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工厂”现象折射社会底层的不满与期待

　　坐落在安徽大别山深处偏远乡镇上的毛坦厂中学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每年输送上万毕业生，高考本科达线率达到90%以上。安徽毛坦厂中学创造的“高考神话”是落后地区基础教育“逆袭”的典型，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美国《纽约时报》也对毛坦厂中学这一教育现象进行过深度采访，社会主流舆论和教育专家将其与富士康相比较，称为“教育工厂”或“考试机器”。杨东平认为，高考工厂培养的是考试机器而不是心智健康、全面发展的个体，“这不仅是对国家推行素质教育的极大讽刺，也是应试教育对教育规律和教育法律放肆的挑战”。他甚至批评“高考工厂”严重恶化了区域教育的生态，形成经济利益驱动的“巨型学校”，是对教育现代化的背叛。“高考工厂”高升学率是极具诱惑性的“毒药”。“高考工厂”折射了全面深化教育改革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

　　一、对“高考工厂”的批评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

　　在媒体和社会舆论的抨击下，处于安徽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中学已经被妖魔化，但是这种制造本科生的“生产流水线”，众多学生家长依然趋之若鹜。为什么被当地政府和家长称赞的“好学校”，在教育专家和媒体舆论眼中被视为“洪水猛兽”?“亚洲最大高考工厂”所隐喻的撕裂和疯狂，反而成为现实中一种普遍的“合理存在”。

　　(一)家长和学生眼中的“高考工厂”

　　当前对于“高考工厂”的各种批评是基于城市语境和国家素质教育的目标立场，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忽视了基层校长、农村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如果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倾听来自数以亿计平凡者的声音，尤其是家长、学生和普通教师的声音，那么对“高考工厂”的理解就会更为全面。

　　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但是农村教育整体薄弱状况依然突出，高考在某种意义上是城市与农村教育机会的竞争，以乡村匮乏的教育资源与城市雄厚的资源竞争，乡村在教育机会获得上必然落后于城市。各类县镇普通高中为了高效率完成生产，不得不采取非常规手段包括军事化管理、题海战术等，正如一位农村高中校长说：“跟大城市的高中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时间。”在城乡教育机会获得不对称的情形下，农村和县镇高中必须在纪律、管理和时间上下功夫，以弥补城乡教育质量之间的差距。

　　在高考的激烈竞争中，所谓“全面发展”对农村孩子和普通家庭学生来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奢侈。在城乡教育差异悬殊的情形下，我们有什么理由指责那些贫寒子弟通过“高考工厂”实现命运的转变呢?实际上，很少有偏远农村地区的学生与家长抱怨学习负担重，像一位班主任所说：“学习这么苦，但是学生的学习行为至少60%是自愿的。”对于无权无势的农村家长来说，子女能考上好大学，将来有前途、有出息，是最大的幸福。

　　对于更多的普通家庭来说，教育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它寄托着太多的期望。爱弥尔式的浪漫主义教育离普通家庭实际需求相差甚远。

　　(二)“高考工厂”映射教育机会分配失衡的焦虑

　　对升学率的极致追求本身映射着教育资源和机会的匮乏。相比农村学生和家长对“高考工厂”高升学率的追逐，众多一线大城市高中学生有更多的教育机会可供选择。高考已经不再是所有人的独木桥，出国或者参加“洋高考”俨然成为大城市家庭子女的新常态。例如，上海复旦大学附中仅有20%的学生参加高考;南京外国语学校每年约500名毕业生中，仅有二十多人参加高考;北京2015年高考报名人数仅为6.9万，已经连续9年下降。

　　大城市高中学校拥有比“高考工厂”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可以通过出国、保送等形式完成对升学率的要求，对于他们来说，高考仅仅是人生规划中的一条路径而已。但是对于农村和普通家庭学生来说，他们没有更多的人生选择，高考依然是独木桥，“高考工厂”是社会底层家庭子女改变命运的被迫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调研数据显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工人和农民的子女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在减少。当前社会结构阶层复制和阶层固化趋势凸显，“官二代”“富二代”和“拼爹”等话语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映射了社会公众对阶层复制增强的忧虑。

