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菲尔林：美利坚是怎样炼成的

　　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迈着轻快的步伐拾级而上，走在托马斯·杰斐逊位于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市郊蒙蒂塞洛的雄伟山顶的故居，此时的冬日暖阳仿佛挣扎着要从滚滚的乌云背后偷眼观看。这 一天是1993年1月17日，距克林顿成为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还有三天，他选择了在与自己同名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故居拉开就职庆典的大幕——克林顿的全名是威廉·杰斐逊·比尔·克林顿。

　　来宾们参观了故居，随后便加入了前往华盛顿的车队。1月20日，克林顿在就职典礼演说中谈到了杰斐逊，他把这个国家的奠基人描绘成改革的鼓手。克林顿总统说，杰斐逊笃信民主，并且坚信为了 “振兴我们的民主”以及 “保存我们国家最牢固的根基”，周期性的“巨大变革”必不可少。“美国要想屹立不倒”，就必须变革。但这种变革一定要在杰斐逊所阐述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人人平等这个“美国理想”的框架之内。克林顿接着说，自从杰斐逊时代以来，每一代人——不管你情愿与否——都在给“成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写下各自的定义。

　　克林顿刚刚上任第七十五天就再次到访蒙蒂塞洛。克林顿在他的整个总统任期内频频提及其前辈杰斐逊，一家全国性新闻杂志甚至称杰斐逊为“比尔·克林顿的灵感之源”。克林顿在争取全民医保的过程中也不忘搬出杰斐逊助阵，他声称倘若杰斐逊的在天之灵获悉不是每个美国人都可以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他老人家一定会深感震惊。与杰斐逊如出一辙，克林顿说他相信“民主的繁荣或衰落绝不是依靠政治精英，而是依靠普罗大众，因为社会如何运转与后者的命运息息相关”。

　　克林顿的继任者乔治·W .布什很少提及杰斐逊。布什更多地被另外一位开国元勋所吸引，他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2006年5月30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布什从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走到玫瑰园，宣布任命新的财政部长。在讲话中，他希望接受任命的亨利·保尔森能够紧随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步伐，监管好“公共财政的运营”，这对保证美国经济健康与竞争活力至关重要。尤为重要的是，布什期盼保尔森能像汉密尔顿一样用才华和“智慧巩固美国的金融市场，让更多的人实现美国梦”。

　　如果说乔治·华盛顿是一位实干家，充当了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推动者的角色，那么塑造了全新美利坚民族的则非以下两人莫属: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如今我们强大的中央政府、健全的金融系统和强劲的工业企业都是汉密尔顿的遗产。我们对平等的笃信不疑、对创新的孜孜以求，以及横跨美洲大陆的辽阔疆土都是杰斐逊留下的财富。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在塑造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社会和经济的过程中的对立观点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竞争。此外，将这两位开国元勋区分开来的思想和问题在美国政坛代代相传。他们那相左的意见像是美国政治体的DNA双链。19世纪的党派之间围绕着银行、关税、货币供应量和工人的权利等问题缠斗不休。在随后的几代人中，各党就贸易规范、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以及政府应该在医保体系中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而这些斗争的分歧总是可以追溯到把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割裂开来的根本性差异：对民主的信念、对公民自由的承诺、对市场力量积极意义的信任程度、对个人机会与人身安全保障的提供、对异议的容忍度、对军队规模的控制等等，其中首要的是政府干涉市场的深度与广度。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两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并非始终一成不变。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这是一场让汉密尔顿遭到政治毁灭的竞选，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杰斐逊这个弗吉尼亚人成了全民爱戴的精神领袖。与此同时，汉密尔顿如果没有被彻底遗忘，也至少滑落到了历史的阴影之中。民主一共和党—— 19世纪20年代开始称作民主党一一是杰斐逊的天下，这种巨大的优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一个接一个来自民主党的总统让杰斐逊作为美国信条的作者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永葆鲜活一一在《独立宣言》中杰斐逊对美国信条有着清晰的表述，与此同时这些总统也不忘把他们的政府描绘成深陷于近代汉密尔顿主义者的重重包围之中。安德鲁·杰克逊——常常被称为“杰斐逊二世”一一视美国历史为一部介于以下两派人之间的斗争史，一派害怕人民群众，一派则抵制“统治者的自私自利和不顾人民”。像杰斐逊一样，杰克逊把他的敌人称为“独裁党”，并将自己的政府描绘成一个与被富有商人和金融家控制的反民主工具殊死较量的政府。杰克逊派以“种植园主杰斐逊”为荣，因为正是他栽下了“自由的民主之树”，杰克逊还自我标榜说，正是他自己让这棵自由之树绽放出玫瑰般的花朵。

