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面对纳粹文化，如何才能获得抵抗的力量

　　《黑暗时代：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是对纳粹文化的一种阅读和评论。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希特勒其人，二是大屠杀其事。在过去了70周年之后，纳粹德国依然有无数问题吸引着学者和读者，从内政到外交，从政治到军事，但我相信，这一人一事肯定是中国读者最想了解的。

　　希特勒是谁?

　　二战后的德国人在提到希特勒的时候，有时会说：他不是德国人，他是奥地利人。希特勒确实是奥地利生人。1923年发动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判5年监禁;1924年12月2日提前出狱;1925年4月因为违反禁止公开演讲的禁令，希特勒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他立即赶到出生地林茨，要求废除其公民权。考虑他已经是德国居民，也在德军服役过，政府予以同意。1932年初，希特勒想竞选德国总统，这才又想起自己还不是德国公民。党的二号人物戈林(Hermann Goering)替他出了一个主意：借着不伦瑞克政府里两个纳粹党人(总理和内政部长)的帮忙，希特勒被任命为不伦瑞克驻柏林公使的政府顾问，这就自然获得了德国国籍。2月24日，希特勒拿到任命书，2月26日他宣誓就任;3月4日，他辞职。通过这不到十天的转换，希特勒才成为德国公民。而在此之前，希特勒有7年时间是无国籍之人。

　　公民身份之外，希特勒的文化身份似乎也与德意志的骨干普鲁士无关。一位重要人物说过：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对普鲁士王国的报复。古老的普鲁士恰恰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反命题。在他的最初的10个同伙中没有一个普鲁士人，但是7月20日刺杀失败后被处决的反叛者当中有75%是普鲁士人。纳粹德国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埃里希·曼施泰因((Fritz Erich von Manstein)元帅也认为：“希特勒虽然经常强调他的军人观，喜欢谈论他在前线时所获得的军事经验;但事实上，他在本质上与军人思想和军人的情感相差太遥远了。同样，他的纳粹党的作所为与普鲁士作风毫不相干——而他常常乐于自诩普鲁士的风范。”类似的观点，在有关希特勒与德国历史的研究中几近主流。

　　当然，奥地利也是德意志的一部分。希特勒不是普鲁士人，却是德意志人。而且早在纳粹党取得政权之前，若干德意志人似乎就在呼唤希特勒式的人物出现了。下面是几个著例。

　　1921年初，还是慕尼黑大学学生的赫斯(Rodlf Hess)在听了希特勒一次讲演后，随即对他的女友说：“你必须和我一起参加民族社会工人党的集会。我在那里见到了我们的元首。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他将来会成为我们的元首……但是他是能让我们从《凡尔赛和约》中解放出来的惟一的人，他将为我们夺回我们失去的祖国的荣耀。”也就在这个时期，赫斯写了一篇后来获奖的论文“怎样才能使德国重振雄威?”按照赫斯对希特勒的认识，这篇文章对这个将要使德国重振雄威的“元首”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元首应该是一位无情的、粗暴的、残忍的独裁者。“独裁者原来在广大群众中扎根愈深，他就愈了解掌握群众的心理，反过来，工人对他也愈少误解，他也能从人民群众中最有创造力的阶级那里获得更多的拥护者。然而他本人同群众毫无共同点，而是具有伟大人物的气度……在困难面前，他决不会退却，不怕流血牺牲。重大问题经常需要用铁和血来决定……为达目的，他不惜踏着他最亲近的朋友的躯体前进……一位以令人敬畏的不屈不挠精神挺进的立法者决不会在死刑面前退却，他对一切事情的处理能够金刚柔并济，能屈能伸。”当赫斯将此文送给希特勒并说明文章所描绘的形象就是他时，希特勒有受宠若惊，不但反复阅读，而且在此后的演说中多次使用“令人敬畏的不屈不挠精神”这类词。赫斯后来成为纳粹党的副元首。

　　1922年，德国一位军事史家热情洋溢地写道：“我们大家期待的人……就是时刻想着德国所遭受的苦难的人，他的形象浮现在千万人心中里，千百万人欢呼他，德意志的国魂需要他。”

　　1929年，一个无名作家梅瑟(Max Rene Hesse)出版了一本“帝国国防军小说”《帕尔特瑙》(Partenau)，其中的人物们谈论各种政治、国家问题，都感到德国唯缺少的是一个领袖。他们认为：“只需要一个人物，一个不仅仅会打仗和善经营的人物，就能够激活他们隐秘的昏睡的力量，使之变一个巨大的灵活的工具。”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领袖，德国就会把三千五百万捷克人和非日耳曼民族移到西伯利亚去，重建大德意志。

