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国事遗嘱》是假的吗？

　　“日本研究中共史的大熊猫之一”——这是学者杨奎松对石川祯浩的评价。日本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不多，而石川祯浩自研究生时期开始，已经致力于此近二十年。

　　石川祯浩196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三年，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兼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就是要尽可能去恢复历史原貌，回到历史现场。”这一观点贯穿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他的中文著作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以及新出版的《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等。

　　近日，就《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中《孙中山致苏联政府遗书》一文，腾讯文化对石川祯浩进行了采访。以下为腾讯文化与石川祯浩的对话。

　　孙中山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自信

　　腾讯文化：你在《孙中山致苏联政府遗书》中说，孙中山死后，《时事新报》发表评论说：“孙文今日死矣，实则死者止其形骸而已，至于其精神，吾以为则死已久矣。”该如何理解“其精神死已久矣”?

　　石川祯浩：这篇评论是政治上反对孙中山的人写的，他认为孙中山的精神早就死了，因为孙中山要实施所谓的“连俄容共政策”，“把灵魂卖给苏联”。他认为现在的孙中山已经不是过去的革命党人了，而是外国人的爪牙。

　　孙中山是建国领袖，但当时社会舆论对他“接受共产党”的评价很差，认为他要把过激派引到国民党内。大部分商业报纸都否定孙中山“容共”这一策略，认为“国民党完全赤化了”。对此，孙中山和国民党辩称，“容纳共产党员是因为他们赞成三民主义，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共产主义或者要实行像俄国那样的赤色政策。”

　　我们知道后来国民革命都被归功于国共合作，但这并不是当时的主流思想。事实上，当时赞成孙中山的人很少。

　　腾讯文化：杨奎松认为，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上陷入两难：一方面，他需要借助苏联的财政与组织援助，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他对共产党过度渗入国民党表示忧虑，担心共产党包办国民党大政方针的制定(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一章第三节《孙中山的希望与两难》)。由此可见，孙中山对于联俄、联共的政策是有所保留的。你说孙中山死前的不安定因素是国共合作破裂的可能。孙中山本人是否也埋下了这颗种子?

　　石川祯浩：我是赞同杨奎松老师的说法的。如果要补充什么的话，就是孙中山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认为“只要我在，一切都可以解决”，所以不管外界如何批评他“被苏联操纵”，他都毫不在意。这一点对理解孙中山来说十分重要。

　　孙中山认为自己主张的三民主义在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上。不管有多少纠纷，只要有他出面指挥，都可以解决。所以尽管对苏联有些戒备，对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代替国民党有所担忧，但他认为，只要自己在，就不会有事。这真是难以置信的自信。但也正因为自信，他才能成为国民党的领袖。估计他也没想过自己死后国共合作该如何进行。比如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请他说些什么，但他却说：“我死了就算了。”所以孙中山想必知道，自己在生前筹划再多也没什么意义。

　　所谓的党内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来说并不是好事，国民党人会产生疑心，因为他们分辨不出谁是共产党人、谁不是。而共产党人也抱有不满，认为“我们在党内还是要听国民党的指挥，要信仰三民主义”。

　　孙中山或许知道接纳共产党会产生这样的情绪，但他并没认为这是大问题。他相信自己的三民主义高于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一旦进入国民党内部，一定会被三民主义感化。所以我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自信。

　　围绕《国事遗嘱》的争论出乎汪精卫意料

　　北京铁狮子胡同行馆孙中山灵堂。灵堂两旁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正中贴有孙中山遗嘱。图为灵堂中的宋庆龄、孙科和孙中山长孙孙治平。

　　腾讯文化：孙中山的《国事遗嘱》中提到，“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为国民党指定了一条革命之路。《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加上之前的“训政”“宪政”，恰似一道道革命程序。你认为孙中山为何如此安排?

　　石川祯浩：孙中山虽然提出了这些内容，但没有安排这个革命程序，没有有意识地给“军政”“训政”“宪政”排序。

　　《国事遗嘱》是汪精卫起草的，虽然其主线是孙中山的思想，但对它具体如何理解，是后人的事。其实《国事遗嘱》只罗列了孙中山的代表性著作，后人的理解有点“想太多”。

　　腾讯文化：从你考证孙中山遗嘱的过程中，我们得知，三份遗嘱是当时在孙中山身边的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人主导。相比《致苏联政府遗书》，《国事遗嘱》的争议大吗?为什么能为国民党左右各派都接受?