　　但在19世纪下半叶，情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南方诸州宣布脱离联邦、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以及对奴隶制批判之声日渐高涨，身为南方人和奴隶主，杰斐逊的声誉在很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一落千丈;而汉密尔顿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拥趸，地位开始飙升。19世纪后期美国进入工业时代后，在济济一堂的美国英雄万神殿中，汉密尔顿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升。汉密尔顿早在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就为杰斐逊的平均地权论提出了替代方案，这一方案最终使美国经济实现爆炸性增长成为可能。19世纪末，汉密尔顿被誉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缔造者和美国商人第一人，1900年，纽约大学建立名人堂纪念杰出的美国人，汉密尔顿第一个入选。

　　工业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为人们在社会、文化和物质方面提供了新的机 遇，但也会致使财富和权力日益集中在小部分人手里。庞大的企业和举足轻重的金融家行使着无与伦比的政治影响力，数量空前的美国人居住在贫困肮脏的地方，工作中受尽剥削，安全没有保障。此时，杰斐逊的声望开始回升，尤其在南方和大平原地区，这些地区是农民的家园，他们自认为是铁路、关税以及在企业和金融寡头掌控下的国家财政政策的受害者。成群结队的杰斐逊主义者涌现出来，有人担心杰斐逊所描绘的田园牧歌式的美国将逐渐消失，于是在他们眼中杰斐逊的形象又恢复了往日的光泽。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是当时被压迫农民的最重要发言人，19世纪90年代 被誉为“当代杰斐逊”。布莱恩在他数以百计的演讲中敦促追随者们以“杰克逊的勇气”去拥护“杰斐逊的原则”。他声称杰斐逊代表着“人人享有平等，无人享有特权”。其他反特权、反垄断、反中央集权的领袖们也不断在追随者面前搬出杰斐逊，说他同情“民众的权利”，并坚信“所有公民权力的行使……都应该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幸福能得到保障为前提”。

　　在汉密尔顿第一部充满美誉的传记发行之际的阴影之下，19世纪90年 代初，两种版本的杰斐逊文集得以出版发行，同时面世的还有几本广受好评的生活传记。在一批真正的历史学家的笔下，杰斐逊代表着推动自由倾向的进步力量，这种自由倾向由美国独立革命释放出来，而汉密尔顿则代表着反动势力 。

　　杰斐逊的半身像、全身像和纪念碑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民主党协会于1896年在蒙蒂塞洛赞助过一场有关杰斐逊的庆典活动，第二年民主党举办了首场“杰斐逊日晚宴”，此后每年都会在这位开国元勋的诞辰日举行这一活动。参加晚宴的人们会吟唱一首曲子，歌词赞扬杰斐逊是“国家的象征”，是“博爱”的代表。许多颂词都把一项项援助华尔街和美国企业界的联邦法律生动地形容为“緬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墓碑”。

　　20世纪20年代，人们开始了一场长达一代人之久的运动，帮助蒙蒂塞洛建成杰斐逊公共纪念馆，全国性的募款活动开展起来，包括1924年4月举行的“杰斐逊周”在内，筹到的钱款全部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之中。1926年是美国脱离英国殖民统治150周年纪念年，在美国独立日的一系列庆祝活动中，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会在蒙蒂塞洛举行了正式落成典礼并向公众开放。1927 年，雄伟壮观的雕塑在拉什莫尔山正式落成，这里成为纪念杰斐逊、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这些伟人的圣地。

　　在重新燃起的这波对杰斐逊的赞赏之潮中，汉密尔顿并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西奥多·罗斯福是第一个公开赞颂汉密尔顿的白宫主人，称他为“美国史上最有才华的政治家”。罗斯福还赞扬汉密尔顿在所有开国元勋中拥有“最崇高和最敏锐的智慧”，吹捧他是“富有建设性的治国之才”，坚称他拥有“英雄的胆略、贵族的气质和侠客的精神”。马萨诸塞州参议院亨利·卡伯特·洛奇也持同样的观点。作为汉密尔顿的传记作家， 他称赞汉密尔顿是“美国民族主义者的楷模”。

