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蔡远鸿：比较声乐研究导论

　　摘要:“中西声乐”的比较研究是中国声乐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要使“中西声乐”的比较研究引向深入，研究的目的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直接、表面地讨论“中西声乐”技术与知识性的异同或相通,而是要从根本前提出发探讨与反思“中西声乐”各自的特点、理论前提及其短长;发现与评价“中西声乐”各自的人类性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声乐;比较研究;前提;前提性

　　“中西声乐”比较研究如同我们宽泛意义上的中西比较研究一样,有着特定而深厚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和哲学背景。郭沫若曾说：“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在变革时每每有外来的潮流参加进来。外来的文化成为触媒，成为刺激，对于本国文化引起质变。”一方面“声乐艺术是世界各国、各民族自古传承下来的一个人类不可缺少的艺术门类，而且世世代代不断创新发展。……‘比较声乐学’可以超越某一具体国家的局限去研究声乐的流派、声乐艺术品种、各个声乐品种的演唱技法、风格” [1]。另一方面如同林谷芳先生在北大演讲时说的：“一种唱法，也就是西洋美声唱法，占据了主流教育系统一百年，这个社会还不照你的方式唱歌，到底是谁出了问题?”[2]可见，“中西声乐”的比较研究，不是一个单纯的关于声乐“知识性”问题，更不是一个局限于声乐的“知识性”问题。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歌唱作为人类认识自己及与他人和世界交流的方式，是人的生存方式。歌唱活动是构成人类认识和理解人性,把握自身的生命和情感的一条线索。“艺术与人生是密不可分的。对人生的体认不能诉诸理性，而只能是‘体验’，只有体验才能将活生生的生命意义和本质穷尽，只有通过体验，人才能真切而内在地置身于自身生命之流中，并与他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3]。

　　人们对生活和命运以及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的理解,蕴含着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孕育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形成不同声乐表达方式的基础性前提。人的生命存在以及文化传统是“中西声乐”比较研究的基本根据。“中西声乐”比较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区分，更多则是为了揭示、凸显;比较不是为了彰显“文明冲突”，也不能只有科学性或“普适性”的诉求。对“中西声乐”进行比较研究，直接关涉如何正确发展我们的民族声乐(包含各种风格的演唱)以及如何遵循西方的标准演唱西方声乐作品的问题。

　　一

　　“专门性技法、唱法”研究。当前，我们对“中西声乐”的比较研究，更多还是着眼于“专门性技法、唱法”研究。譬如肖黎声与张清华关于“以字行腔”与“以腔行字”展开的“中西”争论;于善英、吴培文就“美声与京剧或民族唱法的歌唱共振峰”进行的比较研究;田玉斌的《谈美声歌唱艺术》在比较基础上提出的美声唱法的六原则;刘志的《中国民歌唱法的演变与趋向─兼谈美声唱法的趋向》;傅显舟的《汉语唱法问题》研究从语言与歌唱声学的角度剖析唱法的发声机制与听觉感知方面的特征;张旭东的《中国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的字声问题及审美差异》等等。当代中国声乐界对声乐的比较研究,即使声乐的“基础性”和“普遍性”问题，一般也会从“专门性”角度出发来进行研究。

　　二

　　“中西声乐”比较研究的理论前提和背景。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西声乐”之比较研究主要是中国人的问题。从历史上看,自“声乐”传入中国即有了“中西声乐”的比较研究，这一历史不足百年。在此以前,中国和西方的两种文明、两种文化,包括声乐文化，就总体而言是各自独立地存在和发展的。

　　当代中国声乐界思考声乐问题的理论前提和背景是:①中国拥有悠久的音乐文化传统和独特的语言表达;②“学院派民族声乐”是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歌唱形态;③当代中国声乐的发展处于以西方声乐文化为主导的浪潮中。

　　就“中西声乐”的比较研究而言,这样两种倾向需要引起我们重视：①偏狭的“中国化”;②崇洋的“西方化”。这两种思想倾向,一直都在困扰和影响着我们对“中西声乐”进行真正的比较研究。当然，无论是偏狭的“中国化”还是崇洋的“西方化”，都有自己形成的背景与前提，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改变和扭转这种倾向?

