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要为一名民国普通女学生写传记？

　　个人悲剧与公共事件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从本文中窥得一角。1919年，一名生前籍籍无名的女学生的死，在知识界和舆论界的集体关注与共同塑造下，一起个人悲剧进入公共领域，演变成了一个解读“五四”妇女与家庭问题的样本。

　　事件

　　8月16日，女学生李超因肺炎去世

　　3个月后，戏剧性的转折突然出现

　　1919年8月16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学生李超因患肺炎去世。这个女学生在世时籍籍无名，死后自然也难以引起注意。除了几个广西同乡帮忙联系家属、料理后事外，她的死讯就如同一颗水滴湮没于大海，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激不起半点涟漪。

　　然而3个月后，戏剧性的转折突然出现了。11月30日下午，北京教育界在女高师为李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会的发起人多达54名，其中不乏北大校长蔡元培、章士钊夫人吴弱男等社会名流。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近千人，“会场几无容足地”。《晨报》等公众媒体和《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刊物对此事也甚为关注，《晨报》提前半个月便大幅刊登了追悼会的启事和李超的遗像，呼吁人们去参加纪念活动。追悼会后，《晨报》不但详尽报道了全部过程，还接连3天登载了胡适撰写的《李超传》。在讨论妇女问题的专栏中，追悼会上的演讲辞和相关讨论稿也随后刊出。

　　一个早逝的普通女学生，生前并无显赫事迹，却被如此大张旗鼓地纪念，不能不令人深感意外。从表面上看，转机的出现源于李超的同乡们痛惜于她的早逝，整理了她的日记、书信、文稿等资料，辗转交到胡适等人手中，引起了他们的同情与关注。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这些对妇女问题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这个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蕴含着深入发挥和阐释的可能。关于这一点，为李超写传的胡适态度十分明确：“这一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迹很有作详传的价值，不但他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他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正是在知识界和舆论界的集体关注和共同塑造下，“李超之死”这件个人悲剧进入公共领域，演变成一个解读“五四”妇女与家庭问题的样本。

　　因由

　　出走求学的主要原因

　　在于婚姻问题的不如意

　　对于新知识分子而言，李超短暂一生中最为光彩的，便是她的求学经历和教育背景。李超出生于广西梧州的大户人家，幼年时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修习经史，民国初年进入梧州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后来又转赴广州求学。由于对广州女子学堂的教育水准不甚满意，她于1918年辗转来到北京，到女高师当了一名旁听生，并进入了她最喜欢的国文部。在李超去世后，这一段矢志求学的过程很自然地被解读为“深痛神州女界之沉沦，亟欲有所建树”。尤其是她所展示的“近来世变日亟，无论男女，皆以学识为重”的自觉意识，也被视为女子教育逐渐发展的例证。在一直致力于寻求妇女解放道路的新文化阵营看来，李超的离家和求学提供了符合想象的示范模板。

　　然而，仔细考察李超短暂的一生不难发现，她到北京求学固然有“学无师承，终难求益”方面的考虑，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婚姻问题的不如意。当时李超已年过二十，依然未曾婚配，令家人十分焦虑，也因此产生了不少矛盾。李超有意去北京求学，其兄长之所以坚决反对，便是担心未婚的成年女子外出远游，会招来族人非议。

　　不过，更值得玩味的还是李超本人的态度。尽管她也担忧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对象，但对于家人干预婚事李超并未表现出反感，甚至还写信给姐夫，主动要求代为留意合适的人选。在同乡们所编撰的《李超女士行状》中，还保留了一段李超不成功的订婚记录。从中可以看出，李超接受了叔兄对其亲事的安排，只是对订婚的对象“藤邑周氏子”不甚满意，因为此人素来不喜读书，中学尚未毕业。从李超亲自登门劝说及愿意提供资助的举动看，她还试图挽救这段姻缘。

　　这种情形与习见的新派男性嫌弃旧式妇女的“五四”婚姻模式正好相反，也不属于知识女性反抗包办婚姻的典型案例。在这一次未能展开的婚姻故事中，接受了新教育的女性扮演的是男性启蒙者的角色。尽管由于被启蒙者自身的原因未能成功，李超的言行与态度，却已经显示出了新女性的某些特质。但从本质上而言，李超并不是一个决绝的反叛者，新思想与旧道德杂糅的时代特色在她身上有明显的体现。在婚姻的基本态度、想象和家族义务等方面，这个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子仍然难以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