　　罗斯福和他的追随者都认为，中央政府在应对由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带来的残酷现实和不平等时必须有所作为。汉密尔顿力主政府要有一个强大的行政部门和广泛的联邦权力，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座上宾。有些人开始公然藐视、恶意攻击杰斐逊，说杰斐逊政府是个碌碌无为的政府。 罗斯福和他的党羽同时也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渴望扩大美国的霸权、影 响力和经济利益。他们被汉密尔顿吸引，因为汉密尔顿一直鼓吹建立一个不仅能够自我防卫，还能开疆拓土的强有力的美利坚合众国。20世纪初，汉密尔顿的仰慕者在众多社区竖立了他的雕像以表达对他的敬意，还组织了 一场运动保护他在曼哈顿的故居——葛兰奇农庄，并于1904年举行了他逝世100周年的悼念活动。20世纪20年代柯立芝政府把汉密尔顿的头像印在了 10美元纸币上(杰斐逊的头像印在难得一见2美元纸币上)。

　　然而，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汉密尔顿的人气从未超过杰斐逊。大萧条期间，对这位美国历史上首位财政部长的仰慕几乎销声匿迹。20世纪30年 代，富兰克林·德诺拉·罗斯福通过实施“新政”，把从崩溃的经济中寻求救济、渴望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农民和城市产业工人联合起来，公开投向杰斐逊的怀抱，全盘接收杰斐逊的馈赠。也因此，罗斯福有时被称作“新一代的杰斐逊”。罗斯福认为新政所发起的针对“有钱阶层”的战争与当年杰斐逊针对汉密尔顿主义的斗争异曲同工。罗斯福说，“当今社会的汉密尔顿主义者”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一次又一次，罗斯福谴责这些汉密尔顿主义者为华尔街和美国经济精英统治助威呐喊。新政拥护者把新政条款的特色归结为是建立在杰斐逊反对压迫的样板之上。新政基于“提升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就业机会”的目标，与杰斐逊的精神一脉相承。罗斯福甚至把杰斐逊誉为“伟大的平民”，这种夸张的表述对于贵为白宫主人的罗斯福来说实属罕见。这一时期，新政拥护者肆意地把汉密尔顿称作“法西斯”和对普通民众充满厌恶的“ 一只巨兽”。

　　对杰斐逊的仰慕在这些年里达到了顶峰。1938年发行了印有杰斐逊头像的邮票和镍币，镍币一面是他的侧面轮廓，另一面是蒙蒂塞洛。1943年，在一个寒风料峭的日子里，恰逢杰斐逊200周年诞辰纪念日，杰斐逊纪念馆在华盛顿正式落成，献给这位曾经“发誓……与任何形式的禁锢人们思想的极权暴政誓不两立”的美国“自由教父”。杰斐逊的传记作家梅里尔·彼得森称这座纪念馆是自1826年杰斐逊去世后发生在杰斐逊身上“最重要的一桩事”，他把杰斐逊誉为“永垂不朽的自由所发出的英雄之音”， 矗立在美国理想“光芒四射的中心”。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汉密尔顿的声望一直处于上升之中，而杰斐逊的声望则再次急剧下降。当冷战的铁幕笼罩美国时，汉密尔顿作为曾经在外交行动上的铁腕主义者被尊为外交政策的奇才。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迹象表明曾在大萧条中濒死的保守主义再度死灰复燃，汉密尔顿重现江湖，并被某个杂志称为右翼政治势力的“保护神”。他为他所代表的金融业所做的工作以及他对自由市场经济所做的承诺赢得了赞誉。1957年，汉密尔顿200周年诞辰被人们广为庆祝，五年之后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把葛兰奇庄园确定为国家纪念馆。

　　与此同时，杰斐逊的声誉在民权运动时期却遭到了损害。他在许多方面都被视为伪君子，一方面冒充人权斗士，另一方面却又蓄奴并支持种族主义情绪。1998年的DNA检测结果似乎证实了长期以来对他的指控，他与众多奴隶中的一位有过至少一个孩子。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剥削者，欺凌他所蓄养的无依无靠的女奴。在一些圈子里，杰斐逊遭到了相当的蔑视，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都掀起了一股更名风潮。2012年，一位知名学者在 一向以严谨著称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观点文章，把杰斐逊贬称为“蒙蒂塞洛的怪物”。

　　在克林顿总统之前，约翰·F.肯尼迪是最后一位常常谈及杰斐逊的民主党总统。据说肯尼迪在就职典礼的前一晚重读了杰斐逊的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并感慨他的“比我的好很多”。1962年在一场向诺贝尔奖得主致敬的晚宴上，肯尼迪有一段名言，他说：“我觉得今晚的白宫聚集了最多的天分和人类知识——或许撇开当年杰斐逊独自在这里吃饭的时候不计。”

