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6世纪伟大小说最关紧要的部分，即反讽这一中心问题。它终究是把繁本《水浒传》与其原始素材、也是在较小程度上把它与同时代简本和同一题材的其他通俗文学作品区别开来的东西。我已说过，也正是它使这些作品无愧于英语所称“novel”这一文体之名。用反讽角度来研读《水浒传》的观念显然与那种流行的印象相抵触，即认为《水浒传》基本上正面肯定了梁山好汉的行为。后面这种感觉对各种《水浒传》故事系统的讲述来说可能是对的，那些故事通常被看成是一种对罗宾汉式江湖好汉们反暴政的叛逆精神的歌颂。我认为许多读者对小说故事的印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从通俗文化的意象中得出的现成观念基础上形成的。但我确信，把这些民间意象转用来阐释繁本小说会对其文学旨趣产生严重的误解。

　　在这一点上，夏志清、孙楷第等近代评论家对于《水浒传》着重反映中国传统心理状态阴暗面的倾向所作的评论有很大启发性。从这本书对反讽定义所作的详细描述来看，我要重申这一论点：该小说的主旨既不盲目赞美梁山精神而忽视其不祥含义，也不一概否定绿林好汉所代表的一切，而基本上是持一种暧昧态度。这无非是反讽叙述的反面，是对个别英雄人物的本性及人类行为的意义中某些根深蒂固的信仰提出质疑。关于这层反面意思，我要强调一下如下事实：小说在描绘人们阴暗面相的同时，也着力刻画了一批正面人物形象和理想观念，使读者对所描述的事件蕴意可以有一个更均衡的理解。

　　后面这两个情节里，宋江都在承认他预谋害人之事的同时恳求其受害人“共兴大义”，这不但表明其纳士的方法本身不可取，而且严重贬损了梁山泊一群人口口声声宣称的崇高理想。

　　对宋江及其首位谋士的口是心非再没有比他们强迫人入伙的再现模式中表现出来的更令人不安了。它不仅作为一种结构要素，把梁山泊崛起过程中的许多分散情节连接起来，而且也是对通俗素材中梁山好汉形象进行反讽性改写的核心例证。

　　主要的例子有：第34回屠杀秦明一家，第50回烧毁李应引以自豪的庄园，第51回李逵杀害朱仝监护下的小孩子，第56回诬陷徐宁为盗，第58回使呼延灼百般无奈中“绝了念头”的做法，当然还有第60回至第62回里专为诱使卢俊义入伙设下的圈套等各个关键情节。特别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第42回劫持身不由己的一家老小、并放火烧毁一座体面庄园的那段同一样板的描写，只是这次劫持的对象不是他人而偏偏是宋江父亲，这就再次引起人们对宋江有口皆碑的孝道产生疑问。宋江在秦明投降之后立刻肆无忌惮地向秦明主动承认是他自己亲手策划谋害了他一家的。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第52回我们获悉宋江为使朱仝死心塌地听命应招而亲自下令杀害那个孩子的事。后面这两个情节里，宋江都在承认他预谋害人之事的同时恳求其受害人“共兴大义”，这不但表明其纳士的方法本身不可取，而且严重贬损了梁山泊一群人口口声声宣称的崇高理想。

　　作者在设计这些场景时的深刻用意，大至无情强制的整体方案，小至表明这种心意的字斟句酌片断，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秦明在听说家人遇害时痛苦地喊道：“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朱仝在遭受类似的折磨后也发出同样的呼声。

　　不管怎么说，这类英雄好汉愿为朝廷献身的真情可以从他们自称是中国历史或传说中一些最著名英雄的后裔一事中得到证明。

　　在前面这些段落里，我对繁本《水浒传》特有的反讽针砭已进行了详尽的讨论，然而在把反讽认定是一个叙述修辞原理时，我仍坚持认为它含有某种肯定意义这一方面的概念。因而必须着重指出：小说作者通过塑造一系列体现中国传统英雄观念的正面人物来抗衡对前面这些主人公阴暗面的种种描绘。

