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雍正如何管制思想

　　自从李斯发布“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这句名言后，统治者总是无法容忍知识人说三道四，总是萌发思想管制的冲动，最严厉的莫过于清代文字狱。

　　满洲人打败李自成，重建对中原的统治，是一件并不太坏的事情。满洲人本应因此而自信，但事与愿违，他们在连年征战结束，有形的敌人被消灭殆尽后，却极度不自信，将斗争目标对准内部，对涉嫌攻击的人不分首从，严惩不贷，钳制言论，消灭思想，动辄数百千万，被关、被杀、被流放。这是所谓“康乾盛世”一道绝对具有讽刺意味的奇观。

　　过去的研究，总喜欢站在被害者立场上谴责满洲人。其实，如果仔细阅读文字狱全部史料，应承认这些被害者真正冤枉的极少，他们确实犯了“恶毒攻击”的律条。

　　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具有批评的权力，是否拥有说话的自由?

　　“清初十二圣人”之一的吕留良，目睹满洲人入关与江南士族相持相争的惨烈，在他的思想中发生激烈的反满思想原本是义之所在，是人之常情。如果吕留良在那个时代不反满不抵抗，转而投降，与满人合作，历史评定就是“贰臣”，就是无耻。吕留良的反抗、非议，对于一个大帝国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不就是鼓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吗?翻译成现代话，不就是强调可以不爱朝廷但也要爱国爱惜自己的族群吗?

　　吕留良的言论从历史主义立场去观察，不过是一个亡国之人的自言自语，听之任之不过如此，并不会对一个庞大帝国构成威胁，帝国也就没有必要通过这样的案例向民众展示残忍，杀一儆百。

　　不幸的是，吕留良的胡言乱语启发了湖南一个失意的底层青年曾静。曾静原本用心于科举，说明他对满洲人的统治已经认同。只是他文运不佳，屡试不第。生活的不幸让他在吕留良言论中看到了曙光。

　　吕留良反满思想启发了曾静，但曾静知道势单力薄根本无法与一个帝国相抗衡，于是他用吕留良“华夷之辨”观点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曾静的理由是：岳钟琪姓岳，一定是岳飞后代;而岳飞因抗金而死，金人就是满人祖先;岳钟琪与满人有世仇，理所当然应起来推翻满清。

　　作为封疆大吏，岳钟琪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即便是岳飞后人，几百年过去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岳钟琪怎会相信曾静及其门徒胡说八道?

　　假如岳钟琪将曾静及其门徒抓了，杀了，事情也就结束了，毕竟是谋反，是大逆。不知岳钟琪怎样想的，他竟然将曾静及其门徒押往京师，交给了雍正帝。

　　曾静在策反计划中刻意搜罗雍正谋反、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任佞、诛忠等十大罪状。

　　清朝几乎每一个皇帝接班都伴随着纠纷，这可能与满洲人没有弄明白中国文明“长子继承制”原理有关。雍正帝接班情形尤为严重，这些传言如影随形，几年来始终困扰着他。雍正帝见到曾静案卷并没有生气，他觉得或许可以利用这个案子消弭传言。

　　关在大牢里的曾静及其同伙，处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他们很快如实招来，并供出了吕留良，以为吕留良的异端邪说害得他们加入了邪教。

　　吕留良已去世好多年了，他的反满思想除了曾静有所发挥外，其实都随着吕留良去世而沉没，但雍正帝却不这样想，他下令将吕留良剖棺戮尸挫骨扬灰，下令将吕氏弟子门生亲属，以及那些协助吕留良刻书、印书、卖书的人，一律抓捕，或凌迟，或立决，或流放，或监禁，涉及之广，处置之严，为中国历史所罕见。奇怪的是，雍正帝对于“曾吕案”首犯曾静却网开一面，利用曾静痛哭流涕痛改前非，让曾静写有大量悔过文字，然后将相关文档，比如审讯记录、雍正帝的谕旨、他人旁证等汇集成册，题名《大义觉迷录》，按照行政系统发给各级官吏认真学习，仔细体会。甚至让曾静及其门徒带着这部书到处宣讲皇上的恩德，似乎以此证明那些谋反、逼母、弑兄的传言都是假的。

　　统治者对异议言论的管制从来充满着自信，雍正帝当然相信曾静面对公众痛哭流涕就是悔过，就是认罪。他根本没有想到，曾静发誓痛改前非只是一部分人面对死亡的本能，是权，是策略，并非意味着放弃原则，完全输诚。

　　更重要的是，曾静巡回悔过演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让官吏更加认同满洲人，还是通过巡回宣讲以另类方式传播了吕留良的思想?因此，等到雍正帝去世，未及改元，乾隆帝就快刀斩乱麻将曾静及其门徒处死，以此纠正其父皇雍正大帝的荒唐。曾吕案”主犯、从犯都被干掉了，那么再从思想史层面看，吕留良思想反而因这场荒诞的文字狱而留存于历史，并在后来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晚清种族主义崛起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曾吕案”未尝不是搅动历史的一只“小蝴蝶”。

　　让民众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说话，天肯定会塌下来，只是时间迟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