　　等到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的时候，杰斐逊时期的美国遗风几乎已经消失殆尽。城市臃肿不堪、农民数量缩减到不足全国人口5%。杰斐逊时期的美国似乎年代久远得像涂粉的假发和丝袜一样遥不可及了。里根担任总统的时候，随着新保守主义重占上风，汉密尔顿几乎被捧 上了天，吹捧的高度几乎可以与半个世纪前对杰斐逊的崇敬程度并驾齐驱。 里根说起“汉密尔顿的远见卓识”和“明察秋毫”时往往赞不绝口。满是溢美之词的传记纷纷面世，其中多数把20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归功于汉密尔顿。当代汉密尔顿主义者坚称美国之所以能跃居世界顶尖工业强国、国际高级金融和中央银行中心，这些都要归功于汉密尔顿创造性的天才和他所激发的力量。2004年一部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PBS)的纪录片赋予了汉密尔顿新的名号——美国“被遗忘的国父”。同年，纽约历史学会推出了一场有关汉密尔顿生活与工作的展览，该展览由奉行保守主义而著称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一位编辑构思策划，并冠名以“当代美国之父”。乔治·威尔——那位保守派专栏作家——数年前就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他写道：“在华盛顿，杰斐逊有一座体面高雅的纪念堂，而汉密尔顿却一无所有。但是，如果你想寻找汉密尔顿的纪念碑，不妨四处瞅瞅。你就生活在其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纪念杰斐逊，但我们生活在汉密尔顿的国度里。”

　　如果历史是一本指南的话，那么汉密尔顿声誉的逐步回升和杰斐逊的相应下降也不会永远如此。但有一件事似乎是板上钉钉的。政治纲领在其最广泛的框架内有可能体现出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相互竞争的思想，并亲眼看见由这一竞争所导致的他们之间的持续分歧。

　　这本关于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著作探究了两人思想和行为的根源。它深入到美国革命及独立战争中他们的活动，揭示他们对新国家的期冀以及相互间的政治斗争。但这本书远不止是意识形态与政治对抗。本书力图深入探究是什么塑造了他们迥异的气质，从而理解他们的个性，并为其个性在做出不同抉择时所发挥的作用做出注解。本书不仅揭示他们成为领袖的奥秘，更让读者了解作为领袖的他们会如何面对种种严峻考验。最后，本书旨在剥去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公众人物的外衣，以便发现他们隐藏在公众外衣之下的真性情。

　　三年前的某天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比起汉密尔顿，心中对杰斐逊敬仰更多一些。过去我也并不曾对杰斐逊高看一眼，但在撰写几本有关共和国早期书籍的过程中，我渐渐对他有了更多正面的看法。在梳理了他数十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脉络后，我对他的敬意与日俱增，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惊讶。但更加令我吃惊的是，我对汉密尔顿居然也欣赏起来。我把这一情况归结为他富于牺牲的高贵品性、作为战士勇往直前的勇气，尤其值得击节赞叹的是他在政治上的老道成熟和善于雄辩，以及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经济的高瞻远瞩。

　　在我开始动手撰写本书的时候，唐·瓦格纳—— 一位政治学家，同时也是我的老友——曾叮嘱我，想深入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内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唐说：“像他们那样的伟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与你我皆不同。” 他是对的。这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面对有着凌云壮志和宏伟目标、拿生命做赌注的男人时，这样的挑战让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怎能不感到心潮澎湃?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生活的时代与我们迥然不同，这无疑又是一大挑战。我尽力在他们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去理解他们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吊诡的是，尽管时代不同，然而一切却出人意料地熟悉，尤其是政治和政治家的处事方式，更不用提权力的吸引力以及为了得到它保住它而展开的钩心斗角之术。

　　本书初具雏形之际，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和思想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印记。我母亲的祖先紧随着杰斐逊的理想一代代人西进拓荒， 穿过弗吉尼亚进入宾夕法尼亚，最后越过边境进入西弗吉尼亚，他们一直拥有自己的农场，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这恰恰是杰斐逊推崇备至的生活方式。等到第三代人进入20世纪，我外祖父的子女们一包括我的母亲一接受了高等教育。我家族父姓菲尔林这一侧在1870年代才抵达美国，前途渺茫，充满艰辛，他们投身于工业，沿着汉密尔顿所指引的道路披荆斩棘一路前行。我的父亲，一位玻璃切割工的儿子，在一家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做建筑工人。我是我们父系家族在美国的第四代人，且是第一个读大学的。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觉得降临到我头上的教育机会——与其他千千万万得益于教育的人们一样——正是汉密尔顿为美国经济所做的众多规划中的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