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关阿伦特的百科全书 ——我读《阿伦特手册

　　盼望已久的《阿伦特手册》(Arendt-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终于在今年年初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这的确是学术界的一件幸事。近年来，德国出版了一系列类似的《手册》(Handbuch)。去年我在波恩的书店里还看到过多年前出版的《里尔克手册：生平-著作-影响》(Engel, Manfred and Lauterbach, Dorothea (ed.), Rilke Handbuch: Leben – Werk – Wirkung, Stuttgart: Metzler, 2004)。这样的《手册》，常常一册在手，可以对所介绍的文学家、哲学家等等，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

　　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的犹太裔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无疑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人物。她认为，极权主义、恶的本质、心灵生活、犹太人问题等等一切，都是在一种自由和思想遭到与日俱增的侵蚀时发生的缩减。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被纳入了社会经济领域，从而剥夺了思想所需要的不受他人打扰的私密状态，从而产生了上述的各个方面的现代社会的症状。

　　1960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成功地捕获了漏网的纳粹头号战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06-1962)，阿伦特接受了著名杂志《纽约客》(New Yorker)的任务，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报道对艾希曼的审讯。在起身去以色列之前，阿伦特就仔细地阅读了警方公布的记录这位惨绝人寰的刽子手罪行的3000多页的卷宗。审讯让阿伦特很失望，因为起诉方所提供的大量令人发指的材料，无疑是想证明艾希曼是一个嗜杀成性、青面獠牙的杀人魔王，但实际上在被告席上面对阿伦特本人的仅仅是一个满口陈词滥调、微不足道的滑稽小丑而已。经过仔细的观察分析、认真的思考，阿伦特在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对平庸的恶的报道》(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书中则提出了“平庸的恶”(banality of evil)的观点。在艾希曼身上阿伦特惊异地发现，这位纳粹刽子手并没有什么邪恶的动机或狂热的信念，他并非由于生性残忍才做出那些可怕的事情，尽管在被屠杀的600万犹太人中，大约有200万的死是跟他有着密切的关联的。他仅仅是一个平庸浅薄、近乎乏味的人，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的命令，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没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只会像机器一样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地实施元首的“彻底解决方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屠戮计划只不过是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在他的回答中，充斥了纳粹官方意识形态化的陈词滥调：“帮助犹太人”、“疏散”、“特殊处理”、“最终解决”等等。阿伦特认为，真正的可怕并非在于杀人不眨眼的残忍，而在于可怕的正常，这种“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政府使人成为了行政机器中的一个部件，逐渐使其丧失了人性。像艾希曼这样的施恶者的平庸的思想和个性，更加暴露了在现代社会中极权主义的可怕。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阿伦特要求恢复每一个现代人思考的权利，人只要活着，就必须思考。正如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所要求的那样，一个健全的人应当随时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为教条所束缚。2012年由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 1942-)导演的片子《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段传奇的历史。这部由德国、卢森堡、法国和以色列联合拍摄的故事片，也使得阿伦特成为了近年来在西方家喻户晓的人物。

　　《阿伦特手册》(以下简称《手册》)跟一般介绍性的书籍不同，它首先是供读者查阅的，具有某种衡量尺度的依据作用。同时它的使用频率也高于一般的书籍，因为它是手册，人们会经常用到的。由于内容的综合性，涉及到的知识范围之广，很难有学者能对所有的内容加以判断。拿《阿伦特手册》为例，其内容除了“序言”之外，还包括“著作集及分类”、“总体境况”、“概念和构思”、“话语解读和评价”以及“附录”等六章，篇幅达715页之多。(德文原版407页)因此，这样的一个部头的手册，一般的评论者很难通读全书，即便通览一边，亦非易事。下面我从权威性、内容范围、处理方式、检索性、翻译问题以及装帧等几个方面，对这部《手册》略加评说，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手册》的三位主编分别是：霍尔(Wolfgang Heuer)博士，他是柏林自由大学奥托-祖尔政治学研究所(Otto-Suhr-Institut für Politikwissenschaft)的候补教授，也是“汉娜·阿伦特网站”(HannahArendt.net)的编辑;海特尔(Bernd Heiter)硕士，曾学习过哲学、社会学和日耳曼学，目前在柏林自由大学奥托-祖尔政治学研究所做代课教师;罗森穆勒(Stefanie Rosenmüller)博士，曾学习过哲学和法学，任教于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和奥托-祖尔政治学研究所以及希尔德斯海姆大学社会学系。她的博士论文是有关汉娜·阿伦特司法评判中的公共意识问题。她也是“汉娜·阿伦特网站”(HannahArendt.net)的编辑。