　　性格

　　性格过于封闭

　　未能融入校园氛围令人惋惜

　　在这种情境下，“新学校”成为李超逃离家庭的避风港和目的地。她最终以遵从家人的婚事安排为条件，换取了去北京求学的资格。但新学校所代表的新知识和新人格等被启蒙知识分子所看重的特性，在她身上并未发挥作用。据她的同班同学程俊英回忆，李超是个沉默寡言的内向女子，“平时很少和同学交谈，总是愁眉不展”。在家人强行为她定亲之后，她只能向隅哭泣，以至于“忧愤莫诉，积悲成疾”。甚至病情恶化住院治疗期间，她也没有袒露心扉，“时露抑郁，同乡每至照料，初亦莫知其故，只得婉慰而已”。在追悼李超的过程中，不少人都对她性格过于封闭、未能融入校园氛围表示惋惜。她的同学孙继绪和陶玄就直言批评她“受家庭专制之苦如此其烈而并未向同学道过只字者，全以女士尚有两种旧观念未能打破，即‘家丑不宜外扬’与‘以穷困为耻’之观念是也”。

　　从表面上来看，“李超北上”与五四期间不断被言说的“娜拉出走”存在相似性，但李超在人生经历和个人品性上，其实不足以承担起新女性表率的重任。而且她的出走和死亡，恰恰以一个实例证明了人们对“娜拉走后怎样”的深切疑惑。但在“李超之死”进入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无论是知识界还是舆论媒体，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中的复杂原因与李超个性上的缺陷，极力将她勾画成“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赋予她反叛与悲情的双重色彩。可以说，围绕“李超之死”展开的诸多言论，表现了新文化运动者在妇女问题上的敏感，显示出他们塑造文化英雄的急迫用心。

　　发酵

　　胡适撰写《李超传》

　　将“李超之死”推向公众领域

　　在将“李超之死”推向公众领域的过程中，胡适显然功不可没。正是因为他精心撰写的长文《李超传》，才将这个无名的女子带到了大众的视野中。尽管胡适的本意是替不幸的李超发声，但以此事件为由头阐述自家的观念，仍是《李超传》真正的重心所在。所以曹聚仁直指“李超之死”发生得正是时候：“李超女士死得适逢其会，在易卜生主义倡导者胡适博士的笔底，俨然是反抗封建势力的战士”，便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胡适对妇女问题发言的意图和塑造鲜活例证的用心。

　　简单而言，胡适所撰《李超传》的核心意图，就是忽略李超的痛苦主要来自婚姻不自由的事实，强化李超的家族内部矛盾，将李超之死归因于旧式家庭的压迫和传统宗法制度的戕害。由于李超的哥哥李惟琛在她求学、婚姻等问题上多持反对意见，在她去世后又态度冷漠，所以很自然地被视为旧家庭的代表，成了胡适口诛笔伐的对象。

　　在胡适看来，李惟琛之所以干涉李超的外出求学，并不是为她的终身大事考虑，主要目的是为了独霸财产：“他们最怕的是李超终身读书不嫁，在家庭中做一个眼中钉。”而这个霸道守旧的兄长，其实并非李超的亲哥哥，乃是李超父母早亡，家无男丁，被迫从族中子弟过继而来。对于这个承继了儿子名分便拥有全部家产支配权的习俗，李超生前曾表示过不满：“此乃先人遗产，兄弟辈既可随意支用，妹读书求学乃理正言顺之事，反谓多余，揆之情理，岂得谓平耶?”胡适认为，“这几句话便是她杀身的祸根。谁叫她做一个女子!既做了女子，自然不配支用‘先人遗产’来做‘理正言顺之事’!” 胡适因此指出，李超“有钱而不得用”的困窘状况，是整个事件中最应当被注意的：“《李超传》的根本问题，就是女子不能算为后嗣的大问题。”显然，家庭伦理革命是胡适更愿意关注的角度。如他所言，李超事件既“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也“可以用做中国家产制度的研究资料”。

　　扩展

　　不同观点间的渗透与角力

　　引导人们将关注的重心从李超身上转移

　　在追悼会上发言的陈独秀、梁漱溟等人，虽然观点和胡适不完全一致，但以李超事件为引子阐发自家理念的意图都很明显。在此氛围中，女师大学生孙继绪在发言中首先表达了对男性知识分子们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姿态的不满。孙女士认为空谈理念毫无意义，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权利才是解决女子问题的关键：“现在中国女子的智识，当然不如男子，勿容深讳，然亦是数千年社会制度所养成的。就是现在的男子，能像今天这些教育名家的，又有几人呢?我们要求女子与男子平等，必定要先要求教育的平等。要女子在社会上能活动，必定要先使他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智识。”

　　在一场由男性知识精英主导的“女子问题的讲演大会”上，孙继绪作为仅有的两位女性发言者之一，对男女平等、尤其是男女教育平权的呼吁可谓意义不凡。就在李超去世前几天的1919年8月3日，北京的《晨报》刚刊发了一封公开信，内容是一位叫邓春兰的女子致函蔡元培，要求北大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班。在此之后，是否应当实行男女教育平权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孙女士显然是受到了影响，借追悼会这样的重大场合呼喊出新女性自己的声音。

