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意象中的鲁迅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鲁迅是绕不开的经典，也是常说常新的话题。近日，李静的话剧剧本《大先生》出版，刷新了很多人对鲁迅的认识。据悉，这部话剧将于今年11月在北京首演，这将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将鲁迅形象搬上话剧舞台。

　　不同于很多人书写鲁迅的仰视视角，李静将鲁迅“拉下神坛”，他不再是“斗士和导师”，而是有着痛苦和困惑的“一颗复杂而本真的心灵”。

　　在这种平视中，当然少不了对鲁迅的反思。作者说：“鲁迅的平生，有三大伤心——早年不幸的婚姻，中年兄弟失和，晚年与全心扶助的左翼力量闹得不愉快。”这部剧作也在这三个层面体现了对鲁迅反思的深度。

　　一

　　李静认为“爱与自由的悖论”是贯穿鲁迅一生的精神逻辑。其私生活领域的婚姻也不例外。

　　剧作中，在鲁迅看来，爱就是要牺牲，要舍己。他爱母亲，为了母亲，他舍弃自己的幸福，奉母之命，与朱安成婚，甚至决定为此“做一世的牺牲，还掉四千年的旧账”。但这何尝不是以牺牲朱安的幸福为代价呢。对这个他不爱的女人，鲁迅是连理也不理的。剧作中，朱安说道：“连路边的讨饭婆我都羡慕，因为她能得到你的笑脸，你的安慰……为什么你可怜每一个受苦的人，却从不可怜我呢?我也是人呀……”这无异于家庭冷暴力。而当鲁迅遇到许广平后，两人却自由恋爱、结婚生子，还依然与朱安保持有名无实的婚姻。

　　鲁迅舍己为人，事实上却牺牲了朱安成全了自己。牺牲不牺牲，本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但在爱与自由的纠结中，让弱势的朱安，做一辈子的牺牲，未尝不是鲁迅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这一点上，周作人与钱钟书都是对鲁迅抱有看法的。在周作人看来，爱是必须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的。他曾写道：“我因为爱自己，所以爱人类，我因为爱妻子，所以爱妇女，我因为爱自己的女儿，所以爱世间的儿童。”

　　在这一点上，周作人似乎比鲁迅更清醒。可以说，这一思想上的分歧，也是兄弟失和的一大诱因。

　　二

　　剧中，面对权势，鲁迅将自己的血滴在绳子上，希望用血绳来保护无权无势的人。也可以说，鲁迅在这里是以鲜血来抵抗专制屠夫。然而，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想抵抗专制，必须要靠更多的鲜血。这时候，鲁迅就要求周作人也要将自己的鲜血滴在绳子上。

　　这就未免有了道德强迫的意味了。这种道德强迫症一旦发作，很容易就变成新的奴役。在剧本中，鲁迅说：即使是绳索，也是爱的绳索。周作人却说：“即便是爱，也是绳索似的爱。大哥，努力才需要这样的爱，自由的人，不需要。”

　　套用以赛亚·柏林的理论，鲁迅追求的是“即使你不想要自由，也要强迫你自由”的积极自由，而周作人追求的是“免于他人干涉”的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一定程度上会通往奴役之路。而周作人追求的“自己的园地”，也需要时代的成全与制度的保障。要命的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恰恰是容不下“自己的园地”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偌大的校园已经放不下平静的书桌里，这时候，周作人还妄图追寻个体的价值本位，最终成了汉奸。而到了1949年之后，在革命浪潮中，他最终被风暴所淹没，成为了牺牲品。

　　不管道路通向何方，用道德去迫使人做出选择总是会令人不舒服的,李静也说俩兄弟失和“恐怕也因为受不了他的道德强迫症吧”。

　　类似的思想分歧也存在于鲁迅与胡适之间。他们由“新青年”同仁到反目成仇，恐怕也与他们的理念分歧有关。剧中，他们的争论常蕴含着对自由与平等关系的不同理解。在《一个戏剧菜鸟的“鲁迅”编造史》中，李静指出了鲁迅的一个主张，即“在自由之前，应当先求平等”。而胡适更侧重自由，这也是两个人的根本不同。

