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妍：谁在定义“新女性”？

　　从有人类开始，就有了“女性”。但“新女性”这个提法在中国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渐渐为人所知的。有人说，现代的新女性标准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好房，斗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听起来似乎比“三从四德”的标准还要高。这到底是时代在变，还是女性在变?

　　其实，“新女性”这个词从产生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断，我们不妨回到民国时期，看看“新女性”这个词产生的土壤，看看到底是谁在定义新女性。

　　职业女性=新女性?

　　民国时期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点，以商人、实业家、银行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迅速崛起，金钱崇拜与享乐主义成为了商业社会的标志。而在民国女性中，接受现代教育的女学生无疑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群人。她们一律放足，身穿制服、洋袜皮鞋，会说英文，会弹钢琴，也懂得如何吃西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她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反对封建家长专制，追求恋爱自由。而家庭以外的大环境对这些女孩似乎也更加包容，商业社会为这些走出校门的女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有些还能靠自己的努力成长为都市职业女性。

　　当时有部阮玲玉主演的电影就叫《新女性》，而阮玲玉饰演的就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职业新女性韦明。她为了争取婚姻自主，不顾父母反对，与恋人私奔，虽然生下女儿后被丈夫抛弃，但她并没有一蹶不振，反倒是只身到上海的私立学校当音乐教师。可见，在那时“新女性”已经将“自由”与“独立”作为重要的精神动力。

　　而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不仅拥有一技之长，能够自食其力，还追求时尚，品味高雅。在30 年代的上海，高跟鞋、旗袍、钢琴、舞厅和饭馆等高消费场所，在她们生活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但问题是，遇到磨难时，职业女性的承受能力是非常弱的。社会虽然开放了一些工作给女性，但现代商业价值观却总是与传统男权意识的相结合，许多职业女性不得不遭受着来自性别与经济方面的双重压制。就拿阮玲玉个人的结局来说吧，在她不堪被辱,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服药自尽后，依然被媒体与社会大肆消费着。

　　这也与《新女性》电影女主人公的结局非常相似。韦明虽然在工作之余还靠写作成了名人，最后却也逃不过自杀的结局。可见，职业女性即使努力以自身的才能获得男权社会的认可，结果还是难逃被利用与消费的命运，这也暗示了五四时期“新女性”理想的破灭。

　　太太们的“驭夫术”

　　与走向社会的职业女性不同，也有不少女学生在走出校门后走入家庭，成为了养尊处优的“太太”。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女性获得了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商业社会通过广告提醒女性：女人必须使身体成为被消费被观看的对象，经济收入才能源源不绝，社会地位才能得到保证，从而达到对男性权力的反控制。美貌、健康、风韵和情趣都是女性获得“幸福”婚姻的资本，缺一不可。美貌可以用雪花膏、爽身粉、香水香膏、发油发蜡、牙粉牙膏塑造，健康可以通过游泳、排球、网球等高级运动获得。

　　此外，温柔的举止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女性杂志也因此应运而生。《玲珑》就是当时风靡上海的一本著名的女性杂志，张爱玲曾在《谈女人》一文中科普过这本杂志的流行程度：“30年代的上海女学生手上总有一册《玲珑》”。

　　有趣的是，这些女性杂志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向女性传授 “驭夫术”，告诉她们应该如何与男性相处。因此，当时的女性即便是结婚后，为了拴住丈夫的心，除却一般家庭妇女必须承担的家务时间外，她们大部分时间仍选择消耗在购物和化妆品上。

　　可是，“太太”们虽然生活奢靡，但实际上并没有自己的职业和收入，日常开销只能通过乞求丈夫获得，在家庭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即使知道丈夫到处留情也无力反抗，彻底沦为婚姻的奴隶。

　　当时有人曾感叹道，有志向的女子面对生活的磨难，“在灰心和叹息的中间，断送了她黯黯的岁月”。而意志比较薄弱，物质生活优裕的女子，受了环境的诱惑，“不是成天打麻雀，就是整宵听唱戏，外表看来，几乎和一班姨太太们差不多了。”而这两种人“已占去了现代受教育女子的半数了”。

　　“女神”成为“女汉子”

　　与这两种受现代教育的女性相反的是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女汉子”。商业社会也促成了“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壮大。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社会上更是出现多元意识形态互相碰撞的复杂局面。

　　经典的工人阶级女性形象通常是一头齐耳短发，素面朝天，短衣长裤，声音洪亮，性格刚毅。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代表，她们有着强烈的革命倾向和中性倾向，敢于突破男性的束缚。在《新女性》电影中的李阿英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在韦明受辱时甚至挺身而出与施暴者打斗。在她身上有着一种不惜以暴力对抗男权的强大力量，而这正是上述知识女性身上所缺乏的。

　　在蔡楚生执导的这部电影中，“女汉子”被塑造成新女性进步的希望，而用化妆品精雕细刻出来的“五四”新女性则被认为是软弱而落后的。蔡楚生称，拍这部电影就是想“让许许多多的韦明，感悟到只有和劳动人民相结合，才能克服她们的软弱。”可见，将具备了“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女性作为“新女性”的代表，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股潮流。

　　而这种由男性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者相继探索出的新式女性观，在那时的确也获得了不少女性知识分子的肯定，其中就有“五四”时期崛起的女作家谢冰莹。谢冰莹曾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情，我只希望把生命献给革命。”可见，女性的个体意识在当时已经开始转变为革命意识，融入救国救亡的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之中，成为革命整体中的一部分。

　　“新女性”这个词不仅仅代表着一种标准，它的产生承载着复杂的意识形态，而它的发展更是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在民国时期如此，如今又何尝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