　　也就在同一时期，著名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在预言“诞生那个惟一的拯救者的时代”——“他砸碎铁链，把秩序扫进垃圾堆，/把迷路的赶回永久的法规，/伟大的再次成为伟大，/主人再次成为主人。规矩又是规矩，/他把真正的象征别在民族的旗帜上，/他领导其忠诚的群众，/顶着风暴和晨曦可怕的信号，/从事白日的劳作，建立新的帝国。”

　　在德国人的千呼万唤、引颈期盼中，希特勒于1933年1月成为德意志民族的领袖。他用了六年时间恢复了德国在欧洲的强国地位;又用了6时间，蹂躏了欧洲又差不多摧毁了德国。

　　希特勒拯救了德国也摧毁了德国，但这并不能全然归之于他个人。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希特勒青年团前领导人——1967年指出：“德国的灾难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造就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造就了希特勒。希特勒不是像今天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来自外面的世界，他不是一个凭着自己的力量夺取政权的魔鬼野兽。他是德国人翘首以待的那个人，是那个让我们自己无节制地吹棒美化推到前台来主宰我们命运的人，因为希特勒式的人物只能在一个渴望并欢迎希特勒人物的群体中产生。让有‘特殊才能’的人享此殊荣，让这类人觉得他们自己就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超人，这就是我们德国人集体犯下的一个错误。”这种说法有点让德国人民为希特勒背黑锅的意思，但确实表明是20世纪初德国的特殊情势，选择并造就了希特勒。不必否定，在此过程中，希特勒的能力、抱负、野心等反过来也改造、重塑了纳粹德国。

　　希特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丧失了曾经拥有的一切，包括他自己。他的警卫后来告诉世人：“从1942年起，元首每年至少衰老五年，到最后，在元首过自己最后一个生日那天(1945年4月20日)，他显得像70岁的老人，则不是55岁的人。”1945年战争末期，希特勒躲进柏林总理府地堡。在那里见过希特勒的人，几乎一致把他描述成一个老朽，面如死灰，步履蹒跚，手足亶抖的人。“从他的卧室到地下避弹室里的会议室的路上，他步履沉重，行动迟缓，上身往前倾，吃呼地朝前拖动着双腿。他缺少平衡感，走上短短的一段路(20到30公尺)就要停下来，就得在摆在墙两边的某张长凳上坐一会，或者得拉住正在和他说话的人。他的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尽管所有呈送给他的文件都用特别的‘元首专用打印机’打印，字体是通常的三倍大，他也要用高倍度的眼镜才能看清楚，他的嘴角还常常有口水流出来……”大概没有人会把上时的希特勒与著名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中那个神一样元首联系起来。战争后期，新闻纪录片在拍摄希特勒时只允许从一定的角度进行。希特勒与戈倍尔都意识，一个迟钝颤抖、流着口水的衰老形象，会破坏关于希特勒的神话。

　　201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德国史家约阿希希姆·费希特(Joachim Fest)的名著《希特勒》中译本。至此，三种最重要的希特勒传记都已与中国读者见面。另外两种是英国学者的杰作：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的《暴政研究》，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希特勒》。

　　牛津大学校长布洛克是英国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其希特勒传于1952年出版后，立刻使战后十多年来大量有关希特勒的著述黯然失色，成为第一本关于希特勒的名著。以“暴政”为名，已经表达了布洛克对希特勒的否定性评价。布洛克眼中的希特勒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支配他的思想的感情是卑鄙无耻的：憎恨、不满、统治欲，而且他控制不了哪里，他就要把哪里毁灭掉。他的经历没有提高而是贬低了人的地位，经过12年的统治，他把所有的观念都集中为一个——进一步扩大他自己的权力以及与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权力，……过去伟大的革命，不论其最后结局如何，总是与某有些有影响的思想——有关个人良心、自由、平等、民族自由、社会正义等等——的萌芽联系在一起。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希特勒经常把武力抬高到超过思想力量的地步，并且喜欢证明人们是贪婪、恐惧以及他们的卑鄙感情支配的。纳粹革命的唯一宗旨，就是实行披着种族外衣的统治，如果不能达到这种统治，便进行惩罚性破坏，此乃……虚无主义的革命。”不用说，他们德国历史、欧洲历史上的地位也是反面的、破坏性的。《暴政研究》之外，布洛克还有一本名著《希特勒与斯大林》。