　　柏林自由大学奥托-祖尔政治学研究所(OSI)是德国最大的政治学研究所。这一研究所的前身是1920年成立的“德意志政治高等学校”(Deutschen Hochschule für Politik)，在纳粹执政时期作为外国学术学院(Auslands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而被并入了柏林大学。二战之后的1948年这一研究所重新被启用。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OSI不仅在德国，在世界都有很高的声誉。作为“汉娜·阿伦特网站”编辑的霍尔和罗森穆勒对作为政治学家和哲学家阿伦特的了解可能超过了任何其他某一方面的研究者。与一般的辞书编纂不同，网站更强调编纂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性。也只有这样的主编，才可能网络这么多阿伦特研究各方面的专家。因此由他们来编纂这样的一部《手册》，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此外，阿伦特的作品除了英文的之外，还有相当的德文著作，并且她的书信和档案资料很多都是德文的。因此这样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手册》，由德国学者来编纂是有其合理性的。而条目的撰写者有51人之多，除了德国和美国权威的学者之外，也囊括了西班牙、斯洛文尼亚、法国、挪威、瑞士、英国、巴西、墨西哥、以色列和日本的学者。其中既有作为纽约市立社会研究新学院阿伦特研究中心主任的耶罗梅·科恩(Jerome Kohn)，也有个别的博士生，其中大部分是对阿伦特某一方面研究有专攻的大学或研究所的教授或讲师，这也为这部《手册》的水准和权威性提供了保障。书末第6章附录的第4节是“本书作者介绍”(Autorinnen und Autoren)，列出了全部撰稿人的名单，除了注明其学术资格外，也注明了每人所撰写的条目。

　　这也是为什么此书的德文原版交由了享有盛誉的麦茨勒出版社(Verlag J. B. Metzler)出版的缘故，我想这本身也说明了这本书的权威性。

　　二

　　从目录所展示的全书的总体框架来看，本书六章的内容，基本上覆盖了与阿伦特相关的所有知识，并不存在重大的遗漏。尽管主编在序言中承认，手册没有收录阿伦特那些尚未发表和必须经过重新编排和审评的文章、手稿和讲义，同样一些未经发表的书信等也没有收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谓的缺陷，因为这些文献尚未得到处理和研究。平心而论，这样的一部手册，实际上已经是当今国际学术界对阿伦特各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而主编所坦言的：“该手册的研究尚未达到哲学家们长期以来所确立的研究水平”(《手册》“序言”第1页)，实际上是自谦之词，因为这样的一种理想状态，我认为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说实在的，这本《手册》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对阿伦特著作“双语性”的考察。1933年阿伦特逃往法国巴黎，1941年经由葡萄牙逃到美国，后来定居在纽约。在美国开启的新生活的经历迫使她“不仅需要在另一种语境中求生存，而且还必须直面迥异的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传统。这些都成为她著作中理性批判的组成部分。”(《手册》“序言”第1-2页)阿伦特的著作除了一部之外，德文版或英文版都是由她自己亲自审订过的，但这些版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根本不是字面意义的互译。因此本书的主编认为，阿伦特“达到的是一种游离于德语和英语传统与思维之间的思考和写作境界”(《手册》“序言”第2页)。

　　对于母语是德语的阿伦特来讲，德语是不可替代的。1953年她在给她的博士导师雅斯贝尔斯(Karl Japsers, 1883-1969)的信中称：“我是用德语思考的，我最喜欢的诗也都是德语的。”(《手册》第20页)阿伦特通过习得学会了法语和英语，外语可以帮助一个人开发母语不易发掘的、已知事物的“某些真实本质”，这又反过来从某种程度上迫使一个人，不仅要保持母语的“完整与鲜活”，而且也应以一种陌生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它。如果说德语是阿伦特的哲学性“思考的语言”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英语和法语对她来讲更适用于政治性思考。(《手册》第26页)对于阿伦特来讲，通过这种“有效的双语性”，母语和外语均获得一种延伸和扩展，语汇变得丰富，各种语言和语法形式能够更加创造性地获得应用。(《手册》第20页)

　　拿阿伦特1958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的《人类生存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为例，这本书的德文并非纯粹译自英文，而是阿伦特在贝拉特(Charlotte Beradt)粗译的基础上为德国读者创作的版本。甚至连德文版的书名，阿伦特都认为更符合作品本身：《积极生活》(Vita active oder Vom tätigen Leben, 1960)。生活在两种文化和语言背景之中也使得阿伦特从中获益，在《人类生存条件》一书中，她所使用的“human artifice“(人类的杰作)一词，便是源自冯塔纳(Theodor Fontane, 1819-1898)的“Gebilde von Menschenhand“(由人手创造之物);而在分析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06-1962)“平庸的恶”(Banality of Evil/Banalität des Bösen)时，他使用的“thoughtless“(不动脑筋、没有头脑)这一关键词，是从德文“Gedenkenlosigkeit“而来的，意思是“Nicht-Denken“(不去思考、无思想)。(《手册》第22页)

