，则在1300分上下，而且要求在高中是班上顶尖的10%才行。相比之下，最近几年炙手可热的纽约大学，新生SAT的成绩在1250-1460之间。纽约大学是排名第32的研究型大学。俄亥俄大学的“荣誉导师课程”，则是前五十个荣誉课程/学院之一。大家大致还平起平坐的地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