　　费希特是当代德国研究纳粹与希特勒的重要学者，其《希特勒传》甫一问世，即被视为较布洛克的传记更为优秀。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不把希特勒仅仅看成是一个必须否定的独裁者，而是一个具有20世纪西方社会、特别是德国社会各种矛盾的人物：“希特勒不仅将这个时代的诸多趋势凝聚在一起，他还对局势起到了引导、扩展和激烈推进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还有他在思考上爱走极端的习惯以及让原则、对手、盟友、国家和思想等所有一切都服务于他自己的庞大计划的习惯。……他并不知道传统的意义和存在理由。他是一个‘新人’。他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改变了欧洲的版图，摧毁了帝国，促进了新势力的崛起，激发了革命，终结了殖民时代。最后，他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经验。套用叔本华的话，他教给了世界一些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费希特认为，作为德国社会革命过程的一个重要人物，希特勒代表了一种矛盾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矛盾：他是民主时代的人物，但代表的却是反自由主义，这种反自由主义又与左派无关，他的立场是左右的融合。他的政治抱负是以德国为中心统一欧洲大陆，但他无视德国缺乏实现这个目的的实力和资源，因此忽略了国家利益，置德国于灾难之中。他是20世纪人，但视野却局限于19世纪。虽然他借用了许多现代元素如科技、集体主义、群众运动、明星光环等，但他理解的世界只是他成长时期呈现给他的世界，他对为种族、生存、空间而战的热衷，他对年轻时代伟大和偶像的崇拜，他的主要动力是他希望阻止现代的降临，希望用强力手段让世界返回到一切错误的起点。“如他自己所说，他以革命者的姿态反对革命。他痛恨革命，但他实际上带来了德国的革命。”

　　克肖的思路大体与费希特一致，他同样认为，希特勒现象是诸多社会力量和进程相互作用的后果，所以要用一种新的观点解释希特勒：“这种观点试图将这个独裁者的行为与为他获取和行使权力提供条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种观点认为在解释这个独裁者所具有的巨大影响方面，德国社会的期待和推动比希特勒个人的作用更为重要，从而可以弄清楚他的权力得以无限扩张的原因。”“一个高度现代化、复杂和多元社会的民族，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他们都在经历着根深蒂固的民族羞辱。经济崩溃，剧烈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其政权和广大民众都普遍认为的一个丢脸的政治体系彻底失败了，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一直准备着将他们的信任寄托在一个政治救星自我标榜的千禧年主义上。”克肖后来居上，在史料上更为精细准确，所以他的传记将会在一个长时间内保持权威地位。

　　三种传记均体系严整，篇幅浩大，一般读者大多会望则生畏，尤其是克肖那本超过一百万字巨著。相比之下，德国学者哈夫讷(Sebastian Haffner)的《解读希特勒》，短小精致之外，还以见解独特见长，且对传主颇具“同情之了解”。在他看来，希特勒一生的决定性标志是其单调性。政治是他的生命而不是他的职业，他只是在生命的最后四年才第一次从事一定定时的工作，即当最高军事统帅。他的一生经历了七个阶段：1.早年便专心政治，把政治当作生活的替代。2.第一个(还是私人的)政治行动：从奥地利移民到德国。3.决定当政治家。4.发现自己作为大众演讲者的魅力。5.决定当领袖。6.决定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共政治时间计划(这也是发动战争的决定)。7.决定自杀。希特勒掌权之前，他只享有煽动者的名声，但掌权之后的希特勒，却取得了一系列几乎没有人会相信的成就。一是经济成就，二是再武装和扩军，三是推动了社会变革，四是得到了绝大多数德国的拥护。希特勒的致命弱点是：为了个人的极权和不可取代性有意识地摧毁了国家的功能，而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不但至迟从1934年秋开始就没有一部书面的或非书面的宪法，而且希特勒还有一种“对确定的恐惧”，他不仅害怕他的权力受到国家秩序的限制，也害怕一个固定的目标会限制他的意志。“在这方面，没有比希特勒与俾斯麦之间所存在的更大的对立，俾斯麦获得了可获得的成就以后便变成了一个和平的政治家。但是，在这里，与拿破仑的比较也有借鉴意义。与希特勒一样，拿破仑作为征服者失败了，但他作为法国国家巨匠的许多成就却遗留了下来：他的伟大立法，他的教育制度;甚至他所建立的集权式的带有大区和省的国家体制今天还存在，……希特勒从来没有建立一个国家体制，他那让德国人十年倾倒、让全世界震憾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已经无影无踪了，不仅因为它们最终导致了一场大灾难，而且因为它们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终结性。仅作为成就健将，希特勒或许超过拿破仑。但是有一个境界他从来没有达到：国家巨匠。”

