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认领的90时代，是一个文学的“弃儿”吗？

　　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上海文化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中国青年评论家高峰论坛日前在上海作协举行。四十多位嘉宾围绕“九十年代：从公众参与到私人生活”这一主题各抒己见，试图以文学的眼光来看1990年代。

　　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谈论八十年代。

　　那是当代中国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

　　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用这样一组关键词的分置来描述八十和九十年代：

　　激情、浪漫、理想主义、人文、迟到的青春属于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则步入现实、喧嚣、利益、大众、个人……

　　相对于浪漫的八十年代，现实的九十年代似乎天生缺少魅力。

　　“九十年代是一个无人认领的时代。”李敬泽说。

　　“一个弃儿。”张新颖冷不丁扔出这么一句话。

　　李洱(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

　　九十年代文学带有很强的“非虚构”

　　我自身跟九十年代、八十年代有什么关系?余华有一篇小说很精彩，题目叫做《兄弟》，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一开始是亲戚关系，后来是双胞胎的关系，现在我们觉得是“兄弟”关系。

　　我对九十年代的评价比较高，我觉得八十年代带有很强的虚构在里面，九十年代文学带有很强的非虚构。九十年代第一次把所有文学问题和中国的现实经验结合起来了，用一个时髦话说就是接地气，九十年代文学是经过很多批评家的努力，带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特征，是一种“非虚构”。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确实部分唤起了形式试验，这种宏大叙事，这些梦想，很大的空间收缩了，收缩成面对文学本身的一种写作。我自己感觉是一种贡献。

　　我们想一下写作跟我们的生活之间什么时候构成了像九十年代文学一样如此紧密的关系，就生活本身而言。九十年代文学第一次把文学和生活的距离无限拉近。我们现在来看新写实，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先锋文学之后所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先锋时代作家谈到新写实小说就说是狗屁。但是我们想想后来因为这样接地气，我们想想当时的作家，新写实作家里面，走出来一批很大的作家、很重要的作家，因为他跟现实经验发生了联系。在他要面对生活的时候，他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剥离了很多虚假的意识形态。

　　当然九十年代文学有没有问题，现在时间很还短，还看不出来。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我在1994、1995年之后，对现代文学的认识有一些变化，刚才有人提到赵树理，我前段时间跟“汪晖”先生有一个简短的对话，提到也是赵树理和张爱玲的比较，我无论如何不能把张爱玲看成是重要的伟大作家，我完全无法接受她是“伟大”作家。但是我认为赵树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我发现赵树理处理了很多非常重大的问题，赵树理对所有的问题，不知道跟张爱玲差别多少，就中国经验的紧密程度而言。

　　金宇澄(作家)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黑白照片变成彩色照片

　　一些评论家谈到《繁花》，《繁花》里写到九十年代，也有一些人认为九十年代非常好。但是我个人认为九十年代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时代。这种神奇性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记得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作协这个大厅是非常灰暗的，黑白照片一样，当时的编辑部编辑中午都带一个凉席，躺在这里休息的，还有排队买饭。包括检查身体，看起来都是一个黑白照片。但是后来一下子就变成彩色了，这个大厅里面请过一个香港女作家林燕妮，她一到上海不得了，全上海所有的文人都到场，白桦还当场献诗一首。

　　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我自己记得，会朋友，电话都没有，打一个电话，或者直接就到朋友家里去了，在楼下喊一声，拿一个茶杯，也没有地方坐就在弄堂里。到了七十年代装修，家里还有一个客厅，后来家里还有一个饭厅。再后来就在外面吃饭，一直吃到现在。非常丰富的，《繁花》里面所写的饭局，每一个饭局现在我们想起来都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事，但是确确实实是私人生活，到了这个时代开始有一个公开性的、公开化的实践。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周立民(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我们终于可以不谈八十年代了

　　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兴奋，因为我觉得终于可以不谈八十年代了。对于出生在七十年代的人来讲，我觉得八十年代就是一个传说的神话，而且这种传说的神话在无限放大。但是九十年代对于我们建立了很多实感的经验，因为九十年代我们接受了文学教育，或者说我们就是九十年代的产物。