　　这类人物第一次出现的完美典范见于小说开头的林冲这一形象。事实上，小说第一回出现王进显系为后面刻画这种类型人物张本。王进的职业、性格特征，甚至遭受高俅迫害难以在京都立足这一点都完全与林冲一模一样。林冲这人固然也有其成问题的方面，但他显然继承了这种正面人物特性，并将它下传给一长串小说人物，包括杨志、秦明、杨雄、朱仝、关胜、呼延灼和卢俊义，他们也大半是行伍出身、号称“骁将”的军官。林冲与杨志的形似特别明显，因为这两员武士不但共有一些相同的品性和不幸遭遇，就连他们各自的坎坷经历也由于“宝刀”这个共同主题而具有某种对仗的结构。

　　这些人虽然出身遭遇不尽相同，但他们在体型和心理素质上都有一些共通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都重江湖“义气”这一点。这与前面讨论过的几位梁山泊主要人物的那种有失体面的举止适成尖锐对比。在面临是否入伙为盗的抉择之际，他们对背叛朝廷之念的严重反感通常都用“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这句话来表述。鉴于这句套语在通篇小说中一再出现，我们也许可以从第120回李逵临死前的一席话里觉察一种学舌的语调。把宋朝与宋江的“宋”字相提并论更增添了一丝嘲讽，就像第75回李逵本人对“宋”姓开的玩笑那样。

　　不管怎么说，这类英雄好汉愿为朝廷献身的真情可以从他们自称是中国历史或传说中一些最著名英雄的后裔一事中得到证明。例如，杨志的身世可追溯到赫赫有名的杨家将，呼延灼是名将呼延赞的嫡系子孙。所有这些都使小说中经常提及延安府种经略麾下的戍边军将们一事增添了意义。还有，吕方联系到吕布以及朱仝和关胜都形似关羽等等，也可看作是这个意思。甚至在小说结尾，作者还给人们遗留下对朱仝后来获得军功的消息(如前在第50回预示扈成功绩那样)。

　　更惹人注目的是我们最终获悉宋江的侄子后来官至高位云云。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出身名门不失英雄本色的好汉被“逼上梁山”往往并不是像这个词语的通俗观念那样事出无奈而是将其曲解成劫持和谋害之类的事不能不使小说的这一方面具有更强烈的反讽色彩。

　　这就引出小说中以及许多中国叙事文里通常提出的另一个和主题正相反的一面，即描写主人公投奔一位值得为之效劳的君王(求主)，或寻求一位能够赏识本人才干的“知己”。

　　反过来说，即使繁本小说中另有这类正面英雄形象的演变，也不能使这些好汉摆脱那种占小说构思里中心地位的强中寓弱型式。这些猛将有他们脆弱的一面，最生动表现于他们都呈示一种孤僻的心态，通常用几乎成为定型套语的修饰语“闷闷不已”四字来形容。这些堪为史诗般英雄人物的画像也都笼罩有一层过分骄傲的美中不足阴影。卢俊义因过度自信而导致他在第61回首次被梁山好汉活擒便是一个极显明的例子。第16回对杨志刚愎自用的描绘也有同样的意味，虽说这次他对手下人一味苛刻也许应理解为当时情况所迫，并非毫无道理的横蛮成性。

　　上述每一个人几乎都由于过分固执自信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终至陷于“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绝境。这就引出小说中以及许多中国叙事文里通常提出的另一个和主题正相反的一面，即描写主人公投奔一位值得为之效劳的君王(求主)，或寻求一位能够赏识本人才干的“知己”。如上所见，林冲和杨志两人的命运都由一把“卖与识货”者的宝刀这一重现的主题而交织在一起了。〔9〕所有这些善于“用”人的象征性描述，都未免使宋江那种拉人入伙的基本方法相形见绌，它既打击了这些豪杰好汉引以自豪的武功，又挫伤了他们的仗义之心。