　　石川祯浩：《国事遗嘱》争议比《致苏联政府遗书》大。《致苏联政府遗书》是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才出现问题的。在此之前，《国事遗嘱》的发表就已经引发了党内的纠纷。

　　《国事遗嘱》的内容为什么国民党左右两派人都可以接受?《国事遗嘱》中虽然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但并没有言及具体国家，也没有涉及具体实施策略。“‘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如果是苏联，那么我们可以和苏联同盟;如果是其他国家，我们也可以和其他国家同盟。”没有具体言及苏联，所以两派都比较容易接受。

　　但是对于崇拜孙中山的人来说，《国事遗嘱》究竟是不是由他口述，倒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对其真假的争论一直在持续。

　　腾讯文化：请具体说明这种争论。

　　石川祯浩：最大的争论是《国事遗嘱》的真假以及其内容是否为孙中山口述。这出乎汪精卫等人的意料——发表前，他们认为要出问题的可能是《致苏联政府遗书》，因为《国事遗嘱》是根据很周到的手续由孙中山签署的。但事实上，遗书发表后，没人提《致苏联政府遗书》，人们都是围绕《国事遗嘱》展开争论。就《致苏联政府遗书》产生争论是之后的事情。

　　遗书究竟算不算孙中山的?起初产生了关于遗书真假的议论。国民党右派有人称：“那不是孙中山口述的遗书，是别人替他起草的”“孙中山去世以前没有留下他自己的遗言，所谓遗书是经过政治委员会的邀请，由汪精卫起草，提交给会议决定的”“遗书在孙中山面前，本来是要朗读给他听，但是后来由于宋庆龄的反对就取消了”……这些都是造谣，只是为证明它并不是孙中山的遗言。

　　为了反驳这样的言论，国民党内参与《国事遗嘱》制作的9人联名发文，称“当时遗书的文字是孙中山口述大意撰写的”。但是他们也说谎了，“口述大意”是很暧昧的说法，孙中山的遗书并不是他口述的，是由汪精卫根据平时对孙中山的了解以孙中山的立场起草，之后趁孙中山还有意识时读给他听，经孙同意后决定的。但是他们却称“这是孙中山口述给我们让我们记下的”。

　　他们把真相和谎言混在一起，导致之后对“是不是口述”又产生了很多争论。关于国民党内部的纷争，我在《孙中山致苏联政府遗书》论文后篇中有写，但是由于太过复杂，没有收录在书中。

　　“我没发现蒋介石日记中提到孙中山遗嘱”

　　腾讯文化：《致苏联政府遗书》是由汪精卫、陈友仁等人主导并起草的，虽经朗读，孙中山也签了字，但他当时处于弥留之际。遗书中浓厚的左翼色彩、对苏联兄弟般的热情，是否能表达孙中山的本意?

　　石川祯浩：不知道。因为《致苏联政府遗书》不是孙中山口述的，是别人替他起草的。其内容多少体现了孙中山生前对苏联的看法，但不能说是根据孙中山的本意来写的。

　　另外，《致苏联政府遗书》说到底是写给别的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文件，和写给国民党人的《国事遗嘱》是两码事。问题在于《致苏联政府遗书》中提及“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这样的话，这就是针对国民党人下的命令了。这样的写法容易引发争论，事实上，后来这也成了问题。

　　我列过一个表格，总结孙中山死后，相关著作是否把《致苏联政府遗书》算作他的遗书。我发现，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编纂的《中山全书》中，包含了《致苏联政府遗书》。但1927年国共分裂、中苏断交后，就没有包含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苏联向中国提供帮助后，它又被放进相关书籍。最后国民党迁台，它又消失了。《致苏联政府遗书》原件目前在俄罗斯，它的制作过程确实包含了很多疑点。

　　腾讯文化：在《致苏联政府遗书》的制定过程中，鲍罗廷扮演了什么角色?

　　石川祯浩：我觉得鲍罗廷并没有直接起草这份遗书。他或许表示“孙中山快要去世了，他应该留下一份致苏联领导的文章，这样对国民党也好，对孙中山个人也好”，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提议的，没有记录。

　　腾讯文化：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去世。《致苏联政府遗书》既然是为遏制国民党内部分反共势力所拟，汪精卫等人为何不及早公布，而要等苏联《真理报》3月15日报道之后，让它经路透社电传入中国国内?

　　石川祯浩：这确实很不可思议。《致苏联政府遗书》是写给外国国家领导人的信，被报道以前，国民党方面究竟同不同意苏联公布信件内容，还是一个疑问。没有资料证明《致苏联政府遗书》交给苏联后，国民党方面希望苏联方面如何处理。

　　当然，苏联方面收到后如何处理，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过路透社从苏联《真理报》获得信息后进行报道并不奇怪，时机也不早不晚。

　　腾讯文化：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蒋介石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对于孙中山之死，对于其遗嘱尤其是《致苏联政府遗书》，蒋介石在日记中有何谈论?

