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社会”家庭伦理的回望与思考

　　一

　　《家人父子》是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收官之作，而且也是我的学术研究的收官之作，今后可能做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了;会用学术方式，会遵守学术规范，但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说“收官”我怕有点自我炒作的味道，有人想到收官就会有好奇心，我看她怎么收官的，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事实，就是到此为止。我画条线到此为止，今后不再做了，还有题目，还有材料，但是不做了。我觉得那些题目别人做很可能做得更好。

　　我在台湾跟明史界的同行说——面对同行大家就不必客气了——我说这本书叫《家人父子》，大概有点勉强，因为它可能有7/10的篇幅是关于“夫妇”的，关于“父子”大概只占3/10，大家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更好的书名?但是直到我交书稿的时候，仍然没有人在这方面帮我一把，所以就索性叫《家人父子》了，因为这个题目稍微宽一些，和内容也还算一致，所以就用了这个题目。

　　我在北大跟同学们讲《家人父子》的时候说过，我在伦理问题上有一点特殊的敏感，有时候甚至有一点自虐的倾向。我常常会很久之后还记得，甚至几十年前看到的都会记得很清楚，这好像像是虐心的那种行为，自己完全不能克制。比如现代文学，有两篇小说涉及母子的，我都很难忘记。一篇是蹇先艾的《水葬》，他写一个贫苦农民偷了点东西，大概是小偷小摸之类，当地乡民为了惩罚他，把他沉船了，水葬了。可是那天晚上，他的双目失明的老母亲，还在家门口的场院上等着他归来。这个小说就使我无法忘却，我会反复地想，这个老母亲等来的会是什么?下面的日子该怎么过?

　　还有一篇是蒋光慈的《田野的风》，可能搞现代文学研究的是知道的。一个革命者他在当地发动农民，搞农民运动，农民要去烧他自家的庄院，这个时候他的心情很矛盾，矛盾在什么地方呢?他想到了他卧病在床的母亲。我想就是现在想起来，这也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当时革命和恋爱的关系，曾经被热炒，其实我也并不认为那就是伪命题;但是最终大家都能够了解，革命和恋爱是可以兼容的。

　　然而还有一个难题，比革命和恋爱之间的关系更难处理，就是革命和家庭、亲情。我现在也不能够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应该如何，应该怎么样，就像古人说的忠孝之间的关系，有一点类似之处。有时候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你确实要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是这，或者是那，不可能兼得。我就想，这个革命者该怎么做呢?我为他想不出一个解决问题之道。革命和家庭、亲情，现在是不是有了讨论的空间呢?应该怎么讨论这个问题?这仍然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媒体上报道，有的革命者，在自己的晚年，他想起当年出走之后，他从成都出走，事后才知道，他母亲哭瞎了眼睛。然后他说他1964年回到家乡，他到晚年很后悔那个时候没有向他母亲下跪。我看了这个回忆就想，你1934年离开家，为什么到1964年才回去看你的母亲，你1949年就可以回去。我觉得这些故事该怎么解读呢?这个跟我们这个题目不能说毫无关系，事实上写到最后，在我背后推动我做下去的一个推动力，是对于当代伦理问题的关心。我认为我们的文宣应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这样才有利于重建我们关于家庭的价值观。

　　二

　　我们接着还是讲当代的问题。上次在北大谈到，我在这本书的余论部分，涉及当代农村的伦理状况。过后一个小朋友跟我说，你说的状况并不是近些年才发生的，我想他应该指的是在现代史上，农民离乡到城市谋生就已经发生了，当然你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事实上传统社会，自始至终内部都有解构它的倾向。但是我仍然要说，像这种巨大的、剧烈的、结构性的变动，仍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才发生的，尤其是城市化、城镇化，大批农民进城。这个小朋友说的那种情况，可能在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小说中写到的很多都是限于东南沿海地区，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北方这种情况很少，对农村也没有造成结构性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最近我读到贾平凹的一篇文章，说美丽乡村这些很好，关键问题是乡村没有人了;其实也不是没有人了，有的是老弱妇孺，没有能力到城市谋生的人。因为他是陕西人，是商洛这一带的人，他说一条沟一条沟的村庄消失了。这种情况绝不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的，虽然梁漱溟也说过乡村结构性变动，其实发生得很早，甚至不只是始于近代。这些问题都应当说是我写这本小书的背景的一部分，因为我要不断往返于明清之际和当代。待会儿我还要说到，写这本书有些地方，有些章节，有些题目，事实上是很有痛感的。并不是做任何学术研究都要有痛感，但是我做这个确实有痛点、有痛感，有感同身受的那种痛。