　　有关阿伦特著作双语性的探讨，对阿伦特著作的汉语翻译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味地从英文版本译成中文的话，那么“编辑们就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如阿伦特每每在翻译成德文的过程中所添加的母语特有的、画面感更强烈的以及干脆用德语写成的补充内容等”。(《手册》第30页)因此，阿伦特的著作汉译的过程中，德文版本理应成为译者重点参考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传译这位具有“双语性”特征的思想家的作品。

　　有关“双语性”的条目也显示出了这部《手册》的另外一个特点，亦即它的对象绝不仅仅是研究阿伦特的专家，同时也包括一般的读者。对于专家来讲主要是看文本的精确性和学术前沿性，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讲，词条文本的文字表达、可读性和深浅度就显得格外重要。一般的读者可以完全舍弃“参考文献”部分，而只将词条的部分作为文本来阅读。因此，我认为在内容处理方面，《手册》的做法是恰当的。

　　三

　　由于这是一部有关阿伦特的百科全书式的手册，一般来讲不需要读者从头到尾通读，而是在需要的时候才来查找。这也是一部辞典性质的书籍区别于一般类图书的地方。《手册》中的目录分为六章，实际上是条目的整体结构，相当于条目的一个分类目录，它首先展示的是一种学习/研究指南(Study guide)。可惜的是，原书的目录有三级标题，提供了有关阿伦特知识和研究的系统性，但中文译本去掉了第三级标题。其结果是，如第2章中，阿伦特所著作的名称，除了《奥古斯丁爱的理念》和《思想日记》之外，全部被省略;而在第3章中，其中包括一、阿伦特介绍过的作者，从古典作者一直到卡夫卡，共19种，二、同时代的联系：交织与差异，也包括了雅斯贝尔斯、布罗赫(Hermann Broch)、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布吕歇尔(Heinrich Blücher)等6人。有了这些书名和人名，才能真正体现出阿伦特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西文的词条排列一般来讲是使用按照字母的顺序来编排(letter-by-letter)的方式。《手册》的第2章“著作及著作分类”和第3章“与以往和同时代作者的关系状况”(Konstellationen)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的，而第4章“概念与纲领”(Begriffe und Konzepte)、第5章“接受的话语语境”(Rezeptionsdiskurse)中的词条，都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如第4章：1. Das Agonale, 2. Antisemitismus, 3. Arbeiten/Herstellen/Handeln, 4. Assimilation, 5. Autorität, 6. Das Böse …，而在中文中却是：1、竞争，2、反犹太人主义，3、劳动、生产和行动，4、同化，5、权威，6、邪恶……。我在考虑，对于汉语读者来讲，是否应当将这两部分中的概念，按照中文译词的音序予以重新排列，也许会更尊重汉语的阅读习惯。不然的话，大部分的读者会误认为在中文语境中的这些概念，是按照重要性来排列的。

　　德文版书后的第5种附录是“人名索引”(Personenregister)，可以查到书中所提到的所有的人名，在书中相应的页码。这体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检索性。可惜中文译本将这一部分改成了“人名一览表”，仅给出了中文译名而已，而省略了“索引”。此外，“人名一览表”中还漏掉了个别重要的人名，如阿伦特的老朋友、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手册》第10页，第2段第10行)的德文名字，在“一览表”就找不到，而在德文原版第404页左下处可以找到”Kurt Blumenfeld”的名字，以及在德文原书中的11处提到这一名字的地方，特别是在第148-151页集中了讨论这一人名(原文作了加粗处理!)。查中文译本知道，这一部分所讨论的是阿伦特与布卢门菲尔德的书信往来(《手册》第242-248页)。

　　此外，为了避免内容的重复，此类的《手册》必然要一套实用的“参见/互见系统”，这一点《手册》的主编处理得非常好。每一位细心的读者都可以在自己阅读的部分找到可以参考的其他的相应部分。由于这方面的例子太多，在此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参考文献在《手册》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处理的内容不同，每一节都单独列出了参考文献，这样的编排方式对于不同需求的读者来讲，是最方便、实用的。拿第2章“著作及著作分类”中的“双语特性”词条来讲，其中包括24种文献(著作和论文)，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最新的论著是2011年出版的。从语种上来讲，包括德文、英文和法文;其中有阿伦特传记的作者杨-布吕尔(Elisabeth Young-Bruehl)的传记，也有派珀出版社的总裁克劳斯·派珀(Klaus Piper)所撰写的回忆录。因此，这些文献的选择是具有代表性、针对性和权威性的。

