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应过分重视诺贝尔科学奖

　　2015年12月10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领取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考虑到当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还持有中国护照，这是近六十年来中国公民首次获得这一国际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这一殊荣让国人倍感振奋，此时笔者提出中国不应过分重视诺贝尔科学奖，这么泼凉水显得很煞风景。其实，我充分承认屠教授的学术成就。正因为她跨出了从无到有的一步，我们才能更冷静地审视诺贝尔奖之于中国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一股强烈的“诺贝尔奖情结”。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长，学术界却迟迟未能赢得诺奖，这与体育界获得的大量奥运金牌形成鲜明对比。90年代末，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呼吁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支持我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一情结也向民间渗透，趋向了神化此奖的膜拜文化。诺奖得主头上环绕着闪亮的光环，身上似乎也有股异于常人的仙气儿。连青春偶像组合TFboys的歌中都唱着“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

　　一般说来，诺贝尔奖得主被全世界公认为某一领域登峰造极的人物。然而，每年颁发的和平奖和文学奖受到意识形态较大影响，致使这两大奖项的公正性常常受到质疑。笔者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就有校友获得诺奖——莫言获得文学奖后，我听说北京某人文书店的老板颇为不满，将店内的莫言作品连夜下架。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即使最接近自然科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常常引发社会科学界的激烈争议。顺便说一句，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以诺贝尔的名义创立，并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诺贝尔奖”。

　　相较之下，诺贝尔科学奖——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以及生理学或医学奖，一般被认为客观公正地授予了做出杰出贡献的各国科学家。例如，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写道：“至今为止，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接受了12年中小学教育的十亿人口中没有一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雄辩地说明了，教育可以在何等程度上代理和协助社会扼杀创造力。”独立学者沈登苗先生专门研究人才问题，他在近著《文化的薪火》中严谨独到地分析了为何中国大陆学者长期没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两位学者都未经讨论，就将诺奖作为科学界最高成就的可靠指标。在今天的学术界，诺奖奖章取得了一种至尊地位，以至于研究它的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其成色十足。

　　可就像和平奖和文学奖，诺贝尔科学奖的代表性与含金量也是值得怀疑的。众所周知，诺贝尔科学奖并不包括数学、地质学、海洋学、环境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尽管这些领域的顶尖学者也符合诺贝尔奖的基本要求“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从宇宙大爆炸到大陆漂移学说，这些上天入地的伟大理论都无缘诺贝尔奖带来的荣光。既然这些“学科板块”都没有被纳入“诺奖指数”里，它也就难以反映“全球科学前沿股”的增长趋势。2009年，英国《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刊登了十位杰出学者的联名公开信，他们呼吁诺贝尔奖基金会与时俱进，增设新的颁奖领域。

　　由于许多发现几十年后才被评奖委员会认可——如屠呦呦参与研制的青蒿素，诺贝尔科学奖有着很长的时滞效应。它更多反映了先前的科学成果，而不是当下的研究突破。尽管诺贝尔在遗嘱中强调评奖人应着眼于“(评奖)之前一年”的最新贡献，他们极少只盯着过去十二个月，因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判定一项发现或作品的真正价值。相较而言，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每年发布的“高引用科学家榜单”(Highly Cited Researchers)更能即时全面地列举那些正在科学前沿奋斗的杰出学者。就横向的学科领域和纵向的时间跨度而言，诺贝尔奖都不是反映当前各国科学最高水平的良好指标。

　　此外，今天重大的科学成果越来越多地由科研团队完成，就像提取青蒿素的中国研究小组。有些物理学论文甚至有成百上千的作者参与。由于科学进步更多建立在人类已经积累的知识基础上，而不是颠覆现有知识，年轻学者若想进入某一领域，需要经过漫长的培训期。为了缩短培养时间，学术界的内部分工变得越来越精细，由专家组成的团队而非单挑独斗的大师成为科学前沿阵地的主力军。可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依然坚持一项科学奖最多被三人分享。一些重要发现由于参与人数众多而被忽略，一些团队中做出同样贡献的科学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诺贝尔科学奖的评奖结果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委员会的主观倾向和评委们的内部斗争。奥斯陆大学的科学史家弗里德曼(Robert Marc Friedman)在《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一书中批露了大量史料，为世人破除了诺贝尔奖的神秘感，将许多获奖人拉下了神坛。该书表明，科学奖的评选活动从提名到决议都伴随着大量争议，私人利益、人际关系、行政职位，甚至候选人国籍等非科学的因素常常影响到评奖决议。有时，评奖委员会更换一两位成员，候选人的命运就会发生逆转，这说明评选标准很难做到客观公正。

