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先知”让人如何评判？

　　不可否认，近几年来“刘仲敬”这个名字在大陆汉语阅读界或学术界、思想界确实激起了几许波澜。这位以豆瓣大V“数卷残篇”起家、其拥趸赐昵称“阿姨”的“历史学者”以一种横空出世的姿态吸引了一批狂热的追随者，其思想内涵与言语风格不仅塑造了一整套关于历史认知与判断的话语体系，而且逐渐转化成了一种仪式感满满、仿佛具备了秘密会社表象的交往话语，其追随者簇拥在“阿姨学”、“数卷学”的旗号之下，念叨着“土豪”、“游士”、“费拉”、“洪水”等密语，或拙劣或过于机智地模仿着他们的教主的话语，对吾等“费拉”、“末人”恶意而嘲讽地指指点点。至于刘仲敬本人则借着不大不小的声名过上了一个符合当前网络学术红人典型范式的日子;当然了，有出版社编辑的支持，能出出纸质书也是极好的事。

　　刘仲敬的《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应该是其继《民国纪事本末》与《从华夏到中国》之后出版的第三本(或第二点五本)大作(那些在地下流传的网络版、未删节版、未出版著作的文献史，笔者既无精力也无兴趣了解;至于其译著休谟的《英国史》，则宜用“惨”字形容)。此书的腰封上即已作出一个野心勃勃的宣告：这将是一本“真正的宪制中国史”(特别强调了不是“中国宪制史”)，所要回答的是“什么是中国”、“中国和华夏文明的关系”、“中国的未来”这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何处去”式的终极哲学问题。所谓“经”与“史”，“经”为“基本法和正统性，是衡量价值的准绳”，史则为“基于经(正当性)的价值裁断和历史建构……通过历史编撰行使世界法庭的职能”(第1页)。看到这里，对于刘仲敬过往作品与“史学理路”有所耳闻的读者其实都可以放下本书了，因为这一望而知不过是刘仲敬又一次重复自身布道文的产物。确实，本书的核心思想与《从华夏到中国》如出一辙，不外乎是兜售那套糅合(伪)西方中心主义、(伪)英格兰保守主义、(伪)施宾格勒式的文明季候论、(伪)世界新秩序、(伪)春秋公羊学等“历史理路”与“草蛇灰线”的一种所谓回到以德性为支撑的“小共同体”的政治哲学。只不过，在《经与史》一书中这种种线索被重新由“华夏”的历史线索串联了起来，比起《从华夏到中国》中那更为散乱的论述，就阅读体验而言算是有所改善。

　　刘仲敬的治史风格从来都是其反对者激烈攻击的对象。这些批评中也不乏总结到位者，一位知乎网友便借刘小枫批现代主义之口形容刘的文章“构想多于观察、诗意铺陈多于描述性分析、解放主张多于症候分析、新异的知识话语的建构多于对显存只是论述的审理。”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评价并不恰当，因为他最擅长做的并不是充满诗性与激情的创新，而恰恰是做搬运工。

　　事实上，仔细考察刘仲敬笔下的几乎每一个历史性论点，从楚汉之争作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大决战”(A rm ageddon)，到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东亚作为日苏、美苏霸权之争的外延，无不以不同形式都被刘仲敬所鄙夷的“学院历史学家”所论述、争辩过，只不过这些要么来源于前辈学者，要么就是尚待论证的观点，到了刘的笔下就魔术般地变成了以“智识”与“格局”反抗“材料”暴政的“洞见”。就思想性而言，刘仲敬也并非自诩的“先知”，而只不过是以一套自创而又未必高明的语言重新包装、兜售别人的观点而已。如果把他拔高至犹太先知乃至施宾格勒的层面，那未免有点荒唐可笑了。

　　就写作而言，刘仲敬的语言风格不外乎是由半文不白的汉语、三流的比喻与惊人的附会炖成一锅的产物(不得不承认，刘的中文功底比笔者的糟糕中文还是来得要好的)。奇怪的是，在《经与史》中，刘仲敬甚至放弃了《民国》与《华夏》中那种文言文为主写作风格，不知这是否暴露出他意图扩大其“福音”传播力度的意图?在这里，刘仲敬又以一种惊人的毅力把这种语言与他所认为的史实及其想象(应该承认他的阅读量、记忆力与惊人的联想力似乎让人无可指摘)融合成一锅大杂烩，以致使那些愿意认真对待其著述的人，似乎只有在拥有像秦晖那样的知识储备、雄辩力与(主要是)体力的情况下，才能充分研判刘仲敬笔下许多句子背后的事实错误与思想的贫乏。

　　总体而言，刘的《经与史》给人最大的感觉恰恰不是什么离经叛道、惊世骇俗、其力度达到论辩文(polem ic)乃至启示(revelation)的奇书，而是一份冗长无趣而又不断故作惊人之语的文本。

　　其实，《经与史》让笔者更感兴趣的显然不是其主体论述部分，而是刘仲敬在本书的“序”与“跋”中所不再(或不那么)遮遮掩掩作出的宣告。就笔者有限的“阿姨学”知识(显然远远达不到让阿姨教信徒满意的程度)而言，这是刘仲敬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用一种日常交谈中勉强能令人接受的语言提出自己的治史纲领：“格局”高于材料，“认知图景”决定智识高度，而历史就是为了向精英的统治提供必要的博雅教育。“漂流瓶投入大海，不能确定接收者，但它有自己的受体识别信号，指挥对有心人起作用。文体是识别信号的一部分，自身就构成排斥机制。”(序言第1页)“古老的史学在博雅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主要就是为绅士和士大夫阶级提供这样的认知训练。至于平民百姓，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些。”(340页)至此，刘仲敬可以算是彻底摆明了立场：他的言传身教本来就不是为我们这些在埃及暴政下沉湎世俗、自甘堕落的俗人与末民准备的，上帝的选民自会从灰烬中崛起而到达迦南乐土。

　　从基于理性与对现实政治判断的角度而言，笔者当然觉得这样的一种宣言是极其可笑的。我不认为刘仲敬与其崇拜者能成为一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他所心系的“精英阶层”与“世界”帝国，假如存在的话，显然还远远没有沦落到需要他为之背书的程度。

　　其实，所有真正的对话都需要预设某种双方共同接受的理性交谈与判断的框架。对于一名预设自己立场的真理性的先知与其追随者而言，他人恐怕无法与之展开真正的对话。正如刘仲敬们喜欢说的，时间自会证明一切。对待“先知”，自然无需打压、绞杀，但也确实不必太较真。实际上，“先知”自己最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对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而笔者明知会上当还要花45块钱买“先知”这本书，还真的是too you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