　　偏狭的“中国化”倾向,实质上是一种对西方声乐的虚无主义与对中国声乐保守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声乐观。在美学“多元”的意义上拒斥西方声乐,对中国声乐盲目自信是这种倾向主要的思想倾向。在这种声乐观看来,西方声乐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应该退出中国的声乐中心。这种思想倾向否定西方声乐对人类声乐发展特有的意义和价值的虚妄态度,不仅消解了“中西声乐”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也不可能真正发现和理解中国声乐的性质、个性特征及其对人类声乐文化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更不能切实地生成和保有中国声乐独立的自我。

　　与偏狭的“中国化”倾向相比,崇洋的“西方化”倾向之影响与危害更为广泛和严重。这种倾向在“学院派”的学者中，尤其“海归”中普遍存在,“言必称西方”是其“主流话语”。这种“西方化”的倾向,是一种以西方声乐为标准来诠释中国声乐艺术的声乐价值观和方法论。在这种声乐观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以西方声乐的概念来比较中国声乐的概念和方法体系。这种观念和方式使得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诸如西方声乐所具有的内容(譬如共振峰)中国声乐有没有,中国声乐有哪些范畴(譬如声部理论)和方法能与西方声乐相对应等这种机械的比较上。

　　汤一介先生在《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一文中说：“中西古今”文化之争，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之争，其中包含着把“古”与“今”对立起来的思想趋向。这种简单化地处理文化间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利于文化健康合理发展4。从本质上看,这种研究思路根据西方声乐的尺度与标准来认识、理解中国声乐,目的是追求中国声乐的“西方化”,以所谓“科学性”解读中国唱法，或者说把中国声乐“融合”到西方声乐体系中去。这实际上是在置中国声乐于丧失独立性的前提下来比较“中西声乐”的,是没有发生“比较”的单一“西方声乐”的研究。事实上这是在消解“比较”的思路和方法,不但远离了“中西声乐”比较研究的真实主题,也不能达到进行比较研究的真正目的。

　　三

　　“中西声乐”的特质与传统。“中西声乐”不同的性质与特点集中地体现于“中西声乐”各自的传统,是我们应该加以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各种具体内容尽可归结于其中。当我们对以上内容进行比较研究时,不仅要注意“中西声乐”不同的性质与特点,更要注重由于性质与特点的差异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及其影响。

　　一般说来,“中西声乐”比较往往体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就声乐技术总的特征而言;二是就声乐理论形态的特征而言。当然,这两种情形经常是彼此相通的,因为人们总是以某种声乐思想及其理论资源和背景去进行声乐研究的。一种情况是以西方声乐的思维范式去对“中西声乐”进行比较研究;另一种情况是以中国声乐的思维范畴去比较研究“中西声乐”。这两种情形,在以往的“中西声乐”比较研究中,往往体现为单一、直接地把“中西声乐”各自的思维方式作为“中西声乐”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

　　以这两种单一的思维方式来进行“中西声乐”的比较研究，往往容易得出偏颇的结论。从“中西声乐”比较研究的问题、目的、意义来说,对中国声乐或西方声乐的审美与演唱方式作单一、简单的比较肯定是不合适的。

　　对“中西声乐”进行比较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单一、表面地讨论“中西声乐”的“异同”或“相通”,而是要从根本前提出发探讨与反思“中西声乐”各自的演唱及审美特点;发现与评价“中西歌唱”各自的人类性意义和价值。我们呼唤声乐研究关怀人的生命存在性，发现真正的声乐学问题,为中国声乐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注入生命的活力。这应该成为我们自觉的声乐理念和思想精神。

　　西风东渐百年来，西方文明已然全面而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人文社会生态，我们应该从“当代中国声乐学派的研究视域”出发，着眼“当代中国的声乐”的体系建设，用我们的语言去表现自己的审美情感与时代的民族精神5。

　　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相适应，“中西声乐”比较研究应该是中国声乐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自我,寻求生存与发展新理念的追寻。要想真正地认识和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声乐观念,就应该真诚与谦恭地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声乐传统,在对西方声乐的研究中确认自身异文化客位角色,拓展中国的西方声乐学研究,在重新审视自身的学术定位中再定位。从根本上改变“偏狭的中国化”与“崇洋”的观念及其思维方式，扭转这种观念和倾向这是我们进行“中西声乐”比较研究应有的理论态度，从观念上解决审美思维方式与方法论取向的根本问题。

　　注释：

　　1、刘建华，比较声乐学研究范围探索，中国音乐2003.1

　　2、《音色里的中国人文》《新华文摘》2004.5。

　　3、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2版，P53。

　　4、汤一介，走出“中西古今”之争，《学术月刊》2004.7。

　　5、蔡远鸿，当代中国声乐学派的研究视域，《人民音乐》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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