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

　　法治、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三大核心价值。这些业已成为全球普世文明的价值与制度，在近代世界最早渊源在哪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汉南的著作《自由的基因》，将西方近代文明的源头与死忠的捍卫者，毫不犹豫地归之为一个由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国所形成的“盎格鲁圈”，这几个国家都有相同的母语和文化，有共同的历史与文化，都是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后裔为其主体民族，在大英帝国衰落之后，他们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中坚磐石。

　　此书一出，立即在英美和欧陆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作为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汉南是狂热的盎格鲁价值信奉者，他对以德国和法国为核心的欧盟充满了偏见，认为欧陆因为推崇国家福利和社会主义价值，已经偏离了西方价值的主流。而奥巴马上台之后的美国，也正在背离英美传统的正确方向。那么，他所说的盎格鲁圈的政治价值，究竟何指?

　　汉南再三指出，所谓的盎格鲁圈，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它代表着三个注定要改变人类方向的观念：

　　第一，个人自治，其中的核心是契约观念与财产权利;

　　第二，集体的决定必须由人民的代表作出，代表必须向选出他们的选民及其共同体负责;

　　第三，法律不仅是统治者意志的具体化，其作为来自先辈的习惯性权利，对国王和臣民具有同等的约束。

　　作者特别强调英美普通法的历史意义。

　　“当历史学家埋首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书面记录，首先令他们震惊的是这是一个何等好法的民族!”

　　欧陆的大陆法是演绎式的，从罗马法典开始，一部法律先确定大的原则，然后运用于具体的案例。但流行于盎格鲁圈的普通法则是由一个又一个案例累积而成，它们是经验性的，而非概念性的，自下而上地在历史与社会中形成，而不是由国家机器强加在人民身上。法律在人民之中，而非人民之上，著名的陪审团制度将法律判断与事实判断分开，相信依靠普通公民的经验自觉，可以弥补法律与社会的断裂。

　　汉南信心满满地说：

　　“盎格鲁圈正在变成一个由权力下放的、灵活的、独立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它们依靠文化、商业和家庭，而不是由政府机构联结在一起。这样的团结不需要国家的纽带”。

　　联想到斯诺登揭露的美国对盟友的监听，不要说桀骜不驯的法国，连忠心耿耿的德国都不放心，而唯独对其他四个盎格鲁圈的英语国家网开一面，似乎作者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盎格鲁圈的文化就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如今即使在盎格鲁圈国家内部，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巨擘亨廷顿教授生前写过一本《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就忧心忡忡地说，因为受到文化多元主义的冲击，美国建国所赖以生存的盎格鲁-撒克逊价值已经摇摇欲坠，美国将国将不国。而英国对欧盟的三心两意、若即若离，与其说是利益上的分歧，不如说是价值上的对立。一个中国人所想象的统一“西方”并不存在，更不存在一个同质化的西方价值。

　　最初源自英国的盎格鲁文化是一种海洋文明，它与大陆文明无论从历史还是地缘而言都非一脉相传，各有各的历史传统。近代之后的中国所经受的西方文明的压迫，并非一种单一的文明，而是复数的多种文明与文化。究竟孰是孰非，如何勾兑出我们的现代文明，其实是有自己的选择空间的。但不管如何选择，只要这个世界还是以英语为第一交往语言，只要还承认市场和契约是利益交易的最好方式，只要人权原则依然是普世的法则，只要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不是天使、有持续作恶的可能，那么，盎格鲁文化依然是全球普世文明中首屈一指的价值，虽然它需要其他文明与文化的价值加以补充、调和与纠偏。

　　顺便提一句，习近平少年时代熟读的《联邦党人文集》，何尝又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价值的经典文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