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人民与君主，谁更忘恩负义

　　关于上述论题，我认为需要讨论的是谁树立了这种忘恩负义的更大榜样，是人民还是君主。为了更好地对这个部分展开讨论，我说这种忘恩负义的恶行或者源于贪婪，或者源于猜疑。 因为，当人民或君主派一位将军出去进行一次重要的远征时，如果在这次远征中，这个将军获胜了，他将会赢得很大荣誉，而作为酬劳，那个君主或人民必须奖赏他;如果受贪婪的驱使，不是给他奖赏，而是使他蒙受耻辱，或者伤害他，那么就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甚至招惹来永远的臭名声。然而有许多君主犯这种错误，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用下面这句话说明其理由："报复侮辱较之酬答善行是容易得多的事情，因为感恩被认为是一种负担，但报复却被认为是一种收益" 。但是，如果不给他奖赏，或者更准确地说，伤害他，不是受贪婪的驱使，而是受猜疑的驱使，那么人民和君主多少值得原谅。对于因这种原因而形成的这类忘恩负义，人们可以读到很多。因为那个将军很英勇能干，战胜了敌人，并使自己满载荣誉，使自己的士兵满载财富，给他的君主征服了一个帝国;必然地，无论是对他的士兵，还是对那些敌人，还是对那个君主自己的臣民，他都获得如此大的名声，以致那场胜利不可能令那个派遣他的君主感到高兴。并且，因为人的本性是有野心而多疑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如何给自己的命运把握分寸，在那个将军胜利之后就立即在那个君主心中产生的猜疑，不可能不因那个将军的某些显得傲慢的言行而增加。因此，君主不可能想到别的，只想自保，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打算或者把他干掉，或者使他丧失在其军队或人民中赢得的名声;并尽一切办法表明，那个胜利的获得不是由于那个将军的能干，而是由于幸运，或者由于敌人的懦弱无能，或者由于跟他一起进行这次远征的其他首领的精明。

　　自韦斯巴芗在犹太被他的军队拥戴为皇帝之后，当时带着另一支军队在伊利里亚的安托尼乌斯·普里穆斯站在他这一边，从那里开赴意大利反对当时在罗马当政的维特利乌斯。他极其英勇能干，打败了维特利乌斯的两支军队，并占领了罗马。因此，韦斯巴芗派去的穆齐安努斯发现，由于安托尼乌斯的能干，征服了一切，并克服了一切困难。安托尼乌斯为此获得的奖赏是，穆齐安努斯立即剥夺他的军队指挥权，并且让他在罗马逐渐丧失一切权力。因此，安托尼乌斯前去找当时还在亚洲的韦斯巴芗，他受到后者的如此接待，以致不久，在变得毫无地位之后，在近乎绝望中死去。 关于这些例子，史书中俯拾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当前活着的人都知道孔萨尔沃·费兰特为阿拉贡的国王斐迪南在那波利王国与法兰西人作战，他历经多么大的辛劳，凭着多么大的能力，才征服并赢得那个王国;而作为胜利的奖赏，他所得到的却是，斐迪南离开阿拉贡并来到那波利之后，首先解除了他对士兵的指挥权，然后剥夺了他的要塞，最后带他跟自己一起到西班牙，不久之后他便在那里默默无闻地死去。 因此，君主们有这种猜疑是如此的自然，以至于他们自己也无法阻止这种猜疑;并且要他们对那些在他们麾下胜利地完成了重大征服的人，习惯于表示感恩，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于君主自己无法克服的事情，如果人民自己也无法克服，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也不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事。因为，一个过着自由的生活的城邦有两大目标：一个是获取，另一个是维护自己的自由;在这两件事情上由于过分热衷，它很可能犯错误。关于在获取方面的错误，我将会在适当场合说到。 关于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而犯的错误，除了别的之外，还包括以下这些：伤害它本来应该奖赏的公民，怀疑它本来应该信任的公民。虽然在一个已经变得腐败的共和国，这些行为可能是导致重大灾难的原因，并且在许多时候致使它更快走向专制--如同罗马在恺撒身上所发生的那样， 因为恺撒通过武力强取他因为人民忘恩负义而不给予他的东西;但是，在一个尚未腐败的共和国，这些行为会带来重大好处，可以使它更持久地过自由的生活，使人们因为害怕惩罚而变得更好和不那么有野心。确实，在所有曾经拥有过霸权的人民中，由于上述原因， 罗马是最不忘恩负义的;因为关于它的忘恩负义，可以说，除了西庇阿的例子之外， 再无其他例子，而科里奥拉努斯 和卡米卢斯 被流放是因为他们二人对平民的伤害。但是，前者得不到原谅是因为他始终保留自己对人民的敌对情绪;后者不仅被召回罗马，而且在他生命的整个时期里都像君主一样受人敬爱。