　　由于相关档案半个世纪之后才会公开，我们目前只能了解到20世纪上半叶的评奖内幕。不过，诺贝尔奖的评议机制变化不大，我们可以推测之后的历史也会存在很多争议。为什么从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和一位量子物理学家中选出科学奖得主，就会比从一位拉美诗人和一位中国小说家中选出文学奖得主更容易和公正呢?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奖项把持在一小撮瑞典学者和两家学术机构的手中，确实也让人捏把汗，像爱因斯坦这样不世出的大师都被评奖委员会否决过。正如弗里德曼所言：“那些甄选获奖人的，那些接受诺贝尔奖的，也都是肉身凡胎(mortal)。”我们不必把科学殿堂里的那些贵族想象得多么神圣。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人才领域的很多研究者仍将诺奖得主作为样本来源。这不仅是为了界定方便，绝大多数获奖者的确堪称各自学科的领军人物。不过，迄今为止已有581人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他们的学术成就却不可等量齐观。我相信此文的读者一定听说过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可而哈登(Arthur Harden)和尤里(Harold Urey)就太陌生了吧?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成就与相对论或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相比，存在着数量级意义上的差别。

　　那个可以改写教科书的科学英雄时代，恐怕已经悄然逝去。毕竟进化论只能被达尔文提出一次，后来的生物学家可以用它解释某个物种的演化史，而没有机会将这一理论冠以自己的大名。今天的科学仍在飞速进步，可个别杰出学者的成就，只是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中推进几步。这就像奥运会的短跑冠军，虽然打破了世界纪录，仅比之前的保持者快百分之一秒而已。诺贝尔奖仍在颁发，获奖者的贡献却很可能随着时间递减。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不少科技政策专家对诺贝尔奖的含金量持怀疑态度。如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曹聪教授曾撰文指出：“就任何意义而言，诺奖得主的数量都不必然反映一个国家的科学现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诺贝尔奖对国计民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完全承认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支持“为科学而科学”的事业。不过，政府投入的科研经费来自纳税人，应当对他们有个交待，以争取一般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很长时间里，我认为诺贝尔科学奖对于中国的益处是理所当然的——带来国家荣耀、推动经济发展、鼓励青少年们献身学术事业等等，直到我在美国遇到科技政策专家希尔(Chris Hill)。他告诉我，发展中国家不应过分重视诺贝尔科学奖，因为诺贝尔奖的数量同一国经济增长率、国际贸易份额、国防力量以及其他反映综合国力的宏观指标没有什么关系。一个国家有多少人得了诺奖，只能告诉你有多少人得了诺奖，反映不了其他方面的发展状况。

　　此外，今天重大的科学成果越来越多地由科研团队完成，就像提取青蒿素的中国研究小组。有些物理学论文甚至有成百上千的作者参与。由于科学进步更多建立在人类已经积累的知识基础上，而不是颠覆现有知识，年轻学者若想进入某一领域，需要经过漫长的培训期。为了缩短培养时间，学术界的内部分工变得越来越精细，由专家组成的团队而非单挑独斗的大师成为科学前沿阵地的主力军。可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依然坚持一项科学奖最多被三人分享。一些重要发现由于参与人数众多而被忽略，一些团队中做出同样贡献的科学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诺贝尔科学奖的评奖结果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委员会的主观倾向和评委们的内部斗争。奥斯陆大学的科学史家弗里德曼(Robert Marc Friedman)在《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一书中批露了大量史料，为世人破除了诺贝尔奖的神秘感，将许多获奖人拉下了神坛。该书表明，科学奖的评选活动从提名到决议都伴随着大量争议，私人利益、人际关系、行政职位，甚至候选人国籍等非科学的因素常常影响到评奖决议。有时，评奖委员会更换一两位成员，候选人的命运就会发生逆转，这说明评选标准很难做到客观公正。

　　由于相关档案半个世纪之后才会公开，我们目前只能了解到20世纪上半叶的评奖内幕。不过，诺贝尔奖的评议机制变化不大，我们可以推测之后的历史也会存在很多争议。为什么从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和一位量子物理学家中选出科学奖得主，就会比从一位拉美诗人和一位中国小说家中选出文学奖得主更容易和公正呢?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奖项把持在一小撮瑞典学者和两家学术机构的手中，确实也让人捏把汗，像爱因斯坦这样不世出的大师都被评奖委员会否决过。正如弗里德曼所言：“那些甄选获奖人的，那些接受诺贝尔奖的，也都是肉身凡胎(mortal)。”我们不必把科学殿堂里的那些贵族想象得多么神圣。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人才领域的很多研究者仍将诺奖得主作为样本来源。这不仅是为了界定方便，绝大多数获奖者的确堪称各自学科的领军人物。不过，迄今为止已有581人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他们的学术成就却不可等量齐观。我相信此文的读者一定听说过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可而哈登(Arthur Harden)和尤里(Harold Urey)就太陌生了吧?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成就与相对论或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相比，存在着数量级意义上的差别。

