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在”黑镜子“中消融的时代政治与个人命运

　　“因特网用其虚无引诱了整整一代人，理性的人们即使承认他们为此而上钩，但却难以再得到自由。比如，他们可能发现一整天都在阅览博客中过去了。” 2007年诺贝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曾在获奖致辞中曾这样批评因特网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性影响，但是让莱辛想不到的是，仅仅过去几年，博客也已经成为古老的存在。

　　微博、微信、微商、微电影、微广告、微视频、微运动、微公益……微文化无处不在。不管我们是否乐意，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被数码与网络缔造的微文化大潮之中。

　　这是继五千年前书写文字被发明、五百年前印刷术的推广之后，人类的第三次符号大革命。

　　我高度认同这个主题：微时代与大转折。当然，在我看来，这是漂浮碎裂在种种名曰“微”的数码介质之上的大时代，而非微小、微末的时代。大转折意味着大时代。

　　这一表述充满意味也可说毫无特异性。说它毫无特异性，是在于始自19世纪末，20世纪中国始终在遭遇、经历大时代：每一次都是大转折，每一次都是面临救亡图存，每一次都是生死攸关，每一次都是新生——经历毁灭而新生，置于死地而后生;一次一次地重回世纪之初郭沫若的寓言诗的时刻——《凤凰涅槃》，在焚毁后的灰烬中重生。然而，当烈焰燃起、烈火焚身之际，我们甚至无法肯定，未来自灰烬中重生的，是一只全新的凤凰，还是某种幽灵或怪影。20世纪，每一代中国人都是大时代的儿女。

　　不认同《小时代》是因为它散播了时代的幻觉

　　所以，我再一次说，我不认同《小时代》，还谈不到电影、审美和价值层面，我不认同这一序列电影的原因，是在于他在成功、有效地播散了一种时代的幻觉与错误的命名——关于我们置身小时代，关于我们全部的生命的意义和内容无外乎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关于为冷战、后冷战的文化政治突显了的张爱玲的生活理想：岁月静好。一时间，这似乎成了我们共同的、也是别无选择的理想人生。尽管，如果我们可以停下“狂奔”的脚步，如果我们允许自己静下来看看周围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有多少人的生活岁月静好?有多少人每天奔走在旅程、“搏”(搏击?搏斗?搏命?)、飘零或者流散之中?有多少个家庭——无论是传统中国的血缘家庭、还是现代世界的核心家庭因“美好生活”之名而在流散当中，甚至碎片化?有多少人远离故乡，外出务工?有多少人独自移民海外?有多少城市家庭越来越早地将孩子送往海外，让他们成了孤独的少年异乡人?有多少乡村的孩子在撤点并校中进入了中心学区，享有了安全与教育，却自幼年便离开了家、父母、土地……又有多少人，可以期待传统的或者是现代的中国生活方式支撑自己此刻的生命，以及未来的生命?

　　我们即将或已然遭遇着一个大时代，是因为数码转型与生物学革命，绝不仅仅是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而是将人类社会整体带到了一次文明的临界点上。真正的“to be or not to be”。这不是姜文的调侃：“是这么着呢还是那么着”，而是“生存还是毁灭”。因为，这一轮的技术革命意味着人类第一次问鼎死亡——人工器官直到赛博格化(编者注：赛博格是英文“Cyborg”的音译，用机械替换人体的一部分、联接大脑与机械的赛博格系统。)、“上传”或者“下载”人类大脑以延续肉身之后的生存。挑战死亡，无疑是现代文明最大的梦想与最辉煌的时刻;然而，这人类的自我命名，同时意味着人类的自我抹除。一个所谓“后人类主义”时代来临了吗?

　　梦想一天天变为现实 却忘记它可能是梦魇

　　不错，这一微时代，科幻小说最狂悖的梦想一天天变为现实;然而，我们似乎全然无视这些科幻小说的想象，曾经携带着梦魇或预警的浓重色彩。而今天，我们却在为它们成为现实而欣欣然。但这可望可及的未来尚不是我所谓“大时代”的全部。我所谓的大时代，是因为技术革命与文明临界点的出现，遭遇着另一个现代历史的时刻：现代主义、发展主义所承诺的无穷上升，第一次显现出它的玻璃天顶：这边是能源短缺和环境危机。而20世纪科幻写作的另一个、最重要想象空间的必然推演“外太空移民/殖民”的远景依旧遥远。于是，在我们依旧唯一拥有的地球之上，社会分化便成为无可回避的必然。因此，当红经济学人皮克提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中，以经济学数据展示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率分化的世界，科幻电影也不约而同地勾勒着一个绝对分割的未来图景：一边是生活在奢华的幻境迷城中新新人类，另一边是被弃在穷街陋巷里的、肉体凡胎的“贱民”。

　　有关的观察和思考，大概是我近年来被指为悲观的由来。的确，

　　我关注未来，不是在时间意义上，不是在乌托邦的议题中，我关注未来，是出自一份忧患感：在现代主义逻辑内部，我们是否还拥有未来?

