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钱钟书断言章士钊为“媚世之人”有待商榷

　　钱钟书颇不以章士钊为然，对《柳文指要》几于全盘否定，“诠释见其识趣之陋，标点见其文理之窒，议论见其谄佞之鄙”，“此书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用意相类，均为逢迎主意之作”。[①]并断言章士钊是“媚世”、“媚毛”之人。是否如此呢?

　　一、从书籍出版遭遇的坎坷看

　　1965年，毛泽东就《柳文指要》给章士钊的信中写到：

　　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您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②]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这本书存在着唯物史观的大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异质。1970年，《柳文指要》已排版等待出版，康生要求章士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章士钊致信主席，公然嘲弄在当时奉为圭皋的主义，“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垂垂暮年的怨愤与苍凉跃然纸上。章士钊甚至还坚持己见，“总序中所受友人督教，应须芟削之处，几经反省，因终于原封未动”。此“友人”乃毛泽东。如此态度，何媚之有?

　　钱钟书说章士钊“媚”的原句如下：“媚毛之上山下乡摧残知识分子有如此者。”[③]《指要》中类似赞美新社会及当时政策，带有明显时代痕迹的文句还有几处，如对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评价，对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强调等。但在皇皇百余言的《指要》中，这些言论极少。章士钊主张“吾人知人论世，亦惟从大处远处展望而已”，我们不应当脱离语境，苛求作者，仅凭一二文句全盘打杀。

　　二、从创作目的看

　　“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章士钊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研究对象、他的政治理论水平都与时代要求存在很大差距，所以直言“本编为继往而不开来之作，提出一古不背今之文雅正宗柳子厚，为之的彀”，此书的存在，“应足为刷新世界光华复旦之一有力反照。”章士钊对柳宗元的解读，是忠实柳宗元的，没有扭曲为谁“服务”的意图。

　　自二十年代始，章士钊就与新文化阵营发生过论战，直至耄耋之年，在白话文已取得全盘胜利的新中国，章士钊依然背道而驰，用文言书写《指要》，“即以吾文结束前一代之文笔生涯”。《指要》的写作，是章士钊一生读柳的总结，也是他纪念消亡了的传统文学的一曲挽歌，它宣告着一个时代的最终的结束。为此，章士钊是伤感的，对同年亲友凋丧净尽而己独存心怀忧惧，还有严格的自我剖析：

　　吾则人婉言之，为桐城变种，毒言之，曰桐城余孽，实则桐城与吾绝不近，吾之所长特不知者不敢言，能言者差能自信，文不乖乎逻辑，出笔则差名其所以然，不以言欺人而已。

　　从研究对象，从所用的语言，加之行将就木之年以及与毛泽东悠久的渊源关系，章士钊没有逢迎、谄媚的必要。

　　三、从韩柳轩轾看

　　章士钊在韩愈、柳宗元之间，旗帜鲜明。他欣赏柳宗元的是什么?贬抑韩愈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其他原因可待后论，这里我们只看看他对二人人品的评价：

　　大丈夫立身行己，磊磊落落，与天下人以共见，是非利害，决之于己，如是者柳州有焉;凡事不近人情，必须委屈说明，以求谅于人，大抵其蔽即宿于是，且蔽之所至，纷纶轇轕，嚣嚣嗷嗷，往往经千百年而无能解，如是者属之昌黎。

　　吾屡言子厚是硬汉，从来不受人怜，行文不轻下一个怜字。

　　退之只知求官，无意卫国，稍经摧折，怨悱百端，何其政识之低下，而干进之可丑也!

　　坦诚、真实，完全抛却个人利弊考虑，这是章士钊追慕的人生境界。而阿谀、奉迎、干进，以文为市、哗众取宠这些章士钊本人鄙夷无比的言行，还会去躬行吗?

　　梁漱溟与章士钊交游较深，晚年却有不少文字贬章。但他对章士钊的指责，多为私德，如“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之类，他还是认为章士钊“论人品不可菲薄” [④]。如此可证，无论是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逢迎主意”都有失公道。

　　从《指要》看，章士钊是以柳宗元为人生矩范的，他可能无数次设想过“柳宗元生于今日当如何”，这也是章士钊“逢迎主意”的一个证据：

　　子厚生于今日，定在士者行列，以己力协助隆平，进退惟遇，毫无缺望，社会亦决不觉多此一人，致生龃龉，理有固然，无可类者。

　　柳宗元是那般亢直、坦诚、大胆无私，又是那样有担当精神有责任感。假如生在当代，柳宗元会期待倾尽全力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但他不会刻意、主动去参与，会坦然地面对各种可能的遭遇。这段文字有些含糊，但正如宇文所安所言，文学研究中，我们需要特别留心“语言的含糊处与断裂处”，这一段有些滞涩的文字后面，隐藏着章士钊怎样的思想呢? “这样的一个柳子厚，不正是章士钊的化身?他怕的是诚恐社会觉得多此一人，致生龃龉而已。[⑤]章士钊意识到自己与当时社会是多少有些扞格不入的，但他还是希望社会不去苛求、为难这些于社会发展大潮无足轻重的力量。

　　寿则多辱，晚年章士钊，确乎是满心苍凉的，他很清醒地看到自己与社会的扞格，对未来不无忧虑，但又绝不愿改变素所秉持的原则与观念。至此，你还能说这位“意识形态已经固化”的老先生在阿谀、逢迎吗?只有除却这些窒碍，我们才有资格阅读章士钊。

　　[①]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14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602 页。

　　[③]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14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页。

　　[④]梁漱溟《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章士钊全集》第7卷，第117页。

　　[⑤] 一丁《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出版，1979年。

　　作者方丽萍，点击学术名片，可与作者在线交流;壹学者观点集萃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yixuezhe@rucdm.com,点击联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