　　再谈谈古代和当代的有些不同，即使中国古代私域和公域的界限不是很分明，但是我写《家人父子》的时候，还是注意到了，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他区分得很清楚。比如我写祁彪佳，据说他一表人才，夫人又很美貌，在当时被人称为“金童玉女”。但是他是一个很强悍的官吏，诛杀起来毫不手软，而且确实有能力。但是回到家里，扮演家庭角色的时候，是一个很温存的丈夫。最后自己自沉殉明，甚至没有拉着老婆跟他一起死。那时候拉着老婆，拉着妻妾，拉着一家人同死的大有人在，但是他这时候仍然保持了他对家庭的那种温情。他把臣子的角色和家庭的角色分得很清楚。

　　人伦之变，不仅特殊时代有，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就是和平时期、平常岁月都可能发生。比如我写到刘宗周门下一个知名的儒者张履祥，他遇到一个很尴尬的事，他的女儿被他的女婿和妾毒杀了，周围的朋友都劝他不要深究。张履祥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自然是很痛苦的，这就叫做人伦之变。但是这种人伦之变还不只是发生在张履祥一家，这种事情并不是非要到明清之际发生易代才有，但是一旦发生在明清之际这样的瞬间，人们马上会把它嵌在当时社会的大图画中，好像所有家庭事件、社会事件都必由当时的大背景来解释，这可能也有误区。其实在这样的时刻有变有常是很正常的，在动荡的时世，比较稳定的还是家庭、家族、宗族等等。有可能是个安全港，有可能是个避风港，但也有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家庭你何尝可以小看它呢?它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总之它很重要。

　　三

　　我刚才说了，写这个过程中，确实是有痛点、有痛感的，但是我也注意到，不要滥情。我是研究文学的，但是我做学术和写随笔，我是把它们严格区分开的：个人情怀有时候我会用随笔的方式表达，前后有三四个随笔集，那里面都有表述我的个人情怀;但是做学术我还是很节制，而且严守学术规范。

　　比如我也用随笔的方式做过明清之际的有些题目，写过一篇比较长、一万多字的文章，是讲清初庄氏史狱中的几个人物，那就是用随笔写的，跟做学术是用不同的方式。关于清初的文字狱，杨念群先生比我熟悉得多。我为什么用随笔写，而不做学术论文呢，因为我没有把握把它做成学术论文，我没有充分研究别人在这个上面做了什么，哪些是别人没有说到、没有想到而我说到、想到的，在没有想到之前我宁可把它写成随笔，而不是做学术论文。

　　我后来看到两篇关于《家人父子》的随笔类的文章，是讲读后感的，有一点出乎我意料，这两篇文章几乎都对冒辟疆表达了义愤：这真是一个渣男，他配不上董小宛这个女神!(笑)会有这样的反响，我觉得很奇怪，我绝没有不能容忍冒辟疆的意思。反而我觉得冒辟疆这么坦然、这么坦白地讲自己的家事，不只是跟董小宛，包括和他的妻子，包括和他的弟弟，有的会被认为是丑闻的，他都白纸黑字写下来。当然了，那个文集是他的后人整理的，我不知道冒辟疆愿意不愿意把有些东西收入文集，反正是收入文集了，我看到了，后人看到了，这些材料很宝贵。而且冒辟疆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

　　我们知道，有一个更知名的人物，就是吴梅村，他有一个比较相好的风尘女子卞赛，也是向他表达了这个意思，要跟他，因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想找一个归宿。但是吴梅村装聋作哑，不反应，然后卞赛就放弃了，当然她内心很痛苦。过后吴梅村在一个小诗中写到了当时的情况，他当时是什么反应，过后怎么样与卞赛重逢，重逢之后的情景。我在这个小书的附录谈到，吴梅村毕竟是个大家，就笔力而言他是胜过冒辟疆的，他写得更有力量。吴梅村并没有表示悔意，因为他不能接受卞赛有各种原因，尤其是家庭的。他要想到为一个女子负责，他不答应也可能是一个负责的态度，所以大家不要对冒辟疆过分苛责，我们不能够这样苛责古人。我们只能够苛刻一点要求我们自己，但是不能够要求古人像我们一样。我看到这样两篇文章，觉得有点出乎我意料。而且我觉得对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婚姻生活，应当有更丰富的了解。我希望这本小书，能丰富大家对于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理解。

