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晶：科举时代的士族传承

　　在当今历史学界，所谓“传统中国两千年不变” 论早已不占主流，无论是刘子健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还是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众多海外汉学著作均把宋朝视为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科举制和众多选官制度的完善有力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经济中心的南移、海外贸易的兴盛和坊市界限的突破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文明的兴起，迅速兴起的强调内心修为的道学(理学、心学)展现出跟汉唐儒学完全不同的思想面貌，而应对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威胁而引发的“夷夏之辨”，也可被视为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的源起。种种迹象表明，两宋之际的历史转变，可以跟欧洲现代性的兴起相提并论，自然能将其视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

　　在上述诸多要素中，科举制的普及带来的阶层流动性增强和平等意识的深入人心，是两宋历史转折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从魏晋延续至唐代的士族门阀政治传统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后虽然几经凋零，但仍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另一方面，科举制带来的平等意识虽然已初步普及，但士绅阶层和地方宗族的形成与兴盛，仍然远远没有发展到明清时期的成熟程度。在这样一个大转折的时代里，传统士族如何保有和传承权力?平民阶层的寒士们如何迅速平步青云，进而跻身权贵阶层?或许对于这两类人群来说，婚姻都是传承和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柏文莉写于1999年的《权力关系》一书，以两宋宰相家族和浙江婺州地区本土精英家族为研究对象，揭示他们的婚姻、家族及其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这本美国宋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今年6月被江苏人民出版社引入国内，收录在“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之中。这本创作于16年前的论著，或许能给上述两个问题提供较为完备的答案。

　　随着科举制度的普及，在中国民间，历来有“富贵不过三代”的说法。对于宋代的高级政治精英来说，虽然他们可以通过恩荫子弟为官、科举考试中参加别试、在荐举方面享有优先权等各种方式传承权力，但这些保守策略实际上不足以稳固其家族的政治地位，一旦其后人无才无能，很容易带来仕途的荆棘丛生甚至戛然而止。

　　在这样的状况下，促使子女跟其他官宦子弟通婚，也就成了维护权力的一种重要策略。比如，北宋初的宰相赵普与枢密使李崇矩的联姻、南宋宰相陈俊卿与梁克家之间的联姻。这种联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强化政治地位的考量，可以将两个实力很强的家族的优势集中化。在某一方地位衰落时，可以凭借另一方的地位来阻止或挽救己方的地位，比如司马光的侄孙司马朴就是凭借外祖父范纯仁荫补入仕。

　　然而，宋代的政治生态已经跟前世有了很大不同。在宋之前的社会，获取政治权力主要是靠门第，一个人出身何种门第，直接决定了他未来的仕途发展。而在宋代，仕途的发展与门第关系不大，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的进士身份最重要，尽管同时存在其他入仕途径，但都逊色于科举。在这种全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仅仅依靠与官宦家族的联姻，显然不足以保证权贵阶层的权力传承。于是在上述策略之外，宋代的权贵阶层也会时常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施恩于那些身份地位不高甚至完完全全属于平民阶层的人：诸如庇护崭露头角的士人，并将他们的女儿嫁给极具潜质的进士。这种“绩优股”加“潜力股”结合模式的大量出现，正是从宋代开始。凭借着这种联姻，一方面权贵阶层分散了因子弟无才而带来的家庭没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平民阶层中走出来的进士新贵们，也得以通过最快的速度摆脱因出身贫寒而造成的上升通道闭塞的局面。科举制与联姻互相配合，共同维系和构成了两宋时期等级流动和阶层转型的格局。

　　在这本书中，柏文莉还对两宋时期地方士绅和宗族阶层的初兴做了详细介绍。全书有将近一半篇幅，讲述和分析南宋时期婺州地方精英的家族传承状况。作者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北宋时期，高官阶层致仕退休后，往往选择在都城汴京及其周边定居;而到了南宋，高官阶层退休后，则基本上都是重归故里(以婺州精英为例)。婺州的地方精英虽然起于家乡又归于家乡，但他们仍然通过联姻、结交等各种方式，跟本地区以外的关系网融为一体。通过对这一群体传承状况的分析，能够清晰地发现，鼎盛于明清时期的地方士绅和宗族阶层，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埋下伏笔。

　　尽管我们可以把两宋时期称为平等时代的肇始期，但阶层壁垒和差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一方面，贫寒的平民子弟和地方没落精英，能够通过科举和与高官的联姻方式爬到金字塔顶端的，毕竟只是“沧海一粟”;另一方面，那些功成名就的达官贵人，也无时无刻不处在谨小慎微之中，苦心经营关系网和婚姻网，期待着权力和地位时代永固。正如作者柏文莉所说，“对于生活和命运无法掌控的焦虑之情”，在两宋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的时代里，体现在身处不同阶层的每一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