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的三个面相：学术新星、“教主”还是网络红人？

　　要准确地评价刘仲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困难源于“刘仲敬”这个能指的多重面相。一方面，假如我们把他“武汉大学在读历史博士”这一身份单独拎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刘仲敬是在过去这一两年在历史学领域冒出的一颗学术新星：一位并非学院出身的法医半路出家，凭借着从小培养的阅读兴趣所积累的历史素养独辟蹊径地开创了一套风格独特、视野宏观而又价值观明确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观，并在一系列书评、文章的发表、译注与著作的出版以及频繁的讲座、对谈中确立了自己在当今中国史学界与思想界的地位。这样的一个刘仲敬无疑符合他本人在其出版著作上的自我描述与对其略有所闻的一般大众的想象。

　　可是，假如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刘仲敬存在于网络上的另一层身份上的话，不难发现这位以豆瓣大V“数卷残篇”起家，人赐昵称“阿姨”的学术新星已俨然成为“教主”一般的存在。在这些拥趸们的心目中，刘仲敬所提出的远不只是某一套学术性的历史研究学说;在他们眼里，刘仲敬不啻一盏照亮了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整体性与根本性脉络的明灯：所有零散的历史事件都在一种斯宾格勒式文明季候论加强版的梳理下呈现出内在的秩序，而未来的前进道路也因此在某种西方中心主义、被冠以“保守主义”之名的意识形态之下得到了指明。因此，这一面相的刘仲敬不仅是一位学术大牛，他还是一名冷眼旁观而又悲天悯人的先知式的人物。

　　然而这仍然不是刘仲敬现象的全部。刘仲敬的第三个面相大概存在于某些正规学术体系内已出道或正经受训练的严谨学者的脑海中。在他们看来，刘仲敬是一个典型的网络红人与江湖骗子：他的译著文笔花哨之余根本是错得惨不忍睹，而他的汉语“学术”写作则是二流的比喻、勉强的附会与不标出处的“借鉴”的集大成品。确实，根据这种观点，刘仲敬现象的出现在逻辑上是根本说不通的，因为他的著作之中毫无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的体现。因此，这第三面相中的刘仲敬不仅是一个负面的刘仲敬，而且是一个充满了吊诡性乃至阴谋论色彩的存在。

　　笔者此前曾撰写过一篇关于刘仲敬今年出版的新书《经与史》的书评，对刘仲敬其人其书都持比较批判的立场。在书评刊发之后，笔者也收到了一些回馈，而其中一种也许不无代表性的看法是：刘仲敬本人与刘仲敬现象应分别看待：有许多舆论红人离开他们所造成的现象就什么都不是了，而刘仲敬本人还是能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其实，笔者恰恰认为，不准确地把握刘仲敬现象，则我们根本无法正确理解刘仲敬这个人。

　　如果说刘仲敬本身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只能回到对其的著作的学术性评价。关于这一点，笔者已在上文总结过相关领域里评论者的观点。当然，刘仲敬本人也一再表示与那种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术圈子撇清关系(可参考其《经与史》的“序”与“跋”)。那么，除了这种学术体系内的评价，我们还可以从一种思想性的角度来评价刘仲敬。可惜的是，从这一角度看来，刘仲敬的种种“思想”无非是一些他人早已提出过的观念的零零碎碎的借尸还魂。对保守主义、宪制史观乃至文明季候论有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去阅读休谟、伯克、梅特兰、伯尔曼乃至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原著。它们有的是预示一整种思潮与思想方法的奠基之作，有的是严谨而又缜密的学术经典，要汲取它们的营养，笔者想不出任何必须经过刘仲敬那种神神叨叨、半文不白而又故作姿态的汉语转述的必要。

　　回到刘仲敬现象本身，我们发现，其实刘仲敬的走红所揭示的正是当下国内学术、思想界乃至高校教育之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其实，刘仲敬所引起的所谓争议根本没有进入专业史学研究里具体历史问题论争的视野。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姿态，一面在历史叙事修辞的包裹之下批判当下的旗号。在这个层面上，主要的争论者在立场与方法上都显得很粗糙，而真正有思想深度的学者却因为种种原因难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这间接导致刘仲敬的观点与其表述上的怪异性与语出惊人的姿态而暂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按照这个思路，刘仲敬的众多粉丝现象也可以用当前中国高校乃至初等教育中系统性的人文素养教育的缺失来解释：在缺乏良好导向的情况下，一些年轻学生乃至对人文社科感兴趣的上班族容易受到刘仲敬那种表面上博学深刻而又符合网络传播习惯、容易产出流行语的文章的诱惑，因而全盘“拥抱”刘仲敬的写作。总而言之，刘仲敬的“崛起”其实是得益于舆论的真空与教育制度中的弊病。就此而言，刘仲敬多少对于我们认识当下多少还是提供了一些正面意义。

　　至于刘仲敬本人，则不管他是否如其追随者所言已逐渐打入“高层”内部，成为“国师”，还是说他只是打着各种幌子混口饭吃，甚或他真的认为自己在做着教化世人的功业，只要还有机构愿意请他做各种活动，只要他的文章还是能到处刊发，只要出版社还是愿意以一年一本甚至两本三本的速度帮他出书的话，那就继续让他随着自己的路线走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