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们是否在过度消费张爱玲——从张爱玲的《少帅》谈开来

　　《少帅》的出版，使得张爱玲热潮又一轮出现，有人认为从《小团圆》开始，张的“新作”就不断出现，从而引起了一些担忧:现在是不是过度消费了张爱玲?说实话，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张本身就是个”话题女王”，新时期她在大陆的时兴，是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张爱玲、金庸等作家作品恰逢其时。在当下，张爱玲作品魅力不减，我个人意见认为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讨论对一个已故作家而言，出版所谓不完整(未成稿)作品究竟好不好，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出版的，主要看我们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事情。卡夫卡的作品也是在他本人在违背他生前意愿的前提下被出版的。同样，西川、骆一禾也让海子更加丰满。很多诸如此类的个案，证明了这种做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不言而喻，人们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也都想自己或自己所关注的对象能最大程度上树立一个光辉的、良好的形象，尤其是对于中国人而言，自古就有大团圆或者爱而美之的心理，这无可厚非。不过我认为，除了正常程度的传统行为和心理作用外，我们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去接受一个比较丰富、多面的真实形象呢?如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二十世纪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的认知，还原了这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身上的一部分人性。当然，我个人并不支持或者鼓励去挖人隐私或黑幕，我只是主张在合理的范围内去还原一个人的生活或者形象。

　　就张爱玲个案来说，如果出版未完成文本这种做法是心存善意或者是至少中立的，是为了丰富了人们对张爱玲的认知，推进张爱玲的研究，也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如果出版的目的是为了单纯的恶化或者丑化，其行为就值得商榷。当然，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在读者中引起了什么样的效果，解读到什么程度，这并不是出版者所能操控的。

　　其次，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张爱玲?胡适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这是一种灼见，不管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文学样式的更迭，还是时代的风云变化，其中有一个似真似幻的身影一直在若隐若现，生生不息，那就是通俗文学。

　　《唐传奇》《金瓶梅》等不必赘言了，就算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20世纪早期，熟悉现当代的读者应该知道20世纪早期的徐枕亚、张恨水、张资平一类作家在当时的市场影响力有多大，可以说不逊色于鲁迅。有统计“徐枕亚的《玉梨魂》先后再版超过三十次、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数十次再版”。这里面最红的作家，是张资平。以四人感情纠葛为题材的小说《飞絮》(1926年初版)为例，5年内印刷了12版。” [1]，再看金庸琼瑶，以及今天大量功成名就的网络作家(现在网络文学研究者正在想法设法把网络文学归入到通俗文学的类型小说中去，用以界定合理的来源和身份。我个人认为网络文学中还是有一部分比较严肃的文学，这类作品的影响力还有待查证，不过从近些年网络文学的推评来看，影响力最大的还是通俗文学，且网络文学主要的类型也是通俗文学)，都是对当下文学格局的一种实证。

　　我们不妨把文学从内部做一个比较：就现实情况来看，形式自由灵活、局面丰富繁盛、影响巨大的网络文学足以证明通俗文学生命力的强大，其缘由无非是由于生存压力的巨大，或者价值观的多元，让使人充满轻松、释放压力的通俗文学的占据了绝大市场。

　　相对生机勃勃的通俗文学而言，传统的严肃文学则相对被人冷落，中国当代传统严肃文学生存空间原来越闭窄，影响力越来越式微。当然有研究者对整个当代文学的现状与未来持一种更为悲观的态度：“今天我们面临的电子化、数字化的影像、声音与互联网传播时代，可能真的是另一个文明时代，我们不妨称之为‘视听文明’的时代，这是与传统的口传文明、书写文明不同的另一个文明时代。文学面临最大的难题则是:在‘视听文明’时代如何生存下去?这一切不应该成为我们抛弃或逃离文学的理由，相反，正因为要面对一个到来的新文明的挑战，我们要困守文学和文字，要守望‘剩余的文学性’——这是我们维系传统记忆，警惕视听文明可能灾变的一项义务和责任。”[2]很显然，陈教授是把文学和其他类型做了比较，得出了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和让人警醒的效果。在这个背景下来看张爱玲热，可能会说得更清楚些：尽管张爱玲是不是一位通俗作家大家还各执一词，但却都认定其作品具有较为浓厚的俗世气息。在今天她的作品能够一再被大众接受，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再次，是关于因果关系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究竟是谁在决定我们的眼光和道路?众所周知，出版物的最终面世，特别是在当下环境中的面世，肯定要经受作者、出版者、读者(批评家)、市场相互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但对一般作者(刘慈欣在2015年10月14日北大中文系的座谈会上曾经谈到，他早期创作科幻作品时，遭到出版社的多次退稿。很多其他作家在未出名以前，被退稿也是家常便饭)或者说已经逝世的作家而言，出版方具有更大的决定权。反过来说，就算普通读者对某种文学有需求，但如果商家不出版，普通读者的这种需求就无法获得满足。

　　在这个前提下来说，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决定权并不在我们手中，因为商家和市场之间有一个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的关系，任何一种市场的形成，都是诸多商家发现商机、争夺市场、引领潮流、夺取胜利的最终体现。我们知道商家必然要出版东西，但是出版什么具有相对的偶然性，举例而言，读者可能知道最近在出版张爱玲作品，那么，是重版以前的经典呢，还是出版未完成稿?这种决定权就掌握在出版者手里。是他们决定了读者的目光和道路走向，是他们决定着读者关注的热点，他们那些铺天盖地的广告，众声喧哗的推榜，书店中显而易见摆放位置，时刻都在影响着读者，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读者的选择。

　　总而言之，张爱玲未成品作品的出版，是否存在过度消费，得看读者怎么界定。或许绝大多数读者也就仅仅读了一遍，在谈论着是否存在过度消费的，也就是“守望着剩余的文学性”的少数读者而已。

　　2015/11/5

　　[1]王茜：《从张恨水到茅盾：看民国小说风尚》，华西都市报，2015年04月25日

　　[2]陈晓明：《守望剩余的文学性•自序》，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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