　　从我自己对于现代文学的兴趣来讲，八十年代像是一个压缩包，在九十年代突然被解压，里面什么都放出来了。但是有一点我很关注，很多新闻学的传统，或者三十年代文学的传统在九十年代其实在不断地被解压出来。我觉得这个作家跟市场的关系，这种东西是被解压出来的。当时我觉得还有一些话题都是非常可笑的，青年作家可以出文集吗?都可以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其实冰心全集都出了，就都这样了。如果用这样的回述觉得这些都不是话语。

　　还有很多当时发生在文坛的事件，我觉得像是鲁迅全集的注释。这都不用说了。梁实秋他们很多作品的复活，尤其是张爱玲，我印象很深，第一次读张爱玲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张爱玲不是现代作家，而是当代作家，她很多城市的描述，跟现在坐在这里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跨越时代的互补。

　　路内(作家)

　　九十年代的作家像街头混混一样

　　九十年代初，在这段时间里我记得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比如《文化苦旅》的热销，王朔的小说和电影的兴起，港台流行歌曲占据各种电台音乐榜，电台深夜谈话节目……然后它们出现了一个递进。无一例外，都走向了九十年代末的小资审美。

　　九十年代的文学也经历了一次大的下坠，我当时还很年轻，只能是凭记忆讲一些作为读者的直观感受，我觉得这可能和中国的整体经济格局有关，九十年代我印象中所有的作家都成了私营个体户，八十年代不是这样的，一部分作家还带有强烈的官方面容。到了2008年之后呢，好像国有化的浪潮又回来了，一部分作家又成了国有企业。但我觉得九十年代那个气氛真是不错的，下坠归下坠，日子也难熬，但作家都像街头混混一样。

　　我曾经写过一个八十年代的小说，被一位评论者评为书写社会底层。我说这个不对，八十年代是没有你那个社会底层的概念的，我写的是城市人啊。到九十年代，底层确实是逐渐形成。当时有一种美好的愿望，觉得这个底层会逐渐向上移动，成为中产，倒确实有一部分人做到了，但大家又忘了一个统计学上的问题：一代一代人都在变老，新人总是从底层开始的，于是在形成中产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底层，他们有别于赤贫阶层，同时因为人数太多而失去了向上的通道。这些人将会在新世纪深刻地改变中国的文化消费。

　　程永新(《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狂欢 但是很多经典作品都出现在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莫言已经完成了他的《红高粱》系列，开始酝酿往后撤退，按照他的话说。那个时候读到老莫的小说语言不是那么的膨胀，不是那么的狂欢，开始有所收敛。

　　九十年代在我的记忆中，格非那个时候还在华师大，没有到北京，他说要开始写一百年的知识分子跟乌托邦的关系，也就是现在的“江南三部曲”，他写了十多年。九十年代还有一次余华跑来跟我说，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部长篇叫《在细雨中呼喊》，我个人非常喜欢。我觉得还是他写得比较好的一个长篇。就是那个时候他说我要开始变化了，我要写三部作品。他说我写第一部作品的时候把自己写哭了。余华是写作特别凶悍、残酷的一个作家，他把自己写哭了。后来拿出来的作品就是《活着》，有一个书商从几千册一直卖到几十万册。我们现在对余华的《兄弟》批评很多，但是我知道这是他三部小说中的最后一部，但是到了下部的时候他已经觉得被这个时代逼到墙角，他已经觉得过去那种老式的写法没有办法涵概他要表达的东西。所以他从下部开始起飞了，用一种夸张的，变形的，这么一种写法，到了《第七天》，他还在飞。说他匆匆忙忙代表中国，我说他是特别想去涵概整个生活。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觉得在九十年代里面出现了很多重要的作品，比如《废都》，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一开始大家骂，到后来我们慢慢地品味出它的意味，品味出即便是这样的小说也有可能成为经典，我的记忆当中出现了李洱这样的作家，在他的笔下知识分子总是很幽默，总是很幽默地毁灭。那个时候还出现了韩东，也是一个亮点，像推土机一样地往前推，非常有节制、非常有控制。

