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是不能得罪百姓的：国家治理大师晏子的故事

　　《晏子春秋》是一部特色鲜明的著作，全书由一个个小故事组成，就像有一个说书人，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春秋末期齐国名相晏婴事迹和思想。

　　晏婴治国，高度重视人民的作用，制定政令以民为本，而且其所秉持的是一种偏于激烈的理念表达。他指出：“义，谋之法也;民，事之本也”;“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问上》十二);“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问下》二十一)

　　民本论来自于《尚书》中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说，应该在中国的上古时代就奠基了。在先秦时期的经典文献中，《晏子春秋》是讨论“民”这一概念最多的著作。全书215章，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涉及“民”或与“民”有关系的问题。

　　在君与民的关系上，晏子提出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民诛论”。他要求君主执政不要与民为仇，不要轻易得罪于民。一次，景公与一位邑人(同乡)聊天，问那人道：“你多大年纪了?”邑人回答：“鄙人85岁了。”景公说：“真长寿啊!你祝愿祝愿我吧。”当时民间有这样的传统，得到长寿之人祝福的人会交好运。那人祝福景公和他的后人健康长寿，景公仍不满足，让那人再祝福，长者说道：“使君无得罪于民!”景公奇道：“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

　　晏子听后劝谏说：是您错了!“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谏上》十三)君主如果与人民为敌，人民就会起来反抗以致杀死君主，这就是著名的“民诛论”。自古以来，都是“下不犯上”，晏子却反其道，强调“在上不犯下”，这不只是对国君，而且是对整个统治集团的严正警告。晏子的这一观点，传到后世，就变成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晏子对齐景公非常忠诚，为治理国政操碎了心，但他这种忠诚是缘于齐景公是合法的君主，换句话说，他忠于的是作为一国管理者的景公，而非肉体凡胎的景公。据《左传》和《晏子春秋》的记载，齐国大夫崔杼在一次吊唁活动中看上了齐棠邑大夫的妻子姜氏，娶之为妻。齐庄公也为该女子的美貌所吸引，多次到崔杼家与其私通，崔杼因而起了杀机。公元前548年的一天，齐庄公又到崔家，被预先设伏的甲士包围，庄公乞求无效被杀。

　　当时晏子立于崔家门外，他的随从问道：“您准备去死吗?”晏子说：“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为什么要为他而死?”从者又问：“那您想逃亡吗?”晏子说：“我犯了罪吗?我为什么要出逃!”从者又问:“那，我们回去吗?”晏子说:“国君已经死了，我们回到哪里去?作为一个国君，怎能用自己的权力欺凌百姓?他只是一个管理国家的人而已。给君王当臣子的，难道是为了自己的俸禄而活着?是为了呵护这个国家而已。所以，君王若是为了社稷而死，臣子就为他死;君王若是为了社稷而出逃，臣子就跟着他出逃。如果君王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死，为了自己的原因而出逃，不是他宠爱的人，谁会愿意为他承担这样的祸患?现在有人为自己立了一个君主(指崔杼，庄公为其所立)却又杀了他，我为什么要跟着去死?跟着去逃亡?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此时，崔家大门打开了，晏子走了进去，为庄公掉了几滴眼泪，然后站起身来，走出了崔家。有人对崔杼说，此人一定要杀掉!崔杼说：“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原文见《杂上》五)

　　欧洲历史上有一个源于基督教传统的观点，认为耶稣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世俗的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另一个是和上帝合一的永恒之躯，无所不在。后来这一观念在英格兰演化为“君主二体论”：一个是世俗的、会犯错误的，会死的;另一个是国体的化身，不犯错误的、不死的。英国后来的君主立宪制度就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晏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欧洲人颇为相近。在他看来，君主是有双重性的，一重是作为一己之私的君主，一重是代表着江山社稷的君主，也就是说，君主有世俗欲求和公共责任两个面向。晏子认为，自己作为社稷之臣，只忠实于后者，对前者则不负有义务。至于晏子的这个深刻认识为什么到后世中断了，没有演化出类似英国那样的宪政民主制度，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始终没有拿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案来。到了现代，享受高等物质文明的人们反而连晏子的思想都难以企及了。

　　主张“君主二体”的晏子反对重税重役，对景公的横征暴敛行为提出强烈批评：“使民若不胜，藉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问上》七)重税主义使“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谏上》五)因此，他为齐国制定的财政之策是：“俭于藉敛，节于货财，作工不历时，使民不尽力。百官节适，关市省征，山林陂泽，不专其利，领民治民，勿使烦乱。知其贫富，勿使冻馁”。(《问上》二十六)他多次建议齐景公散公仓积储以周济饥寒之民，向百姓施加恩惠。