　　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逐渐减少，心理恐惧和焦虑情绪在底层群体中弥散，为了避免社会底层的代际传递，最普遍的表现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担忧。家长之所以拼命将子女送到“高考工厂”经受炼狱般的训练，是对子女获得重点大学机会、谋求更高社会职位的期盼，亦是社会底层无声的反抗。

　　(三)“高考工厂”有助于农家子弟通过升学实现社会流动

　　大多数家长对“高考工厂”的模式是拥护的，其出发点是基于教育促进社会流动功能的考量。虽然应试教育的“高考工厂”存在诸多缺点，但是其正面意义仍然不容忽视，它为更多的农村孩子升入大学、升入重点大学赢得机会。网易“关于‘高考工厂’模式是否应该存在”的线上调查，共有65160人参与，70%的受访者认为高考工厂模式应该存在。

　　事实上，对于“高考工厂”的认识，如果仅局限于“素质教育-应试教育”非此即彼思路或者就教育论述教育，那就忽视了影响教育背后的社会因素。这就是教育社会学批评传统教育研究方式的缺陷之处。

　　育人功能是教育的本体性功能，但是教育仍然承担更多的工具性功能，促进社会流动是其重要的工具性功能之一。就教育本身而言，教育附加工具性价值，教育可能被异化，这正是当前各类教育问题争论的根源所在。但是从教育社会学的现实考量，教育除了培养人才之外，还必须满足社会强加的实现不同阶层合理社会流动的需求。从学生和家长角度来看，“高考工厂”让普通背景的学生有机会读更好的大学。

　　二、“高考工厂”折射社会底层对高考公平的忧虑

　　媒体渲染的“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安徽毛坦厂中学作为一种教育现象的现实合理存在，实际上隐含着无数家长、学生和教师的最基本的期许，如高考招生的公平、公开，排除任何招生环节黑幕，高考录取不存在地域性歧视，等等。

　　(一)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中的教育公平考量

　　钟秉林在2015年松花江全国教育高峰论坛的讲话中指出，高考招生考试制度的公平性遭遇严峻挑战，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呈现多样化趋势。

　　高考改革方案面临的突出矛盾是考试公正、公平与学生创造素质和实践能力所展现出丰富性和差异性的矛盾。传统高考招生录取方式固然存在诸多缺点，可能无法准确评估学生的特长和综合素质，但是在社会诚信体制不健全的背景下，满足社会公众对高考公平的强烈渴望。当前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方案强调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考重要参考。但是在目前语境下，尽管素质教育和综合素质考核理念是正确的，在实施过程中，却容易忽视素质考核的公平性问题。缺乏公平性控制机制，高考方案容易沦为“资源分配腐败”的代名词。

　　为了学生个性化特长发展，教育部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相继推出许多新的高校招生录取制度，如保送制度、校长推荐制度、特长加分、小语种提前招生、自主招生等，但是从实施效果分析，多被媒体报道有舞弊现象产生，保送制度一度被称为“推劣不推良、送官不送民”。人民网报道，南方某高校10年来的“保送生”多为厅局级领导干部子女，一些特殊群体将“保送生”制度异化为子女升学的“捷径”。2009年7月14日《中国青年报》对10848受访者在线调查，82.2%的人认为目前保送生大多是“关系生”。高考加分政策原本是对僵化的应试教育的补充和完善，但是一些高考加分项目沦为腐败的温床，成为强势阶层对寒门子弟的机会剥夺利器。近年来高校自主招生、补录和调换专业等腐败问题引起媒体关注，2014年3月18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数据显示，61.4%受访者认为自主招生“不公开透明，留下腐败空间”。公众忧虑高考改革灵活性和多样化难以保证选拔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近年来高考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社会底层对教育公平的忧虑。清华大学课题组发布《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2011)》数据显示，城乡不同的家庭阶层背景对考生获得保送资格、自主招生名额、高考加分优惠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农村学生和低收入阶层子女明显处于劣势。省会城市学生获得保送资格是农村学生11.1倍，直辖市学生获得自主招生名额是农村学生的5.1倍，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子女获得高考加分机会是农家子女的7.5倍。高考改革加大灵活性和多样化，增加了农村家庭和低收入阶层获取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难度。

