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为何爱自杀？

　　不久前，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每年有80万人死于自杀，大约每40秒就有一个人轻生。但自杀率之高并不是这个浮躁时代特有的标签。据人类学证据显示，原始人群即有自杀现象，四千年前已在埃及发现自杀遗书。

　　如果将自杀现象的研究范围缩小到某个群体上，无人不发现有个特别“爱”自杀的群体——文人。从古至今，中外有无数文人以自杀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这一串自杀名单长得令人惊讶：中国有王国维、朱湘、老舍、邓拓、傅雷、三毛、海子、顾城、杨朔、翦伯赞…日本有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太宰治、家藤道夫、有岛五郎、牧野信一、田中光英…前苏联有叶赛宁、马雅科夫斯基、法捷耶夫…美国有杰克·伦敦、海明威、普拉斯、耶尔齐·科辛斯基…英国有托马斯·查顿、弗吉尼亚·伍尔夫…法国有莫泊桑，奥地利有茨威格等等。

　　人们不由得疑惑，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文人们为何爱自杀?

　　自古文人多脆弱

　　公元前278年，屈原怀抱大石投身汨罗江自杀，临死前跟渔夫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文天祥在五坡岭兵败被俘后宁死不降，陈子龙在押赴南京途中投跨塘桥殉国，被捕时拒绝剃发“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

　　对于死亡，中国古代文人似乎从来就无所畏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无害，有杀身以成仁”，民族气节和个人尊严高于生命的观念，在几个重要的现当代时期更为凸显。

　　据《中国现当代作家自杀研究》发现，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自杀作家人数远远超过了过去两千多来的作家自杀人数的总和，且比同时期日本和欧美自杀作家人数总和还要多。自杀作家的自杀时间可大致分为三个密集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美国学者比尔·沃勒分析道：“自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者向当局控诉的形式。”

　　五六十年代的自杀作家人数达到了历史高峰。据《人类自杀史》称，自屈原到五四运动以前，作家自杀不超过三十个，平均一百年才有一个;之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作家自杀者剧增，其数量超过中国以往自杀作家总和的数倍，如老舍、傅雷夫妇、邓拓、叶以群、罗广斌、李文明、杨朔、吴晗夫妇、闻捷夫妇等。文革时期多数文人选择舍身赴死以保人格的完整。

　　爱自杀的原因不尽相同

　　与中国相比，日本文人对死亡的理解具有强烈的内向性。日本武士精神强调死亡是真诚美好的，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因此死后皆能成佛，生命就该像樱花般绚烂，却有着极短的花期。而且要在最绚烂时瞬间结束，凄美无憾。

　　正因如此，日本文人的自杀率也是居高不下的。1894年，“恋爱乃人生之秘诀，先有恋爱尔后有人生…”诗人北村透谷因追寻个性解放的理想失败在自家院子里上吊而死。同样选择上吊的还有日本作家有岛五郎，1923年他和有夫之妇波多野秋子双双自缢殉情，“在爱的面前迎接死神的那一瞬间竟然是如此苍白无力”。另外，有“日本海明威”之称的三岛由纪夫于1920年发动政变未果后切腹自杀，当时他的额际绑有“七生报国”字样的头巾。在三岛自杀后的17个月，其挚友著名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也选择含煤气管自杀。川端康成在《夕照的原野》一文中曾表白：“荣誉和地位是个障碍…我希望从所有名誉中摆脱出来，让我自由。”

　　不得不提的是，日本人有着对死亡至善至美的追求，35岁的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在家服下过量的安眠药自杀，他之前想过了多种自杀的方式，但最终因为美学选择了服毒。

　　这种“成人之美”的态度还在太宰治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著有《人间失格》的太宰治一生自杀5次，有3次是跟女子一起殉情。最终在1948年的深夜，39岁的他与女粉丝跳玉川上水自杀身亡，他曾希望有人在他墓碑刻下这句话：“他最喜欢的，就是取悦他人”。

　　在美国，文人自杀的情况很不相同。很多文人在平等自由的社会通过拼搏实现了美国梦后，文人们却意识到，一直追逐物质满足的他们，却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种堕落。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是“美国梦”破灭的典型，出身贫寒，奋斗半生，走进上流社会却变得精神空虚，对生活失去热爱。在40岁时，杰克吞服大量吗啡，在豪华的大牧场中结束生命。

　　遗书有不能说的秘密

　　哲学家认为，自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对历史与人本体之间复杂关系的认知和思考。加缪也曾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确实，文人留下的遗书隐藏着内心深处的秘密。