　　一次，齐国阴雨连绵连续下了17天，“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晏子不悦，遂将自家的粟米呢出来分发给百姓，然后步行入宫，面见景公，十分严肃地说道：“十有七日矣!”已经17天了!毁坏房屋的每个乡都有几十户，忍饥挨饿的每个村庄都有许多家。人们走投无路，求告无门，“而君不恤，日夜饮酒”。您的狗吃的是家畜的肉，您的马吃的是仓库的粮食，您的后宫妻妾吃的是好米好肉，您对狗马妻妾是不是太过优厚，而对乡民百姓是不是太过苛刻了呢?我作为主要官员，却让百姓饥饿贫困，让君主沉溺于饮酒作乐，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婴之罪也!”说完向景公连着拜了两拜，叩头于地，然后站起身来，快步走了出去。

　　景公见相国这次真的走了，也着了急，亲自趋驾，在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晏子的家，他老先生却不在家，沿途看到的尽是晏子把粟米粮食分发于百姓的痕迹，担载粮食的器皿都在街道上放着。景公心里焦急，终于追上了。从《晏子春秋》的记载看，景公见到晏子很是激动，上来就认错：“公下车从晏子曰：‘寡人有罪!’”他说：“夫子不顾社稷百姓乎?愿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请奉齐国之粟米财货，委之百姓，多寡轻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谏上》四)这段记载十分动人，人物描写栩栩如生，像电影中的意识流镜头。

　　清正廉洁，是晏子的为政之本、处世之道。太史公是这样记载的：“以节俭力行于齐国。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史记∙管晏列传》)以他的地位，完全可以享受远超常人的物质待遇，但他却是个耻于奢侈、安于淡泊的人，一日三餐糙米、青菜，一件裘皮衣穿了30年，上朝乘的是瘦马破车，一家人挤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座陋宅之中，所享俸禄常用来接济穷苦百姓。君主虽多有赏赐，晏婴多婉言拒绝，有时甚至引得景公不高兴。一次，景公见到了晏子上朝坐的那辆破车，奇怪地问：“嘻!夫子之禄寡耶?”为什么还坐这种车子?晏子答曰：赖君之赐，臣得暖衣饱食，还能乘坐车子，“于臣足矣。”晏婴归家后，景公派人给他送去铬车和良马，晏婴推辞了，然后景公再送，晏婴再辞，往返三次，晏婴就是不接受。景公很不高兴，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意思是你再不接受，我也不坐车了!这段记载很是风趣生动，两人很像小孩子赌气。晏子的态度很坚决，阐述的理由是：“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国之民”(《杂下》二十五)。我这样做，是从百姓的现实生活情况考虑的，为的是给齐国人民做出表率，终以不容辩驳的理由辞谢了景公的馈赠。

　　不能不说，景公虽然时常“犯浑”，但他还是能够听进晏子的劝谏，孺子可教也。面对晏子的批评，他也时常自省：“为上而忘下，厚藉敛而忘民，吾罪大矣!”(《谏上》十九)论治国理财，他离不了晏子先生的辅佐。君臣够坦诚相待，才能合作长达40年之久，这期间国内秩序一直比较安定，始终是春秋各大诸侯国中较有实力的一个。

　　晏子的聪颖机智、能言善辩非常有名，是当时最出色的外交家。一次，楚王听说晏婴将作为齐国使节到来访，想趁机羞辱他一下，用什么法子好呢?侍臣建议：晏子进来的时候，我绑一个人从陛下面前走过，陛下就问：什么人?答曰齐国人。陛下再问：犯了什么罪?再答：偷盗罪。后来晏子真的到了楚国，楚王设宴招待，见两个差役押着一人走来，于是就上演了上面说的一幕。楚王看着晏子问道：“齐人固善盗乎?”晏子回答说：“婴闻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子相似，味道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水土不同啊!“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莫不是楚国的水土使百姓善于偷盗吧?楚王尴尬地笑道：圣人原是不可以随便跟他开玩笑的，我反倒自讨没趣了(《杂下》十)。著名的成语“南橘北枳”就是这么来的。

　　楚王说对了，晏子是圣人，凡人随便跟圣人开玩笑，只会自取其辱。太史公也非常推崇晏圣人，在《史记》中将其与同为治理大师的管仲列为合传。孔子亦对晏子盛赞有加：“救民之姓(通‘生’)而不夸，行补(辅佐)三君(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而不有(不居功)，晏子果君子也!”(《外篇》二十七)这是一次孔子送前来拜访的晏子出门返回后，对着自己的学生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