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中：日本人口发展对中国有何启示？

　　日本是中国的邻邦，3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长着1.26亿人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37人,人均预期寿命87岁,人均国民收入47870美元。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近来日本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其做法和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并从中吸取有益的启示。

　　当前日本面临的人口问题

　　二战快结束时,日本人口约有7200万，战后很快出现生育高潮，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四五个孩子,也即后来所谓的“团块世代”。此后,为抑制高出生率，日本政府出台了《优生保护法》，实行少生优育、计划生育。上世纪50年代,生育率降低一半，60年代就接近更替生育水平，总人口也接近1亿。70年代中期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当时日本认识此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逐渐调整生育政策。日本战后70年的人口政策以1974年为转折，前30年是抑制生育，效果显著;后40年是鼓励生育，却收效甚微。在鼓励生育政策下，生育水平没有在更替水平稳定下来，而是继续向低和超低水平滑落，1989年1.57，1990年1.54，1995年1.43，2000年1.36，2005年1.26，虽然近十年来日本出台不少鼓励生育的措施,但收效甚微,2014年仅为1.42,远低于更替水平2.1，而国际公认低生育陷阱的生育率为1.3。2005年日本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尽管此前人口仍在缓慢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由低生育率引起的各种人口问题逐渐显露，展望前途更令人忧心忡忡。

　　90年代以来日本一系列抗老催生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抗老方面有《高龄者保健福祉推进十年战略》(1989)、《高龄社会对策基本法》(1995)等。催生方面的政府文件更多，无非创造条件让青年们易生、易养。如1994年的《天使计划》创建幼儿托育体系，计划十年内增加50万个托儿名额设施;1999年《新天使计划》，鼓励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使青年有多一些时间在家里照顾孩子。进入本世纪，人口负增长越来越紧迫，政府的催生动作更现频繁，2003年通过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次世代育成支援对策推进法》，内阁设立少子化担当大臣，负责协调与提高出生率相关的人口、劳工、教育、社会福利等工作，2004年提出《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等，内容包括产假一年，从没有薪水到给一半薪资;从怀孕、产前检查、生产、托儿、养育到小孩求学，政府全面介入补助，两岁以内的孩子每月补助5000日元;第三胎每月1万日元补助，到12岁为止;商家提供父母购物折扣，已有一万多商家响应。近几年又加大奖育力度，但效果不佳。2005年日本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后，一场“举国参与的人口加法革命”在日本各地展开。日本总和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07年的1.3，日本2014年的合计特殊出生率(即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的平均数)为1.42，目前还难以断定这是生育率回升的开始。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资料，日本要保持人口水平，合计特殊出生率必须达到2.072。但因为已积累30年内在负增长的潜能，日本人口规模萎缩之势已成定局。

　　日本人口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人口发展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日本是长寿国家，人均预期寿命87岁。一个人要经历被抚养教育期20年，为社会工作的45年，退休后老年生活15-20年，而妇女生育则集中在20-39岁的20年。如果以20-39岁作为一个生育周期，本周期的生育母体在前40年内逐年出生，本周期所生育的女性又将成为后40年的生育母体。一旦形成生育率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其惯性会延续数十年。日本上世纪40年代计划生育(当时叫优生保护)，70年代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缓慢增长到2005年，历时近60年才出现现实的负增长。人口发展要做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日本为稳定人口，90年代以后才大力提升生育率，已经有些晚了，即使很快提高到更替生育水平(实际上这也很难)，也难逃人口萎缩的命运;只有在一段时间内提高到更替水平以上，才有可能保持目前的人口规模。日本为什么加倍补助第三胎，是耐人寻味的。

　　2.适度人口是个虚拟的理论概念。一个国家的人口容量不仅受资源环境约束，更受制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科学技术水平，而这些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国家的人口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年龄性别结构，以及由人口构成的社会生态，包括经济、社会、生活、人口再生产等复杂关系，这一切是在实践中发展形成的一个整体，不可能人为设计和实现一个适度人口。日本的资源环境有限，世所共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人提出日本人口适度规模是7000万左右，按此设计本应压缩人口规模，推进人口萎缩，但日本却在70年代提出了静止人口的目标，进入90年代以后更是全国动员，大力提高生育率，忧心忡忡，恐惧人口萎缩，近年来更形成举国参与的人口加法革命，试图保住现有人口。日本的人口变化足以说明历史形成的人口及相应的社会生态是一个整体，单就数量控制人为设计和寻求适度人口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做法。

　　3.人口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是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问题，也是社会生产体制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认为社会生产包括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物质资料生产已完全社会化、市场化，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本质上也是社会过程。人的一生劳动阶段作为劳动力是社会化、市场化的;老年阶段有社会提供养老年金，是社会性的，又有部分要求个人投入强制性养老保险，是市场性的;但是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责任，虽然也有部分教育费用由国家(社会)支出，但很大一部分仍停留在个人和家庭的范围。新生人口抚养教育成为社会劳动力，家庭要担负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很高。在经济全球化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日本终身雇佣制几近崩溃，工作没有保障，生活压力加重，养育子女的费用激增。日本虽已借鉴国际经验，开始大力改善医疗、托儿、教育、婚前婚后生活环境，但是日本政府在催生方面的支出，还远不如抗老方面，因为老年人有投票权，政治家不敢不重视。看来在物质生产、劳动力使用、养老方面都实行社会化、市场化的情况下，对社会再生产的重要部分——人口再生产，生育孩子并培养成劳动力，已不可能简单推给家庭和个人，国家和社会必须承担主要责任。中国人本来有重视家庭伦理、养子孝亲、世代继替的传统文化，但在计划生育和市场经济双重冲击下，这个传统现在看来很让人忧心。未来中国要保持一定的人口，靠什么样的机制值得研究。

　　4.日本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一面镜子。日本是世界前十位人口大国之一。日本人口只有中国的1/10，但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5倍。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岛国，却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大约47870美元(2012)，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91.86%。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均国民收入大约7380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两个国家都曾经实行抑制人口的政策，日本是上世纪40-70年代，70年代中期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后就提出静止人口的目标，90年代开始大力催生，提高生育率;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真正实行计划生育，80年代采取严厉的行政措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特别是教育的普及和城乡人口流动，生育率迅速降至更替水平以下。截至2014年，两国实行着完全相反的生育政策，日本是催生，是全民参与的人口加法革命，至今效果尚不明显;中国是全民参与的人口减法革命。好在2015年中央放开二胎政策，但到底效果如何，仍有待时间加以检验。

　　日本人口发展面临的少子化、老化和人口萎缩问题，以及他们为此采取的对策，应当作为我国的一面镜子，值得我国对照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