　　但是，对西庇阿的忘恩负义源于公民们开始对他产生的一种猜疑，而对其他人则不曾有过这种猜疑。这是由于被西庇阿打败的敌人 的强大，是由于一场如此长期而危险的战争的胜利给他带来的名声，是由于这场胜利的迅速，是由于他的年轻、精明和其他一些令人难忘的美德使他获得的那些支持。这些事情是如此重大，不仅市民老百姓，就连罗马的官员也害怕他的权威;这件事令那些明智的人不高兴，因为这在罗马很不寻常。他的行事方式似乎与共和国的体制如此不相容，以致被人视为圣贤的卡托·普里斯库斯 是第一个反对他的人，并且是第一个说一个城邦如果有一个公民令官员都害怕的话，那就不能称之为自由的。因此，如果罗马人民在这件事上听从了老卡托的意见，那么他们就和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那些因为猜疑而忘恩负义的人民和君主一样应该受到宽恕。因此，在结束这个讨论时，我说，由于这种忘恩负义的恶行的养成，或者是出于贪婪或者是出于猜疑;很明显，人民从来不因为贪婪而行之，由于猜疑而行之远比君主少得多，因为他们有更少的理由去猜疑，这就是下面将要说明的。

　　一个君主或一个共和国应该用什么办法来避免这种忘恩负义的恶行;那个将军或公民又该用什么办法来避免被它压迫?

　　一个君主，为了避免这种不得不带着猜疑生活或者忘恩负义的必然性，就应该亲自去远征。起初罗马的那些皇帝就是这么做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土耳其也是这么做的;那些有能力的人过去是、现在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一旦战胜了，征服的荣誉全都归于他们自己;而如果他们没有亲临战场，由于荣誉是属于别人的，他们认为不可能充分地享受那种征服，除非他们消灭属于他人的、那种他们自己不懂得如何去赢得的荣誉。他们因而变得忘恩负义和不公正，毫无疑问他们得不偿失。但是，如果由于疏忽或者不太精明，他们在家里游手好闲，而派遣一名将军出征，那么除了他们自己已经知道的那个方法之外，我就没有其他建议要给他们了。但是，我确实有话要对那个将军说，既然我判断他无法避免忘恩负义的灾祸，我要说的就是他应当作两件事情中的一件：要么，他在胜利之后立即离开军队，将自己交到君主手中，谨防一切傲慢或者有野心的举动(这样，君主摆脱了种种猜疑，有理由奖赏他或者至少不伤害他);要么，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那他就应该勇敢地选择相反的解决办法，他应采取一切行动，使人相信那个征服是他自己的，而不是属于他的君主的，他应使士兵和民众朝向自己，与邻邦结成新的友谊，用他自己的人占领要塞，收买自己军队的指挥官，并对那些无法收买的人予以清除;通过这些方法尽力惩罚他的主子可能对他采取的那种忘恩负义之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是，如上所述，人们不可能是完全坏的，也不可能是完全好的。 因此总是发生这种情形，即在胜利后不愿意立即离开军队，不能举止谦逊，不懂得如何使用那些暴力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可敬的行动;因此，由于他们保持暧昧态度，在那种迟疑和模棱两可之间他们便被摧毁了。

　　至于一个共和国，如果想避免这种忘恩负义的恶行，不能给它和给君主一样的补救办法，即亲自去征战而不要派一名将军去，因为派它的一位公民去是必需的。因此，作为我给它提出的补救办法，它最好是采取与罗马共和国为了不像其他共和国那样忘恩负义而采取的那些相同的做法。这源于它的治理体制，因为，由于整个城邦--包括贵族和平民--全都被动员参战，在罗马每个时代都总是会出现如此多的英勇能干、打过种种胜仗的人，以至人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因为他们有很多，并且相互监督。同时，他们使自己保持正直和小心，以便不会引起一点点怀有某种野心的猜疑，也不给人民任何理由说他们有野心从而伤害他们;因为，当上独裁官的人越早卸任这个职位，这个职位的授予给他带来的荣誉也就越大。这样，由于这类做法不可能引起猜疑，它们也就不会产生忘恩负义。因此，一个共和国如果不希望有忘恩负义的理由，就应该像罗马一样治理自己;一个公民如果想避免忘恩负义的折磨，就应该遵守罗马公民所遵守的那些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