　　我国高校优质教育资源聚集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和沿海发达省份，经济愈是发达，教育机会愈多。当前高考招生名额按照地区分配，高校所在地招生名额最多，这种招生制度使高校较多的大城市中的学生有更多机会进入名校，实际上不利于农家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根据北京大学2011年高考录取数据显示，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贵州为1.48，北京为52.5。北京考生升入北大的概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2014年复旦大学在上海招生名额占总计划的25.71%，在山东招生名额仅为总计划的2.98%;武汉大学在湖北的招生计划为1695人，占总计划的22.9%;中山大学在广东省的招生计划为4000人，占总计划的49.7%。高考招生的地方保护和户籍歧视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

　　(二)高考命题内容和方式的改革加剧社会底层子女升学的困难

　　当前社会舆论关于高考命题内容和方式改革的讨论中，主要是来自城市知识精英和教育专家的声音，在城市中产阶级文化语境之中，批评高考命题死板、偏重记忆、缺乏想象力、忽视学生综合素质，无疑都是正确的。在城乡差距明显的背景下，新的高考标准要求考生知识涉猎面更为丰富，强调想象力、发散思维等多种能力，侧重特长和天赋，这有可能损害农村孩子的教育机会和利益，因为农村考生的视野和信息量相对匮乏。

　　高考注重考查综合素质和创造力是一种对传统僵化考试制度的修正，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农村考生贫乏的师资、简陋的教学设施和条件。农村经济文化以及教育资源是相对有限的，农村学校在既有的师资和教学条件下使学生掌握书本知识，在较为呆板的考试方式中取得较好成绩已经较为困难。高考命题打破这种既定方式，对农村考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20世纪90年代末，“县中模式”以高升学率吸引媒体广泛报道。大城市的高中学生热衷于去周边县级高中就读。但是随着高考招生方式和命题的改革，大城市高中学校综合素质教育的优势逐渐凸显，其升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日益攀高，“死读书型”的“县中模式”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逐步褪色，各地“状元县”的消失以及高考名校“黄冈中学”等的沦落成为必然。在以前侧重考查学生记忆力的情形下，刻苦读书和死记硬背可能会提高学生高考成绩，然而当高考注重考查学生想象、思维和创新性等素质的时候，刻苦学习因素在提高高考成绩方面的作用却在下降，考生受教育条件和环境作用不断提升。许多农村考生失败，不是因为努力程度不高，而是因为其视野狭窄，知识面局限于书本，学习方式呆板。农村教育资源远不如城市，高考竞争实际上是使城乡学生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

　　语言社会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揭示语言符码、社会化与阶级再造之间的关系，中产阶层在家庭习性的熏陶下，内化为一套更为精致的语言符码，中产阶级将精致型符码内化于教育制度之中，其传递内容和形式体现着支配阶层的文化类型。工人阶级子女形成一种封闭型的符码，然而学校教育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精致型语言符码，课程、教材和教学语言也体现中产阶层语言类型，中产阶级家庭子女更易于取得学业成功。伊凡·伊里奇(Ivan Ilych)认为，城市学生从早期就占据文化、语言、信息量等方面的优势，城市家庭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本优势必然导致其在教育获得方面取得优势。农村学生在农村家庭养成的习惯或文化品性则受到正规学校教育体系的排斥。城乡同构的教育体系表面貌似公平，其实质是一种更为武断的文化专制，在遵循一种城市强势文化标准的同时也否定了其他文化标准的合理性，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一般不会在要求广泛的文化视野和丰富的想象力的考试中取得成功，因为他们不具备社会上层子女的教育背景。