　　在我看来，微时代与大转折，标志着我们正置身在某种临界状态。具体说来，我们必须关注两个基本议题：界面与介质。数码转型对我们的生活、生命、社会的改写是如此迅速和急剧，但这也是我们几乎未加思索、全无抵抗便集体滑入的状态。移动终端所改变的，不仅是人类社会的通讯、连接、信息与知识的传递，而且是社会生存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生态。当年青一代热衷于“宅”，自诩“宅男”、“宅女”，浸淫于封闭而自足的“宅生存”之时，我们如何认知社会?如何去想象社会性的连接、集结和动员?

　　即便高度警觉 仍会屈服于便利的诱惑

　　当我们看似可以独自而并非孤独地生存，当新技术打开了无限商机，且不论在封闭的宅之外，巨大的高耗能的全球物流系统的形成和运转，且不论快递小哥们在寒冬酷暑间的穿街走巷，当我们快速膨胀的自我、个人看似成了神圣的边界，我们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化过程。昔日众多的、泾渭分明的界限已然消融。诸如公与私、个人与社会、隐私与曝露……。脸书或推特、微博、微信或QQ上的书写，是个人日记?还是公众剧场?我们捧着智能手机，在这面黑镜子里自我映照，独白，同时随身携带着一幅“电幕”，快乐无比地令《1984》所谓的“老大哥在看着你”。我们或许并非浑然不觉，但我们匆忙间无暇思考。甚至，某种警觉或批判意识，也可能瞬间成了新的商机、新的卖点、制造着新的快感。一如英国电视四台的剧集《黑镜子》，传递着近乎惊悚的反思和批判，但也正是这些为它赢得了观众与商机。

　　即便高度自觉，我们仍最终屈服于便利的诱惑。有一个反讽的例子：CIA在其公开的国会报告中自陈：我们注资于“脸书”之时，从未料想到如此的事半功倍：昔日我们投入了多少人力、财力，也难以把握某些公民的社交网络与个人生活及隐私，如今人们却瞬间自主交出并展示了一切。

　　许多朋友例举了“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作为正面例证，讨论手机作为通讯媒介和动员手段，瞬间召唤起巨大的人流，冲毁或威胁了固若金汤的压迫。但同样，国际恐怖组织、恐怖行动也借助这一平台，完成甚至是跨国的组织和行动。以至于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义国家、主权、国土安全的概念。消融中的岂止是个人、隐私与社会间的界标!什么是我们时代的政治与政治实践?政治与资本的分立或相互辖制是否仍是可能?还是在无穷的便利背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我们的私密空间与身体都已经被全面入侵、乃至操控?

　　发出预警保持反思 仍是我辈的本分

　　回到我们的个人身份：学人?学子?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我仍坚信：发出预警，保持批判性反思，直面正在发生中的社会、文化事实并作出回应，是我们的本分。否则，要我们何用?面对微时代，拒绝碎片化，重新思考社会再政治化的可能、社会的有机性，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更具体的讨论，则是作为广义的人文学者，如何定义我们的研究对象：文本?具体文化研究的工作仍大多是建立在文本之上，它可以是作品，作家，作品序列;他们可以被数码化，但数码媒介只是覆盖了这些经典意义上的文本，并未触及或改变其原有的定义、定位和属性。但更多的书写或完成在数码媒介上的作品——网文、网络自制剧、视频、帖子，色彩纷呈、瞬息万变、旋生旋灭，今天的流行，便是明天的遗忘，它们仍然是我们习惯和熟悉的“文本”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何谈文化研究直面当下、直面“活的文化”的自我定位和期许?如果，它们就是我们时代的典型文本，那么我们昔日的研究方法是否仍然有效或足够?

　　20年前，我刚刚开始自觉投入文化研究这一领域时，我曾明确定位：文化研究的诉求之一便是打破大众文化与思想史、观念史之间的多重藩篱，建立起文化生产与思想生产间的联系。今天我们已看到了众多的青年学者的宝贵尝试。此时，我想提醒的是，从我们直面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现实——一个经历着激变的现实到思想表述、以及位高权重的“思想史之间”，我们需要桥、梯、步骤、方法和手段，需要原创性的思考、洞察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直接关联。如果我们对于现实的回应是有效的，是具有思想的生产力的，我们与观念史间的对话便可能是一份建构性的，而不仅是批判和解构。

　　怀抱审慎的悲观 仍寄希望于未来

　　这也就延伸到下一个议题。文化研究的重要和基本的议题、也可以说方法之一，是意识形态批判。但必须正视的是，今天被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世界，或可称之为后意识形态的世界。即，很少有人真的被意识形态的腹语术所催眠或迷惑;甚至，种种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也不以欺瞒观众为目的。然而，这并不是自觉清醒的时代，相反，是一个迷思、犬儒、充满焦虑不安却深信现实别无选择的年代。

　　那么，意识形态批判的祛魅是否仍有社会意义?

　　——“你无法唤醒装睡的人”。那么，如何驱散这并非意识形态的无所不在的雾障?如何面对这一全球压迫空前深重、反抗却灰飞烟灭的现实?这是文化研究的挑战，也是社会文化的整体挑战。

　　一个曾经是科幻小说的主题如今已成社会性的、也是文化研究的主题：我们如何区隔虚拟现实与我们的真实世界?如何去指认资本的幻相与多数人的现实生存?或者，在赛博空间之中，是否仍包含着众多的进入现实、改造世界的可能性?尽管怀抱着审慎的悲观，仍寄望于我们拥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