　　虽然是一场女性的纪念活动，但孙女士所代表的女性视角与男性知识精英的立场存在明显的缝隙。胡适曾在女师大的课堂上自夸，他的《李超传》提出了女性继承权问题，“比《史记》的《汉高祖本纪》、《项羽本纪》还有价值得多”，但女师大学生却困惑于“胡老师忘记提‘封建包办婚姻要不要反对?’的重要一条”。可见男性知识分子大多希望以李超事件为出发点阐发各自的理念，而新女性对李超的遭遇更能感同身受，更期待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有所变革。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观点之间的互相渗透与角力，必将引导人们将关注的重心从李超身上转移，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社会议题逐渐浮现，如女子教育、社交公开、婚制改革、工读互助等，并最终将“五四”妇女解放的讨论推进到新的阶段。从这个角度而言，李超确实如胡适所期望的那样，可用作“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

　　并联

　　长沙新娘赵五贞为反抗包办婚姻自杀

　　一南一北两个悲剧女性被联系在了一起

　　就在李超追悼会举办的前夕，千里之外的湖南长沙发生了新娘赵五贞为反抗包办婚姻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引起了全城震动和议论。北京的《晨报》对赵五贞事件甚为关注，数次转载了长沙《大公报》的文章，密切跟踪着事件的发展。长沙的《大公报》也连续刊登李超追悼会的纪实和胡适的《李超传》。立即便有敏感人士将这一南一北的两个悲剧女性联系在了一起：“近来湖南自杀了一个赵女士，北京气死了一个李女士……乃是为着自身，为着自己的人格，做一个觉悟上的解脱。”

　　深究起来，李超病逝和赵五贞自杀虽然都有抗争旧家庭的因素，但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之所以这两个女子常常被并提，无非是论者希望以此证明李超和赵五贞的悲剧绝不是个案，也无关地域、背景和学历。而在李超追悼会前后曾经提出的妇女解放的诸多方案，如普及教育、婚姻自由、经济独立等，又一次出现在赵五贞事件的讨论中。由此可见，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由中心城市向内地拓展，李超已经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的一个代表符号。

　　就成效而言，李超之死首先震动的还是她女高师的同学。据程俊英回忆：“李超的死和追悼会，给我班的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于是冯沅君同学带头和几岁时在河南订婚的未婚夫退婚，其他同学纷纷响应。”在以这段经历为蓝本写成的小说《慈母》中，冯沅君描述了她回家准备退婚时心里的盘算：“我虽然是个弱者，也还有保全个人的自由而脱离家庭的勇气。我能穿朴素的衣服，能吃粗粝的饭，自食其力也不是难事。”从最初打算自杀殉情，到决定勇敢地和母亲谈判解除婚约，在受到李超影响而出现的这个真实故事中，女性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逐渐凸显。

　　终结

　　五四知识分子开辟和拓展

　　讨论女性问题的公共空间

　　在李超追悼会上没有发言的王光祈，在随后发表于《晨报》的文章中，呼吁人们不必沉湎于哀悼和愤激的情绪中，而是“应该有一种家庭革命的实际运动，救出现在将死未死的女子”。作为工读互助主义积极的提倡者，王光祈力图将妇女解放运动与当时正在流行的工读主义合流，将女性独立问题落实到经济解决的层面。按照王光祈的设想，这种工读互助团体通过制作和贩卖袜子、手绢等手工品维持生计，同时以团体的名义邀请大学教授来讲学，最终的理想是让女性能够“自己奋斗，自己生活”，将女子互助社办成一个“与旧家庭抵抗的大本营”。

　　借着北京各种工读互助团体创办的东风，1920年1月，由女高师学生组织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应运而生。就在此时，一个名叫杨莼英的女子致信《晨报》，哭诉她遭受迷信婆婆虐待的不幸经历。在关于该如何帮助杨女士的讨论中，刚成立的女子工读互助团作为最有效的方式被提出。杨莼英自己也表示，受到报刊宣传的影响，她曾经想过和丈夫组织一个妇女工读社，以帮助“所有黑暗家庭与境遇恶劣的女人”。《晨报》的编辑认为，正是李超的悲剧启发了女性，在求自由的道路上“闭起门来，一个人在家里悲观”是于事无补的，而“具体的解放行为”远比空喊几句口号更为重要。

　　尽管女子工读互助团因种种困难而推行乏力，但通过对李超、赵五贞等事件的不断言说与阐释，五四知识分子开辟和拓展了讨论女性问题的公共空间。尽管在男性启蒙话语的控制之下，女性的声音仍然是微弱而模糊的，但逐渐觉醒的新女性已经意识到，只有从自身做起，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女性独立意识的确立与完善，或许是“李超之死”更重要的意义所在。(文/颜浩)

　　(作者简介：颜浩，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专著《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