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困局：杀贪官是忠义还是违法

　　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大老虎”，列国分立的春秋战国且不论，自“天下一人”的秦政肇端，大老虎也层出不穷，秦朝的赵高、东汉的梁冀、王温舒、董卓、西晋的石崇、南朝梁的萧宏、唐代的李林甫、杨国忠、元载、五代的苏逢吉、宋朝的蔡京、童贯、秦桧、陈自强、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明朝的刘瑾、严嵩父子、魏忠贤，清朝的和珅……

　　这些历史上的大老虎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下场，今天我们说说其中的一个落马老虎贾似道的被刺，以及由此带来的情与理的辨析。

　　修撰于元代的《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有专门的《奸臣传》的官修国史，在南宋朝部分，和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并称为南宋四大独裁宰相之一的贾似道，也赫然在列。

　　【贾似道其人其事】

　　虽然现代有境外学者认为，贾似道作为南宋朝廷正常运转时期的最后一任宰相，充分发挥了支撑摇摇欲坠的王朝免于倒塌的重大作用，但他的很多祸国殃民的不靠谱行为也是昭然若揭的。

　　比如，因为蒙哥汗在合州战役中死亡，忽必烈急于北归争夺汗位，蒙古军队和贾似道密约讲和后撤军，贾似道却把这个撤军当作自己大获全胜奏报给了朝廷，于是他被当作了救国的英雄，在万众欢呼声中凯旋。

　　从这次谎报军情开始，贾似道也开始了他用十个谎言弥缝一个谎言的历史：第二年，成功继位的忽必烈为了和宋朝敲定和议，派遣使臣郝经前往南宋，害怕密约暴露的贾似道将郝经一行扣留在了江北的真州(今江苏仪征)，自己依旧在临安(今浙江杭州)逍遥度日——后来郝经竟然被软禁了十年以上。

　　因为宋理宗无子，新继位的侄子宋度宗被立是贾似道的意见，度宗不敢称贾似道之名，呼之为“师臣”，别的官僚也拍他马屁，把他比作儒家完美政治人物典范“周公”。贾似道的半闲堂成为实际上的政府中枢，他在其中饮酒淫乐斗蟋蟀，被人戏谑地讽刺为“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而他本人竟然恬不知耻地将后花园命名为“后乐园”——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九泉有知，估计一口老血喷到屏幕上。

　　1274年，宋度宗因酒色过度而死。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面对蒙古军的咄咄逼人，更受不了朝野舆论压力的贾似道亲自挂帅率领十三万精兵北上抗敌，但是腔调十足的贾似道一和蒙古军接触就吓得屁滚尿流，逃回扬州并上奏建议南宋朝廷离开临安避难。这次，朝廷没有听从他而是仿照北宋末年靖康年间的故事，向全国号召义勇军勤王。

　　到了这一年七月，对贾似道的处罚终于决定，因为太后的庇护，贾似道只是被贬为高州(今广东茂名)团练使，团练使原为一州团练的指挥官，但在宋代仅是虚衔，作为武臣之寄禄官，无定员，无职掌，也不驻本州。贾似道虽为高州的团练使，却奉旨循州(今广东惠州东)安置，同时，家财被抄没。

　　【“刺客”郑虎臣】

　　这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度宗皇帝的亲生父亲、恭帝的祖父福王赵与芮深恨贾似道，便私下招募能够杀死他的人担任押解官，绍兴县尉郑虎臣欣然请行。

　　郑虎臣是福建人，其父郑埙遭贾似道陷害，流放至死，其本人受株连，也被充军边疆，后遇赦放归，长期居住在苏州。苏州期间，他富而好文，还编纂有《吴都文萃》。

　　有官职有财富的郑虎臣接下这个任务，其实已经下决心舍弃自己拥有的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押解贾似道上路后，郑虎臣遣散了贾似道的侍妾数十人，把其剩下的全部资财施舍民间。途中，又把贾似道的罪行丑事编成杭州小调，教轿夫们唱着戏谑他。行至漳州，知府原系贾家门客，欲设宴为贾似道洗尘，又遭郑虎臣鄙视，勉强待了三天后，就起解赶路。

　　这时郑虎臣盘算，如果不趁早杀死贾似道，一到广东，他的门客众多，就更难下手。于是弃轿步行十几公里，至今天福建漳州城南12公里处的九龙岭下，也就是龙海市九湖镇木棉村口的木棉庵小憩时，郑虎臣屡次暗示和劝说贾似道自杀，但贾似道不听，说：“太上皇许我不死，有诏书就死。”郑虎臣自道：“我为天下杀贾似道，自己虽死何憾?”于是勒死了贾似道;另一个说法是贾似道病重，自己服毒求死，郑虎臣说：“好教他祗凭地死”，怎么能让他这么安乐地死去?用铁锤击打数下杀死贾似道。

　　翌年，贾似道提拔的陈宜中逃至福州，拥立宋端宗赵昰(宋度宗的庶长子，宋恭帝和福王赵与芮这时已被元兵俘虏到北方)，自己担任宰相，他下令捕杀郑虎臣。郑虎臣遭害后，葬于家乡长溪县柏柱南山的馆园旁，乡人及其后裔在村前建祠纪念他。而在木棉庵前，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在石亭中亦立下一个高3米多、宽1米多的石碑，并亲书“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十个大字。

　　郑虎臣诛杀贾似道的行为，被当时和后世的主流观点认为是“为天下除奸”，这一事迹也被载入《闽都别记》。明末冯梦龙将话本《木棉庵郑虎臣报冤》编入《喻世明言》，让他更为大众所知。

　　【情与理之辩】

　　但到了近现代，怎么评价郑虎臣其实是有争议的。毋庸讳言，郑虎臣的行为是违反当时法律的。而且，宋太祖曾经立过一块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郑虎臣的行为也违反了这一戒律——贾似道虽然外戚出身但是从程序上也经过科举，也是正经的士大夫出身。

　　宋朝的这一戒律虽然没有成为正式的制度，但史书上可以找到不少例子。比如北宋权奸丁谓因作恶太多，最后被罢相，抄没家产时，从他家中搜得各地的贿赂物品，不可胜纪，但本人只是被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司户参军。又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蔡京受到严重处罚，也不过是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居住，又迁到韶、儋二州，最后在去潭州路上去世，终年八十岁，也算是善终。

　　对郑虎臣行为不以为然的人不少，有学者更认为“劫财害命之官匪郑虎臣一变而为话本救国英雄，足见吾民无公义是非也”。

　　其实，如果从现代法治、人权的观念出发，郑虎臣的整个行为确实值得商榷。但是在那个时代，儒家推崇的春秋大义是更高的行为准则，个人行为所遵循的整套规范和背后的思想原则，与其说是法理，不如说是伦理和良心。

　　而且，郑虎臣杀贾似道时完全了解自己的结局是依法必死，所以他有所谓“虽死何憾”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他堪称舍生取义、求仁得仁。所以，我们后人或许不能用超越时代的标准要求他。

　　正史中的贾似道，完全是用不把他定义成卖国贼不足以平民愤的笔法写成的，但是真实的他也有着不太为人所知的B面。他绝顶聪明，在鄂州之围中也表现出一定的才干，鼓舞了两淮、江西一带的士气，史称因他“下流之兵始振”;他也有诗才，留下名句“人生有酒须当醉，青冢儿孙几个悲”。但同样明乎此，文天祥选择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贾似道选择的是及时行乐、混一天算一天。这就是志士和大老虎的分野，倘若没有制度的约束和个人的操守，个人再牛不过的小聪明终于不过是被历史洪流湮没和抛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