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新丑陋的中国人？

　　一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柏杨以这句话开始了演讲。1984年秋天，爱荷华大学的一间俱乐部里，坐了大约一百名听众，三分之二是黄皮肤，三分之一是白人。

　　此时的柏杨已经64岁了，他身材高大，鬓角花白，在生活中，他性格爽朗，烟不离手。他是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项目邀请的作家。在台湾，他以一名高产、犀利的杂文作家和通俗历史学家而闻名。他也是位著名的政治犯，1968—1977年的将近10年的时间，他被关押在台湾岛东南海域上的一座被铁丝网包围的孤岛上，夏日的夜晚鱼腥气和孤寂四处弥漫。

　　尽管自知公开演讲的能力从来不佳，但柏杨还是发现爱荷华的这次更不成功。结束后，没人上来要求签名，甚至连礼貌的掌声也没有，在椅子一阵移动声之后，听众纷纷散去。

　　一年前，他在台中的东海大学做过一次同样题目的演讲，内容也差不多。那次的观众众多，大礼堂里坐满了人。但是在演讲后，主办方答应给他的录音带却是一片空白。

　　在美国的这次不成功的演讲后一个星期，柏杨收到了录音带。“感谢邀请单位没有把录音带销毁”，他后来回忆说，“否则的话，未必再有一次演讲机会。”

　　这次演讲在一年后衍生成一本同名的小册子——《丑陋的中国人》。严格来讲，甚至算不上一本书。它的一半内容是一些讲演、文章、谈话，它们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复的，是爱荷华的那次演讲的某种补充;后一半则是读者对此反馈。

　　除去结构的松散，它的内容也谈不上新意。通过一大堆例证，他谈到了中国人的脏、乱、吵、内斗、不诚实、心胸狭窄、自我膨胀，他说正是这些国民特性，是中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陷入屈辱的原因，而它的来源则是僵死的中国文化——它曾经大河滔滔，但随着岁月，而逐渐停滞、僵化，变成了死水潭，变成了发臭的酱缸，不仅浸在其中的中国人变得丑陋，而且外来的新事物，也立刻被腐蚀。

　　类似的论述在20世纪的中国屡见不鲜。梁启超1903年游历美国时，发现这里的中国人的确像是个肮脏、涣散、落后的群体;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讲演不忘提及中国人随意吐痰的陋习，仿佛它也能关乎国家的未来;鲁迅则创造出阿Q这样的民族寓言，在他所有的文章中都试图鞭笞这种“国民性”。“国民性”——思维方式、谈吐习惯与走路姿势、风俗——这一整套庞杂的特性，与中国的富强紧密联系到一起。是中国国民性的落后，导致了中国的落后;还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失败、中国的衰败，导致了这样的“国民性”?这个问题纠缠了整个20世纪。

　　柏杨是这股潮流的继续，他并未为其加入新的维度。即使对他自己来说，《丑陋的中国人》也谈不上新意，其中的表达在他六十年代的杂文中，即有了全部的展现。他的语言形式也没有太多可称道的。不加修饰的口语，使得这些文章直接，却也过分粗糙。他的历史哲学则也显得过分单一。中国历史的丰富性、起承转合，还有种种暗流，都被他简化成某种“本质主义”，用以来证明今天的困境。

　　不过，这一切都不会妨碍《丑陋的中国人》的成功。它有一个大胆、富有争议、过目不忘的书名，它创造的一个便于流传的比喻“酱缸”，就如一个读者所说的，它像鲁迅的“阿Q”或李宗吾的“厚黑学”一样，为理解中国提供了某种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出现恰逢其时。

　　在《丑陋的中国人》正式出版的1985年，台湾与中国大陆，正处于某种相似的时刻。台湾的威权体制开始松动，而在大陆，噤若寒蝉的时代结束了，当看到外部世界后，发觉自己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如此匮乏，原来之前一直生活在自我欺骗之中。

　　《丑陋的中国人》触发了一种集体性的情绪——为何中国人在进行各种尝试之后，仍处于如此可悲的状况。那些一百年前的忧虑，如今仍然困扰着如今的人们。除去柏杨，龙应台的《野火集》，电视片《河殇》，也是对这种情绪的回应。

　　二

　　如今我们需要一本新的丑陋的中国人吗?有人在泰国机场殴打员工后，高唱国歌;有人在日本，打骂了店员;有人把名字留在了埃及的古像上;还在法兰克福机场外露天小便……中国游客，给全球带来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新景观，有人随地吐痰、公共场合嗓门大、不守秩序、卫生习惯不佳。与之前从梁启超到柏杨描述的处于弱势、防守性的“丑陋”不同，如今的“丑陋的中国人”带着大国崛起的亢奋，以一种更咄咄逼人的姿态示人。

　　在世界的媒体上，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并存。一方面是“中国奇迹”，它不断推出各种大型国家工程——将中国人送上太空，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还举办了一场历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试图买下全世界的消费热情。但与这繁荣相对应的却是另一种停滞，如果你看到这些年中国遭遇的一连串事件，你会发现中国人仍像是柏杨笔下的“丑陋的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中国游客令人不安，而在国内，你碰到千篇一律的丑陋建筑，和神情不安、内心焦虑的人群;社会的伦理系统面临挑战，贪婪、短视，只为眼前利益考虑……柏杨批判大半生的“酱缸”，似乎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以“复兴国学”的名义，那些历史传统中的权术、虚伪、对人际关系的沉溺、自我麻痹又再次获得了新的动力。

　　距离这本书的出版30年了， 我们似乎迫切需要一本新的著作。对于现状，我们仍可以找到很多自我解释的方法，不是也曾经有过“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韩国人”吗?如今令人赞叹的台湾在经济起飞期，不也是“丑陋的中国人”的一部分吗?时间会逐渐治愈这些社会疾病。但这样的言辞或许正吻合柏杨的诊断，酱缸国的病人有讳疾忌医的传统，他会拼命抵赖疾病的存在。况且，所有问题不会自动解决，它首先要直面批评与分析。所以，我很期待，能有一本“新丑陋的中国人”出现，能刺破我们这可怕的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