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很多年前，一位五十年代毕业广州，在上海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青海的，学识渊博深厚、命途惨烈的老先生推荐我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那时尚未经世事、未脱青涩，陈寅恪的独立震慑了我，他生命最后20年的荒寒与忧伤引得本局限于“巴老曹矛”的我开始了对古代的阅读，王充、柳宗元、王安石、章学诚、……一位位历史上的思想者走进我的世界，我不断地体味着尊崇与感动，以及无奈，以及忧伤。

　　感动于精神专制、谶纬盛行、举国若狂时王充的清醒与怀疑。所有被儒家奉为圭臬的观念、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凿凿言辞，甚至已成为时代常识的东西都被他检验、甄别、辨析过，刺孟、问孔、乱龙、讲瑞……王充清醒而理性，几乎是寓目皆疑。他“背经离道、好奇立异”、“非圣无法”，如芒刺般的存在令专制时代的君王极不舒适，乾隆甚至直接警告到，“读《论衡》者，效其博辩、取其轶材则可，效其非圣灭道，以为正人笃论则不可”。但“汉得一人，足以振耻”，王充撕开了汉代文化专制的黑幕，开出了一条魏晋思想解放与自由之路。

　　再后来，读柳宗元、王安石。迷恋于小石潭的清冷与“三不畏”的洒脱。“思想上的高不可及”与“为人上的愚不可及”使得他们的人生几乎一直都是荆棘遍野，偶尔的鲜花也似乎只是为了预约其后更大的凶险。但他们从来都是那样无私与坚持：被贬蛮荒，恋阙之心未改，“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几起几落，始终出入自在：为相，勤勤恳恳一往无前;闲居，悠然骑驴吟诗。有什么可以打击到他们吗?只有安国济民的理想破灭。但王安石听到苦心经营的新法被全数革除，含泪吟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从此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为“利安元元”，他们与“时流”背道而驰，欣赏曾“五就汤五就桀”、“放太甲”的伊尹，怀疑儒家的仁政，不相信德、察、刑能使民“不忍欺”、“不能欺”、“不敢欺”。因为历史从来都是“任德则有不可化者，任察则有不可周者，任刑则有不可服者”。王安石指出，管理国家必须要从思想、认识、制度多方面入手，“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缺一不可。他们不为任何思潮所左右，超然于世俗利害之外，无所畏惧，清醒、独立，是封建时代真正的先觉者。正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假如永贞革新、熙宁变法中的任何一次变革能顺利实施的话，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会提前近千年，世界历史将会重写。无奈这只是“假如”。但他们的担当，他们一味的“孤往”与坚持、坚定成为了我们民族精神的一座高峰，永远留在了传统中，留在了我们的血脉里。

　　再后来读到章学诚。他可谓生逢“盛世”，《四库全书》的编撰使得不少像他一样的书生个个脸颊丰肥，衣履鲜洁。可唯有他，耻于“补苴襞襀”，始终“不与时流”，被“视为怪物，诧为异类”。文化史上，是他最早、最清晰地说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顺势”的重要性的，也是他无情地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技巧：无关乎学术的东西决定着学人的穷达：

　　故君子不难以学术用天下，而难于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古今时异势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学术简而易，问其当否而已矣;后之学术曲而难，学术虽当，犹未能用，必有用其学术之学术，而其中又有工拙矣。

　　他列举出学人的两难：

　　学术当而趋避不工，见摈于当时;工于遇而执持不当，见讥于后世。沟壑之患逼于前，而工拙之效驱于后。呜呼!世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感遇》)

　　章学诚最终还是清醒而决绝地选择了前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见摈于当时的他受重于今日，《文史通义》为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梁启超应该说是比较早理解并且大肆揄扬章学诚的，他的话，掷地有声：“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文，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但梁任公本人似乎不愿仅为“纯粹的学者”，他特别关注政治家的王安石并为他立下皇皇巨传，自己也积极“结缘政治”。他因此被冷眼、袖手旁观者非议。

　　讲求独立与自由的陈寅恪对此很不以为然：

　　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平。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身国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然则先生不能与中国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己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

　　为“急生人”而不择手段的伊尹再一次出现，意味着什么?濡染于儒家思想中士人那天然的利国安民的责任感决定了独善其身是不得已的选择。结缘政治则是因为政治是最直接也是最迅速的大济天下苍生的唯一途径与手段，也是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实现“三不朽”之一的“其二曰立功”的途径。之所以“不或己”，不是因为政治本身的污浊，而是因为历代的阴谋家们弄脏了政治。为“利安元元”，为立功不朽，不得不借力政权，而与政权结缘必然就会有太多的不得已，不得不妥协或者媚附，这，又与操守相悖。千年以来，士人不得不就在这期间不断取舍，取什么、舍什么，都难!

　　再往后看，就到了今天。学者们开始主动用功于“用其学术之学术”，主动曲学阿世、见风使舵、与时俱进，踊跃于作“云集”的“应者”了。操守、情怀、担当，越来越成为奢侈品，恬不知耻、学术不端、蝇营狗苟成为常态。今天以及今后，中国还会有梁济、王国维、陈三立这样的以身殉道者出现吗?还有多少知识分子肯牺牲个人微茫小利而利天下?独立、自由、坚持还在吗?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还有吗?

　　终于明白为什么一直会感动于“荒寒”了，真的是因为知识分子那所有能令人感动的东西都已不复存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底线早已烟消云散。所以，还是愿意浸染在陈寅恪的气息里，浸染在文化的荒寒与历史的忧伤中。前期不论了，死后34年归葬故土时毛致用的题词也不论了。仅看最后的20余年：

　　1942年：“先生(杨树达)……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籍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则国家必宗礼先生，以为国老宗儒，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

　　1945年：“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

　　1953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1956年：“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

　　1964年：“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1964年，距离他辞世只有三年。他已对这个世界不怀任何奢望，遗世独立。也是这一年陈寅恪向这个世界作了最后一次自述，“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未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学，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力，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竞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立言不朽，于治道学术大有裨益，可延续文化的命脉。历史上颓风日盛时，以文化为命脉的知识分子保持着自身的纯洁与崇高，而且还有可能象欧阳修那样以他的撰述扭转残局。从王充一脉下来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其实一直存在着，只是有时候可能化为潜流罢了。相信潜流正在不断积蓄巨大的力量，而且也不会永远“潜”下去。到那时，荒寒、忧伤，所有这一切，应该都只是一片过去的风景了，“一反纯正”也必然不会永远只是遐想，存乎梦寐。

　　作者方丽萍，点击学术名片，可与作者在线交流;壹学者观点集萃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yixuezhe@rucdm.com,点击联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