　　那个可以改写教科书的科学英雄时代，恐怕已经悄然逝去。毕竟进化论只能被达尔文提出一次，后来的生物学家可以用它解释某个物种的演化史，而没有机会将这一理论冠以自己的大名。今天的科学仍在飞速进步，可个别杰出学者的成就，只是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中推进几步。这就像奥运会的短跑冠军，虽然打破了世界纪录，仅比之前的保持者快百分之一秒而已。诺贝尔奖仍在颁发，获奖者的贡献却很可能随着时间递减。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不少科技政策专家对诺贝尔奖的含金量持怀疑态度。如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曹聪教授曾撰文指出：“就任何意义而言，诺奖得主的数量都不必然反映一个国家的科学现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诺贝尔奖对国计民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完全承认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支持“为科学而科学”的事业。不过，政府投入的科研经费来自纳税人，应当对他们有个交待，以争取一般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很长时间里，我认为诺贝尔科学奖对于中国的益处是理所当然的——带来国家荣耀、推动经济发展、鼓励青少年们献身学术事业等等，直到我在美国遇到科技政策专家希尔(Chris Hill)。他告诉我，发展中国家不应过分重视诺贝尔科学奖，因为诺贝尔奖的数量同一国经济增长率、国际贸易份额、国防力量以及其他反映综合国力的宏观指标没有什么关系。一个国家有多少人得了诺奖，只能告诉你有多少人得了诺奖，反映不了其他方面的发展状况。

　　我们不妨拿新加坡与丹麦作个比较。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数量都是550万多一点，前者不曾有过一位诺奖得主，后者则拥有十四位，这是否导致了两国之间的重大差异呢?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提供的世界各国简况，2014年新加坡按汇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079亿美元，丹麦为3424亿美元。可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3万美元，丹麦仅为4.4万美元。另据2015年度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新加坡排在第二位，丹麦则位于第十二位。诺贝尔科学奖曾授予几位印度科学家，可该国的科研实力与经济发展水平都逊于中国。相较而言，与一国综合实力相关性更高的指标，反倒是与科学无关的奥运会金牌数量。

　　笔者写作此文并非意图否定诺贝尔奖的价值，只想劝吁国人不必过分重视此奖。弗里德曼教授在《权谋》一书中指出，没有什么与提名有关的统计指标可以解释诺贝尔奖的分配，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评委们多变的优先考虑，以及他们对科学成就的个人理解。尽管评奖过程如此主观，很多政府和机构还是将诺贝尔科学奖视为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赋予它过高的国际声誉和地位。比如，上海交通大学每年发布“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其中“获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数量占到总分值的五分之一权重，而占一成权重的“校友质量”则完全根据“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数”计算。

　　一个大学的排名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教师或毕业生中是否有诺奖得主。这迫使很多大学加入获奖竞赛，将有限的科研经费集中在更有可能得奖的项目上，因而扭曲了正常的资源分配体系。某些大学花巨资聘请诺奖得主前来演讲授课，这笔钱本可用于更富实效的研究项目。中国政府在制订科学政策时，更是明确表示以获奖为目的。2012年，中国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牵头启动了“万人计划”，准备用十年时间遴选和支持一万名高层次人才。其中第一层次即一百名“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杰出人才”。

　　在近期的评论文章中，沈登苗将屠呦呦获奖的意义归结为三点——“中国的(科学家)”、“新中国培养的(人才)”和“国内做出的(研究)”。屠呦呦一举突破了这三方面的诺奖纪录，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也正因此，我担心一些急功近利的官员希图尽早尽快出成绩，通过培养极少数学者“冲击”诺贝尔奖，以提升中国的科学大国形象。在《权谋》的中文版序言中，弗里德曼提醒我国读者：“期待一位在国内工作的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无可厚非，可相信它是一个国家科技高水平的唯一或最佳表现就错了。”

　　就像奥运会的金牌数量不能反映普通国民的身体素质，我们在讨论有关科技、教育和人才方面的很多问题时，也需要使用更全面和更有代表性的指标。而最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人类的科学事业，只是某种体育比赛式的竞技活动，还是有着更值得追求的目标?也许，诺贝尔奖就像一位美女，当我们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集中到更有意义的工作上时，反倒更有可能得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