　　平等，当然是人类的梦想，不过平等只能是权利的平等。建立在结果论上的平等只能导致自由的丧失与奴役的降临，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价值序列中，自由应该优先于平等。

　　在李静看来，鲁迅也好，周作人、胡适也罢，他们都是在错误的时代追求正确的目标，都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不过，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来讲，胡适无疑更具先见之明。

　　三

　　在鲁迅与左翼作家的分歧上，《大先生》对鲁迅的反思也颇有力度。

　　热衷于平等，同情弱势群体的鲁迅，其思想的左转是必然的。在革命的潮流里，鲁迅阴差阳错地成了左翼作家的领袖。然而，鲁迅作为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放下自己独立思考的头脑的。他很快就发现了左翼作家中也存在奴役现象。在给萧军的信中，他写道：“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锁，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地做，也是打……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也就是说，虽然鲁迅认定他跟左翼作家是同路人，但是，他发现，一旦目标实现，新的奴役就会出现，而且这种奴役的力度可能更强。这与他的初衷无疑背道而驰。

　　他本来是心甘情愿的，在剧中，李静将鲁迅的这一思想归结为“代价论思想”，即“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毁灭知识分子及其文化是必要的代价——包括毁灭他自己，也是这心甘情愿的代价的一部分”。为追求平等，为了这份大爱，他心甘情愿地付出甚至包括毁灭他自己，但当看到换来的是新的奴役时，其心里的苦楚可想而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思想逻辑。鲁迅的这一认知，并非个案，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问题是，知识分子毁灭了，被压迫者就会解放吗?最大的现实可能是：知识分子被毁灭了，被压迫者所受的压迫更多。

　　四

　　在这部剧中，李静非常擅长利用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长在鲁迅肉里的椅子，让鲁迅一生都在与这把椅子搏命，这正隐语了鲁迅与权力“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再如，鲁迅的血绳。这一血绳，是鲁迅牺牲自己的鲜血造就的，虽然可以保护人，却也时刻在束缚人。还有周作人手中的伞，恰恰隐喻着他对精致唯美事物的眷恋与深情。但在那个时代未必就合时宜。

　　李静从朱安、周作人、胡适等方面切入对鲁迅的审视与反思，让这部话剧读起来精彩绝伦，充满了思想的锋芒。不过，个人感觉，对许广平这一人物的塑造稍微有点欠缺。

　　许广平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人物。一来，他是女师大的学生，在女师大风潮案中，他是反对杨荫榆的主将之一。然而，几年之后，当她毕业后执掌一所学校时，却变成了另外一个杨荫榆，短短几年之间，许广平就变成了一个令自己痛恨的人。其中蕴含着许广平的人生悲剧。

　　除此之外，许广平的存在，也是让鲁迅被权力集团利用的最重要的因缘。这源于许广平身份的两重性。一方面，许广平是女师大的学生，与校长杨荫榆相比，学生无疑属于弱势群体。鲁迅向来同情支持弱者，自然也就站在了许广平一边。另一方面，许广平也是国民党党员。她当时驱逐杨荫榆，乃是受命于国民党大佬李石曾。五四运动之后，政党中很多人都看到了学生蕴含的巨大力量，于是纷纷希望在学界扩展地盘，李石曾、易培基等人觊觎女师大良久，于是怂恿许广平等人驱逐杨荫榆，进而让他们自己成为女师大的掌权人。鲁迅只看到了许广平的学生身份，基于对弱者的同情，再加上两人处于恋爱阶段，全力以赴帮助许广平等人驱杨，无形之中，未免做了李石曾等国民党大佬的棋子，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一个最善于独立思考的作家，却无形之中成为了国民党争夺学界的棋子与利器。从这一角度来审视许广平，进而反思鲁迅，也属题中应有之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