　　三、化解“高考工厂”困局，必须关注底层利益并恪守公平

　　(一)对“高考工厂”的评判应摒弃非此即彼二元思维，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教育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牵扯诸多方面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多年来基础教育改革始终困惑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并且在实践中逐渐泛化为标签化的概念和庸俗的口号。简单将“高考工厂”作为应试教育极端典型并加以激烈评判，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二元线性思维。对特定条件存在“高考工厂”的文化现象，轻率地作出或是或非的价值判断，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当前学校教育和高考体制固然存在弊端，与人们期待的美好教育方向不一致，但毕竟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高考工厂”实质是社会阶层固化，平民子弟向上层社会流动机会减少的反映。对于社会家庭阶层背景以及教育资源占有存在明显差距的广大学生来说，任何教育变革都意味着不同利益群体成功机会获得明显分化。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基普尼斯(Andrew Kipnis)发现：“一个更狭窄的、以考试为导向的、以记忆为基础的、扼杀创造力的教育制度，看起来可能是给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的最大机会。”家庭背景对教育改革的渗透极具敏感性，近年来高考命题和招生方式改革对优势阶层和教育资源雄厚的城市更为有利，农村学生升入重点大学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与高考改革具有一定相关性，高考改革不应忽视社会底层子女的利益。

　　当前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尤为激烈，“高考工厂”至少满足农村家长对子女升入重点大学的希冀，其对农村家长和学生的正面意义仍然不容忽视，因而“高考工厂”折射高考改革必须将顶层设计与民间教育需求相结合，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关注农村和社会底层的民众利益。

　　(二)政府必须缩小区域、城乡和阶层教育获得差距，化解高考焦虑

　　我国东中西部经济文化差异明显，教育资源配置呈梯度分布，城乡差异与区域差异相互叠加，不同群体占有资源呈不均衡分布。特别是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阶层固化趋势尤为明显，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断裂型的社会结构逐步形成，阶层间的区隔和排他逐步形成，阶层内部认同意识提高，阶层之间的流动逐渐减少，社会阶层自我再生产增强。当前社会涌现各种“二代”现象即是明证，“寒门难出贵子”的论调实际上表达了社会底层对高考改变命运的忧虑。媒体渲染毛坦厂中学“万人陪读”、朝拜“高考神树”实际上表达了对阶层复制的焦虑。

　　“高考工厂”是社会阶层固化和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扭曲反映。政府作为社会公平的“守夜人”，必须将教育机会均等作为社会和教育政策首要目标。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中强调：“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自尊之基础一律都要平等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有利。”政府必须通过各种倾斜政策，促进区域、城乡和阶层之间教育均衡化，关注弱势群体利益需求，加大对社会底层群体教育的补偿力度，提升社会流动活力。

　　(三)高考兼具教育因素和社会因素，其改革必须固守公平

　　目前一些专家和学者对高考期望甚高，将其视为破解素质教育难题的突破口。高考不仅是一项教育考试制度，而且承担复杂的社会功能。对高考的认识不能就高考论高考或就教育论高考，必须从社会系统视野考虑高考改革。

　　“高考工厂”这种非人道的教育管理方式之所以受到农村学生家长的拥护，其实反映了家长对高考公平性的忧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数据显示，85.3%的受访者最信任“统招统考”。虽然“统招统考”不利于实现多元评价、不利于推进素质教育，但是没有一种高考改革方案比统一高考更能确保公平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高考改革理想指南，但是高考改革不能脱离公平性谈综合评价，必须警惕在对人的素质的张扬中，迷失公平性诉求。任何的高考改革方案必须固守公平性，事实上只有当权力约束、制度规范以及公众监督落到实处，各种高考改革方案才能赢得民心，取得实践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