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顿和阿玛蒂亚·森，和剑桥传统是怎样的关系？

　　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就像村上春树一样，在诺贝尔奖的场子里也是一本正经当过陪跑的。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对于“幸福”这种终极问题颇有研究，因此，2012年10月，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以前，包括路透社在内的不少媒体将其视为获奖大热门。然而,2012年的诺奖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经济学家埃尔文·罗斯与罗伊德·沙普利。

　　好在迪顿对得不得诺奖以及对媒体的烦人炒作也是蛮云淡风轻的，这点和村上也像。当年经济学奖宣布后不久，他去印度参加经合组织论坛。当地记者问他与诺奖擦肩而过后心情如何，迪顿回答：没得到诺奖有种释然的感觉，我向来明白，对每个人来说其实得奖机会都不大，因为排队等着得奖的人比比皆是，颁给哪位都堪称名实相符，只不过媒体喜欢把事情放大。

　　最近迪顿又该被媒体问候“心情如何”了——他刚刚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迪顿的“幸福”研究很强调以“幸福”来衡量福祉，而幸福与否是一种即时的感觉。他的观点和18世纪晚期边沁的观点相似，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也很是推崇这一套说法。也有批评者指出，边沁的观点早就遭到了他的学生密尔的批判，卡尼曼和迪顿都有意无意忽视了密尔的观点。

　　一个细微的吊诡是，迪顿认为人的感受很重要，但也强调，如果根据人们的表现来判断其感受，又是不可靠的。比如，他说：“穷人也有过很多幸福的体验，在印度，人们生活在难以想象的匮乏中，你一方面发现他们其实挺会穷开心的，但这并没什么用，毕竟无法阻止他们越来越穷。”这其实就是“适应性偏好”，人可以适应逆境，某种程度上还会调整自身的满足感和预期。也有人批评迪顿成天宣扬的“衡量幸福”是个伪命题。毕竟，幸福感这种主观的东西要如何来衡量呢?对此，迪顿的回答是，他试图分析的是人们在回答有关幸福与否的问题时究竟是在考虑哪些要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去问一句“你幸福吗”，而是，在有关幸福这个大框架里，哪些要素是可以被衡量的。这才是迪顿及其同事的研究所在。

　　迪顿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和经济学系，是艾森豪威尔经济学讲席教授和国际事务教授。他在个人主页上对学术旨趣自述如下：“当前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健康、幸福和经济发展。……我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健康决定因素,以及在印度和其他国家进行有关贫困问题的衡量。”的确，迪顿和另一位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相似之处是，两人都关注经济领域的贫困、不平等等问题，都把印度作为重要的观察对象。森对迪顿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迪顿在剑桥大学完成学业，1969到1976年在剑桥从事研究工作。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首先是他的导师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其次便是森。

　　迪顿据说是如今最有趣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他强调计量经济分析，又不唯数据论，碰到各种数据总是要打个执拗的问号。迪顿的计量经济学兴趣也离不开剑桥岁月的熏沐。他在剑桥求学的前两年是数学专业的学生，很自然地培养了对于分析方法的信赖。据他自己所言，他当时有点担心在校期间一年到头就是为了经济学位而读经济课程，所以选了不少更偏向数学计量的课程。不过，迪顿认为这些并非剑桥经济学传统的命脉所在。命脉在哪里呢?迪顿后来自英国赴美国继续开展学术生涯，也常常回剑桥交流，对两边的经济学传统多有体会，他认为美国传统经济学的短板是不够重视分配问题，而剑桥却对此非常关注。他自豪地表示，当年剑桥的琼·罗宾森(Joan Robinson)、尼克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等学者都“对世界的发展和贫困问题充满兴趣”，这才是剑桥传统的命脉。

　　迪顿钟爱阅读，他的文章和公共讲座有浓郁的人文情怀。他认为人文情怀也是剑桥给他的养分。“英国的教育鼓励你去多个领域张望，而不是专注于本专业，我想，文学和历史对每个人都重要，对经济学家当然也是。”

　　迪顿和森都寻求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但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后者试图扩展发展经济学的关注范围，而前者则谆谆教诲我们如何衡量各种人为因素。迪顿被认为是个很接地气的经济学家，观察许多具体而微的问题并思考它们相互之间的勾连。他在剑桥时对医疗和健康很感兴趣，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书籍，这与日后他深入研究收入、健康、幸福、不平等等问题，可谓一脉相承的学术兴趣。

　　201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一书(中文版为 《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2014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清晰地呈现了对世界现状、尤其是对近年来人类历史的看法，一言以蔽之，即“进步和不平等的无休止共舞”。二战以来，全球的收入和健康状况几乎都有所改善，所有国家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都低于1950年的水平。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富裕国家甚至表现得更明显。在不少国家，人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过早死亡、糟糕的教育等困境的威胁。全球来看，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也不断上升。一些发展中人口大国，尤其中国和印度，在限制贫富差距方面已经算孜孜不倦了，把全球日益倾斜的天平稍稍拉回来一点，但许多国家对于不平等的加剧其实一筹莫展。

　　没错，比起历史上任何时候，日子看似都好过不少——人们越来越富，富人越来越多，身处极端贫困的人不断减少。而迪顿在这种太平大势之外注意到的是：贫困和因种种原因导致的过早死亡的绝对人数仍然不少。世界变富了，也更不平等了，所以很难讲是变好了。与之相应的，迪顿也不赞成简单地看待GDP增长。他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谈到：在印度这样复杂的社会里，很多问题是超越GDP的，GDP毕竟无法准确揭示谁得到了什么，而只是告知一个总量，你不知道究竟是一个人得到了全部，还是许多人共享了果实。

　　2014年，迪顿被授予列昂季耶夫奖(Leontief Prize)。该奖设立于2000年，是为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俄裔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季耶夫(Wassily Leontief)。该奖项主要用于表彰像列昂季耶夫那样的经济学者，即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推进对于社会和环境的更全面认识，致力于解决当代社会的公正和可持续问题。首届列昂季耶夫奖授予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阿马蒂亚·森。丹尼尔·卡尼曼和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也荣获过该奖项。经济学家们长久以来认为不平等的加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近年来的经济巨变呼吁经济学家以新的方式理解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因此，列昂季耶夫奖更青睐那些关注贫困和不平等的学者。迪顿荣获该奖的理由是：他仔细观察不平等如何影响社会的健康和福祉，指出了不平等并不仅仅是收入差异的问题，他积极关注微观经济层面的研究，在健康、经济发展、家庭行为分析等领域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