　　四

　　我的学术背景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在今年是个热门话题，现在还有一个又一个的讨论会。我在各种场合都说，我现在的认知，不足以推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很多基本的判断，包括家庭压抑性，包括家族，男女不平等，女性受到的压迫等等。但是，至少这本小书会丰富你的了解，并不到处都在压迫，到处充满了苦难。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时有一首歌，“旧社会一口苦井万丈深……妇女就在最底层”，到现在我还记得这首歌。当然这里有一些基础判断，并不应当颠覆，但是确实，无论士大夫还是普通人，他的生活中，婚姻关系、家庭内部的关系、家庭内部的生活，都是各种各样的。不妨展开你想象的空间，敞开一点，能够想象别种图画。比如这里引用了一种说法叫“古风妻似友”，这是归庄说的，归庄显然跟他的夫人关系很好，他的夫人从诗里看，是一个精灵古怪、极其聪明的女子，归庄和他的妻子的关系我是相信的。

　　但是我也注意到，我没有看到有人说“父子似友”的，父子似友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未必没有，但是我至少没有看到过这种表述。别人来提醒我，说汪曾祺有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这个很有名。昨天晚上我和一个老同学一起用餐，我还问他“多年父子成兄弟”有所本吗，古人有类似的说法吗，他说好像没有。汪曾祺这么一说就成了名言了，但是古人未必没有多年父子成兄弟这种现象，只不过没有这种表述。但是父子关系，在我的感觉中，确实更有压抑性。所以我找不到更多的材料，就自我解嘲吧，也是归之于父子关系本身的问题。但我也想过是不是我找材料的方向有问题，是不是有材料，在某个地方，而我没有注意到，我的视野有问题。所以这写得最薄弱的部分，我希望在座有人重写，或者把它做一些重大的增补。

　　这本小书更接近于文学，因为材料大部分是传记材料。当然我关于明清之际研究的材料是因为所做的题目而逐渐扩展的。比如做《想象与叙述》，我才读南明史的著作，或者开国史我都是这个时期读的，并不是一开始做明清之际的题目就先来读别人写的史学著作的。传记材料也是，因为写到《家人父子》，你只能在传记材料中寻找线索，这时候我才回头来看传记线索。原来我看刘宗周，主要看他作为忠臣的一面，他是一个名臣，而且是一个大忠臣;这时候我看刘宗周注意力就集中在他写他和他夫人的关系，以及他儿子写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很动人。而且我注意到这一点之后，我对刘宗周有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原来在我的想象中，刘宗周也像别人写的那样，面目严冷，确实是一个道学之人，而且是一个“粹儒”，那是毫不含糊的，但是看到这一点，他怎么对待他的亲人，很动人。那些大名士不一定都可以做到，而且那些大名士有的在迂腐程度上还超过了刘宗周。我觉得刘宗周特别真诚。

　　我要承认我很难进入理学脉络，所以对于刘宗周理学那一面确实了解得不能说深入，但是我相信他很真诚。另外他扮演家庭角色的这一面，不只是他成了一个“粹儒”之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是这样，所以他的人性中就有温情的一面，面目严冷是别人的感觉，也有人说到了晚年在他面前也是如坐春风。

　　这些传记材料并不是都可靠，因为“谀墓”即奉承死人也是一种传统，现在大概这个传统仍在，大家会恭维死人，而且觉得有些文字里不便说人家的坏话，揭人家的短，所以墓志铭、传这些都不可全信。因为我不是做传记研究的，所以没有愿望做考据工作，我觉得他写的即使是有作伪的成分，也能够表明他所认为的理想的夫妻、父子或者理想的人是什么样。所以这些传记材料，最好搜罗的范围广泛，并存异说。古代有一种治史、写史的方式是纂辑，它并存异说，不做判断，“传闻异辞”，可以打开想象的空间，未尝不可。现在正史一般不会用这种写法，但是我想个人史学的著作，仍然不妨采用这种写法，这样也可以使你有更大的选材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