　　上文提到的芥川龙之介在服毒自杀前写下了遗书。上面提到他这两年一直想死，他也考虑了自杀地点、遗产的困扰和如何防止被家人发现。“自杀者也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杀。我们的行为都含有复杂的动机，但是，我却感到了模模糊糊的不安，为什么我对未来只有模糊的不安呢”。

　　最后，芥川承认，即便已决定好自杀，但心中仍旧有半分是想着活下去的，因此面对死，他需要一个跳板。“我不像西方人一样觉得死是种罪恶，连佛陀也在阿含经中肯定他徒弟的自杀…我们人说到底还是人形兽，和动物一样本能地怕死，所谓的生活能力说穿了不过是动物性的能力，而我也只是其中一匹的人形兽而已。我对食色都已厌倦，我身属于动物的部分该是渐渐消失了吧。我身处在如冰一般透明清澄、病态般敏感的世界。渐渐地越来越觉得‘为了活下去而活’实在是人的悲哀，若能满足于永远的沉睡，对我们自身来说未尝不是种和平与幸福。”

　　文人的遗书也常道出他们在自杀前经历的内心难以言喻却无处发泄的痛。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鱼藻轩，口袋只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几行字，史学家陈寅恪如此评价：“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次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迨其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书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傅雷夫妇在经受红卫兵的搜家和侮辱后双双上吊自杀。傅雷留下的遗书内容很简单，包括清偿债务、偿还房租、补偿保姆、处理遗物，甚至还有为自己留下火葬的费用和因为给委托人添麻烦而进行的道歉。但唯独在对于红卫兵的污蔑不能漠视：“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辫，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刹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有平静的遗书，也有激烈的。文革时期杂文家邓拓服毒自杀，留下遗书中先是详细叙述了他历史上两次被捕和出狱的情况，表示近来旧病发作，作为共产党员不能再拖下去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最后高呼三次“万岁”。同样，1968年底，红色史学家翦伯赞在遭受野蛮逼供后，与夫人服用大量“速可眠”自杀。死后只留下两张纸条，其中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章怡和先生对于翁伯赞的自杀和字条一直想解开其中的含义：“翁伯赞的死，是对以幕力做后质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基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书的‘三呼万岁’又是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肴想?是对丈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杭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我总觉得他的手书‘万岁’一定有寿更为陈蔽和复杂的内容。”

　　此外，文人的遗书也让自杀的真相显得扑朔迷离。

　　1989年，青年诗人海子卧轨自杀。海子死后留下了五封遗书，但前几封的内容逻辑混乱，有幻听甚至妄想被害的嫌疑。据说在自杀现场不远的一个墙上，海子用铅笔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但另外几封遗书中又反复说道：“...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常远或孙舸负责...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这其中的谜团至今仍难以解答。

　　1993年，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顾城留下了四封遗书，其中有对父母哥姐的叮嘱“不要太伤心，人生如此。老妈妈万万要保重，老顾乡(哥哥)多尽心了。 ”也有对孩子木耳的不舍：“你将来会读这些话，是你爸爸最后写给你的。我本来想写一本书，告诉你我为什么怕你、离开你、爱你。木耳…愿你别太像我。”

　　此四封遗书是在出事现场被警察拾取，字迹缭乱，像是仓促写的。有分析认为，从遗书中看出，谢烨是将继续在世上的。否则顾城不会要求把照片手稿等由姐姐保管，更不用点明房子等归木耳所有。但后来不知他又受到了什么打击致使他伤害了深爱的妻子。

　　当然，也有文人留下“无字”遗书，不给自杀以任何解释。

　　1961年，美国作家海明威在居所里开枪自杀，自杀前电话突然响了，他拿起电话，说了他留给世界最后的一句话：“我是海明威医生;我们都欠上帝一死，今年死的明年就不必等死了。” 1972年，川端康成含煤气管自杀时，并未写下一个字。但他曾说：“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不过，也有动过自杀念头，最终还是坚强活下去的文人。如沈从文、曹禺、巴金等都曾想过自杀，有的甚至付诸了行动，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改变了主意，选择活下来。

　　当代学者殷国明说：“死亡不仅具有个体生命的意义，而且拥有群体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能够从死亡中得到解脱，但是群体生命却能够从死亡中获得警世：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生命，尽量避免在此堕入深渊。”

　　或许，每个文人选择自杀的理由不尽相同，但唯独记住的是，死亡并不是痛苦的终结，活着的人应该重新去审视生存的秩序与意义，活出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