　　既然作者尽力把燕青描绘成几乎没有瑕疵的完人，因而他在最后交代幸存者命运时，把燕青列入得以安度余生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就不足为奇了。

　　《水浒传》中还有一个人物可归属于正面英雄的类型，而又没有遭到那残忍无情的反讽针砭，他并不像上面那些人都是职业军官，而仅仅是卢俊义家一位不太显眼的仆人燕青。他的初次出场并没有给人留下显赫印象—他看来像是前面嘲讽过的浪子辈中一位角色而已，不过在小说的后半部里，我们便慢慢获知并且赏识这个人的优异品德(这次是名虚人实的情况)。

　　除了他在体质上逐渐显露出一些出色特点—他那出奇强健的体格，加上优美的文身和堪与张顺媲美的洁白肤色以外，作者还赋予燕青多种特殊技艺。他是一位相扑能手、出色的歌唱家、百发百中的神箭手，他甚至还精通各地方言，这在许多场合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具有刚勇无畏的战斗精神，第74回那场摔跤比赛，他甚至在动手之前就早从气势上压倒了对手。他还有一副待人至诚的好心肠，这表现在第62回他对主人卢俊义的赤胆忠心。

　　不过，显示燕青英雄气概的最重要事例倒不在于他的膂力或本领，而是他在感情上的自我克制力。这种能力发挥得最充分的莫过于第81回，燕青在那里全凭自我克制才抵挡住了李师师的百般撩拨，终于使宋江毕竟得以遂其宏愿。燕青在这里的举止反过来映衬出第72回里宋江这个软骨头在类似情况下的表现，而那次会见也是全靠燕青的风流与手腕才得以实现的，在那段情节里，燕青得体地躲过那位娇艳名妓的调情并诱使她设誓拜认他为义弟!该处用了一句小说中最委婉的白话文学语言表达了他的用心：“(那八拜)拜住那妇人一点邪心。”当作者紧接着断定“若是第二个在酒色之中的，也坏了大事”时，他的矛头所指已是昭然若揭了。

　　既然作者尽力把燕青描绘成几乎没有瑕疵的完人，因而他在最后交代幸存者命运时，把燕青列入得以安度余生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就不足为奇了。末了，燕青在好梦将完之际，急流勇退，诚可谓有远见、识时务，难怪作者说他是一位“知进退存亡之机”的人。

　　燕青这一可人的形象中所包含的肉体和精神方面各种美德优点也许可概括成小说中多次用来形容他的“风流”两字。这一褒贬两可的字眼用在燕青身上偏向于此词语义范围的正面一边，意指“既重感情又洒脱不拘”之类。〔这使我们再次回想到那些徒有虚名的“英雄”武松、李逵和宋江对异性表面嫌恶实则容易动心不能自持的尴尬情景。

　　杨雄和石秀或卢俊义和燕青间那种坚贞不渝的友情的描绘也不能不使宋江与李逵间体现的不纯真的手足情谊黯然失色。

　　小说一些著名场景中对这些人物的处理方式与某些早先传述他们故事的剧本正好相反，意在强调他们对女色的潜在仇视，与另一类更富有男子汉气概的英雄们形成尖锐对比，后者照例都是已有家室的，而且常对妻子和家人有深厚真挚的依恋之情。

　　早在小说开头处就有林冲与他妻子相敬如宾的戏剧性动人场面(他的妻子恰好是小说中着力描写的少数女性之一，她既不像一般的女性典型人物，也与阎婆惜、潘金莲和潘巧云等一系列淫妇形象有别)。在小说文本中，这种男女恋情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描绘，并仅限于少数场面。但我却在这些有限的情节里发现有一种能与那种以不近女色为标号的好汉俗套相抗衡的紧要因素。不错，在杨雄和卢俊义的事例中，这种恋情确实遭到了背叛，不过作者在对后一事件的描写中，特别注意避免把卢的妻子简单地塑造成淫妇形象，让她对自己的行为有辩白的机会，而且这些申诉之词也不是毫不足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