　　后来就出现了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在九十年代的后期，我觉得在酝酿着巨大的一个类型小说的爆发，迸发。现在像《三体》，刘慈欣我见过这个人，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特别的崇拜，看了他的书以后，可以说是崇拜了，九十年代的。所以这个九十年代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点一点的火星一样的，这些火星的点，点亮我的历史记忆。

　　整个的九十年代到新世纪，我们怎么去评价、评估，其实那个时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表面上看那个时候九十年代文学从公众参与，像抛物线一样地往下坠落，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多少年以后我们觉得可能会成为当代经典的一些东西，其实都出现在这个时间。比如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包括《长恨歌》、《废都》，有一个两面性，看上去确实往下掉，可是很重要的作品都出现在那个时期，八十年代是练兵、是文学的狂欢，但是留下的作品很可能都是九十年代出现的。

　　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

　　九十年代是一个无人认领的时代

　　因为它远未终结

　　我有一个总的感觉，就是九十年代是一个无人认领的年代，和八十年代不同，八十年代有很多人认领。我的八十年代，我们的八十年代，认领者甚众，而且可能大家也觉得认领八十年代还是有很大利益的一件事。九十年代就是个没人认领的年代。无人认领也有道理。一定程度上那是因为九十年代远未终结。八十年代那出戏已经落了，它有一个完整的情节，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九十年代，直到现在，远未终结。

　　我们有一些问题，1998年就谈过，现在还在谈。这些问题依然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正是九十年代的力量所在。由于它不那么有吸引力，由于它的戏码还没有完全写完，以至于还无人认领，以至于谁也搞不清楚我领的是一笔资产还是负资产，以至于它如此的复杂、流动、游离不定。八十年代大家都已经分了角色，每个人都在争说我在这一件事上是什么角色，在那件事上我是什么角色。九十年代没人干这个事了，是因为它确实依然是一个开放的、未定的，比八十年代更为复杂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探讨九十年代实际上也是探讨现在。

　　有人说“九十年代一切都变得更真实”，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什么意义上九十年代变得更真实?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第一次面对的是未经命名的经验。是那些没有命名好的东西，在九十年代以前，那个时候当然有总体性在场，一切都是命名好的。而九十年代一下子把我们放到了一个一切未经命名的境地。这未尝不是一种解放，也未尝不是给九十年代和现在的主体提供了一个非常持久的动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李洱讲的，九十年代之后确实文学找到了真正的，不是属于政治家，不是属于社会学家、哲学家的，而是属于自己的，走进中国复杂经验的方法和路径。我始终认为就这个而言，直到现在它也依然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动力。

　　前两天和一个作家聊天时我还谈到，我说我现在不爱看微信，不爱看你们在微信上谈论世界，是因为当你们谈论世界的时候，我知道在你们的话背后都站着谁，站着阿伦特，站着谁谁。我说一个背后站了这么一圈人的作家，绝对有问题。而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内在的动力，内在的宝贵的财富，就是我们身后不要站着一些人，我们能不能真正去面对我们中国难以命名、高度复杂、混杂的，不是从英国、美国、法国学来的办法就可以处理掉的，这样一份经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九十年代并非像我们很多人认为的那样荒废掉了，同时我也觉得确实又像吴亮老师所讲的，太近了。以至于我们都没想到要把它历史化、对象化。同时它甚至还不是历史，就是当下。没有历史感很有问题，太有历史感也很有问题。某种程度上讲我们都太着急了，交给时间，我们在历史面前，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八十年代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已经被很多人事实证明为是幻觉和虚妄的。

　　九十年代教给我们一个东西就是在历史面前，谦卑现在可能依然需要。我很真诚地认为，过一百年我们都会消失。但是回到主题，私人生活和公众参与，公众参与这四个字所代表的意思不管用什么词，往大了说是文学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无可置疑的重要作用。我想这是不可否认的，只不过不论任何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努力地探索文学抵达后的，独特的、有利的、属于文学的这样一种途径，这样艰难的探索，将会被证明是有意义的。文学依然是我们的历史，依然能够被证明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中的一种能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