　　石川祯浩：孙中山去世时，蒋介石还身处战场，正率领国民党革命军打击敌对势力。虽然他很快就得知孙中山去世一事，但对于《国事遗嘱》，以及孙中山是否写了《致苏联政府遗书》，并没特别在意，至少我没发现蒋介石日记中提到此事。

　　1975年台湾出版的《蒋介石秘录》中谈到《致苏联政府遗书》的真伪，称“孙中山并没有在《致苏联政府遗书》上签字，我们国民党也从未承认这是他的遗书”。这本书据说是根据蒋介石日记所写，书中提到的“我们”应该是指蒋介石等国民党人，没准蒋介石在某一时刻有这样的想法，或者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述，但这本书写得并不明确，所以也不能断定。

　　腾讯文化：当时国民党内部各派别对《致苏联政府遗书》分别持何种态度?

　　石川祯浩：对于《致苏联政府遗书》的内容，国民党右派强烈反对，但是汪精卫等国民党的主流是希望和苏联合作的，这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大的政治资本。

　　孙中山之所以要和苏联合作，是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可以合作的国家，走投无路，只能投靠苏联。毛泽东是共产党人，但当时他有多了解苏联共产党，我们不得而知。从他写给别人的信中(注：即1920年毛泽东给蔡和森和萧子升等人的信)，我们看到“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对于国民党人也是一样。

　　腾讯文化：作为孙中山较为信任的人，汪精卫是制定孙中山遗嘱的主导者之一。然而孙中山死后，他在与蒋介石的对抗中始终处于下风。抗战爆发后，他最终投降日本。可以说，原本最有资格继承孙中山遗志的人，最后却成了最背离孙中山遗嘱的人。他的转变始自何时?为什么?

　　石川祯浩：汪精卫并不是在哪一个时间点上发生的转变，而是他本身性格如此。汪精卫在政治上比较软弱，不喜欢争斗。面临对自己不利的局面时，他经常推脱有病，说要“休息休息”，从政治舞台上退下一阵子去休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成了日本的傀儡，人们觉得他很蠢，但是他当时认为如果能停战，或许会有新的转变。因为他觉得和日本打仗的话，中国不会赢，打不能赢的仗是很愚蠢的。

　　也有很多人认为要开战就要打持久战，但是要持续多久，没人正确预测到。蒋介石也是持久战论者，他认为如果打持久战最长能打一年，但谁也没想到竟打了八年，也没想到最后能打胜。这是预料之外的。

　　从考证学转向史料学

　　腾讯文化：《致苏联政府遗书》的形成、流传过程表明，一些史料往往会随着政治环境、与史料有关的核心人物立场的变化，而与最初的真实有所偏差。当然，造成偏差的原因本身也是一种真实。依赖考证而求真，史料的判定不可避免，人们由此从考证学又转向史料学。如何评价这种依靠文本、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证方法?它能求得多大的真?

　　石川祯浩：我认为，不仅要依靠文献考证文献，还要考证和分析一次文献、二次文献等资料产生的过程，这样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历史的现场。比如我对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研究，一半是研究1921年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一半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怎样的体制下收集、整理、编辑了党史资料。

　　我的论文《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历程》中列举了很多例子，分析50年代进行的资料编纂中都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拿遵义会议来说，1936年首次发表在《共产国际》上的施平的《英勇的西征》，提及了遵义会议，但没有强调会议的重要性;在1954年转载进《党史资料》的《英勇的西征》，却在遵义会议的地方有所补充;而在1996年发表在《党的文献》杂志中的《英勇的西征》，内容进一步强调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中国有许多长征回忆录，每一部都转载了施平的这篇文章，但依靠的都是后来修改的版本，没有一部是根据原版转载的。所以说，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比较，就不会知道遵义会议在当时起了哪些作用。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献如何比较也看不出漏洞。从考证学转向史料学就是指这样的比较。

　　腾讯文化：中国学者往往将你划入日本中国学中的京都学派，该学派偏重史料、考证，对清代乾嘉考据颇为推崇，与东京学派崇尚理论建构有所区别。对此你怎么看?

　　石川祯浩：以前确实有人喜欢这样说，认为京都学派重视细致的考证，而东京学派崇尚理论和构造，但现在并没有京都学派、东京学派之分了，而是因人而异。总体来说，日本的学者都比较偏重细致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