　　四

　　这么大篇幅的一部《手册》出现一些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我这样的说法，并非为译者和责任编辑开脱，因为今天翻译费用相对很低而编辑的看稿量极大的体制下，做成一本没有遗憾的书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个别的翻译错误，试举一例：

　　仅对《人类生存条件》和《积极生活》的研究充分些，曹罗伊(Roy Tsao)的研究至今尚未发表(比较Tsao 2002)。从发表的过程已经能够看出，她遵循的是阿伦特给克劳斯·派珀(Klaus Piper)报告的第一级模式(同上)……。(第24页倒数第2段第1-3行)

　　在引文中，Roy显然是男人的名字，不知为什么下面译者却译作“她”?查看原文：

　　Etwas weiter fortgeschritten ist die Forschung lediglich hinsichtlich The Human Condition und Vita activa durch die bisher allerdings weitegehend unveröffenlichten Untersuchungen von Roy Tsao (vgl. Tsao 2002). Auf die Veröffentlichungsgeschichte konnte bereits hingewiesen werden. Sie folgt dem von Arendt an Klaus Piper berichteten Muster (s.o.) in seiner ersten Stufe: ...

　　(S. 16)

　　这段话一开始提到了阿伦特《人类生活条件》和《积极生活》两部书从英文翻译成德文的历史，因此后来文中用了代词sie(它或她)，所指的是这段出版历史(德文的Veröffentlichungsgeschichte是个阴性名词，故而第三人称单数用sie)。其实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这段出版史所遵循的是阿伦特跟派珀所谈到的第一层的模式。前文中提到：1963年阿伦特在给出版商派珀的信中说：“事实上，我总是让德文版本成为我英文著作的修订版，并将此修订版再用于英文书的第二版。”(《手册》，第19页)这种所谓的模式，即：英文初版——修订的德文版——修订的英文第2版。这样，第二句的德文意思就是：从这两部书德文和英文的出版历史，已经可以看得出这一点。此外，Roy Tsao的中文名字是否写作“曹罗伊”，我觉得是颇值得怀疑的。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尽管阿伦特的著作有很多部被翻译成了汉语，相关的研究论文也不在少数，但在国际阿伦特研究方面，很少有华人学者的身影。本书的51位撰稿人中，东亚的学者仅有日本横滨菲莉斯大学(Ferris University)的矢野久美子(Kumiko Yano)教授一人而已!

　　此外，诸如《Zur Edition》和《Nachwort》(《手册》第243页第10行)的写法让人看了实在觉得别扭，而德文原文所使用的是引号。而“斯洛维尼亚”(《手册》第695页)应为“斯洛文尼亚”之误，étienne(《手册》第698、715页)应为Étienne之误，作为人名不知道为什么要小写。诸如此类的尽管是小错误，译者和编辑仍然应当引起注意。

　　近年来国内的图书质量尽管愈来愈好，但大都局限在畅销书和大部头的丛书方面，大部分学术著作依然是“素颜薄面”，非常简陋。但对作为工具书的《手册》跟对一般图书的要求还不一样，除了阅读的效果之外，由于需要反复翻阅，因此需要一定的牢固度。阅读效果取决于版面设计和印刷的效果，而在这些方面，《手册》做的都不错：印刷的清晰度高，字体字号的使用也都恰当，版式整齐，行间疏密适度，标题醒目、简单明了。在牢固度方面，封面和护封尽管都是白色，但其材料都具有耐磨性。并且在阅读时，《手册》开卷平放在桌上，而不致自动掩合。总之，从形式上来看，《手册》的装帧既素雅庄重，又坚固耐用，实属难得。

　　任何权威的解释都不能代替阅读原文本身，《手册》的主编深谙这一道理，他们在“序言”的一开始便写道：

　　使用这本《阿伦特手册》的方便之处不仅在于读者能够便捷地获取阿伦特著作的相关信息，而且还有助于在其涉猎广泛的领域中找到准确的定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阅读阿伦特的原著，因为它们可以不断激发令人称奇或引发质疑的思考。同时，读者也不必担心该手册可能会因其自身的系统性影响对阿伦特著作原本开放、文思横溢的对话式思维与著述方式等的理解。(《手册》“序言”第1页)

　　我衷心地希望，这本《手册》能够在引导中国读者阅读、研究阿伦特的原著方面有所贡献。

　　(沃尔夫冈·霍尔等主编，王旭等译《阿伦特手册——生平·著作·影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定价138元。7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