　　希特勒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最令研究者感兴趣的政治人物之一。但即使读遍现有的汗牛充栋的著述，也不能说已经穷尽了有关希特勒的一切。一个原因是，人物与事件总是生动的、复杂的，总是与特定时空中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的，而无论是当时的档案还是后来的记述，都是把活的人事凝固化、简单化。所以，“言不尽意”永远是我们走进历史、回到现场所无法绕开的障碍。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之所以无法真确把握希特勒其人其事，固然是因为在若干环节上材料不足、证据缺乏，也是因为这涉及到对其人其事的不同解释和评价。这些不同的解释和评价，不但与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关，也与时代环境有关。比如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后，不但困扰着欧洲千年的“德国问题”已不存在，对德意志历史的解释也出现了新的可能。从“1945”、特别是从希特勒发动战争与组织大屠杀来看，此前的德国史是走向纳粹深渊的过程;但从“1990”来看，此前的德国史是一个艰难缓慢地融入“西方”的过程，德国仍然是一个“西方”国家，希特勒只是德国历史中短暂的一瞬。历史还在继续，所以有关希特勒的认知，也还会出现差异甚至对立。

　　还有一个更重要、也更特殊的原因是，希特勒的行为中有不可理解的一面。比如希特勒所制造的“种族灭绝”，就可能超出我们的理智和语言之外而显得难以解释。1960年7月，大屠杀刽子手、党卫军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Karl Adolph Eichmann)被以色列抓回耶路撒冷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在法庭上，他为自己所做的辩解是：我“只是大型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命令就是命令”，“如果他们告诉我，我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叛徒，我必须杀了他，我会这样去做。那只是我不假思索地执行命令，我只是按照吩咐的去做。”1961年7月，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主持了一项“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期在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此即“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参加测试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他们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他们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考察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的单词记忆能力。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联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十分之一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但在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这一实验的结果表明：普通人会无视其他人的痛苦而选择简单地服从来自权威的命令。

　　这一实验有许多可议之处，后来的几次实验结果也并不相同。但米尔格拉姆因此提出的“服从的危险”却是理解大屠杀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此之前一百多年的1831年，德国文化批评家路德维希·伯尔纳(Ludwig Börne)说过：“德意志人始终都是奴役的教师，凡是需要有人用鞭子把盲目服从注入身体或者灌入头脑的地方，人家就会雇用一名德意志训练教师。”在此之后，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德·鲍曼(Zygumnt Bauman)在引用这个实验之后，就指出“服从的伦理”对解释集体屠杀的刽子手行为的重要性：“残酷只是微弱地与执行者的个性有关，而实际上却非常紧密地与权威和下属的关系，与我们正常的、每天都碰到的权力与服从的结构相关。”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于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到挑战的秩序的统治。它并不是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穿制服、循规蹈矩、惟命是从，并对指令的精神和用语细致有加的人所为。所以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鲍曼的结论是，非人性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事实，残酷与一定的社会互动模式的关联比它与执行者的个性特征的关联要紧密得多。

　　服从的心理—伦理与大屠杀肯定有关联，但也只是关联。纳粹暴政和大屠杀有着远比服从权威的复杂因素。纳粹大屠杀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不可解释性”。德国作家格拉斯(Günter Gras)指出：“……尽管一些历史学家热衷于引用可比的事例，正如人所说，试图给德国历史上一个不幸的阶段赋予历史地位，但是，因为根本没有可比性，因为历史上没有东西可以参照，因为任何人都接受不了对这种罪行的承认，所以，无论是供认的，还是控诉的，或者是出于负疚意识以某种方式说出的东西，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全都挂在奥斯威辛的名下，它们至今仍然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成了转折点，以至于很容易用奥斯威辛前后发生的事件给人类历史及我们对人类存在的理解确定年代。”

　　当代人无法理解，后来人也不一定理解。以其托洛茨基传而闻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多伊彻(Isaac Deutscher)，也曾研究过纳粹大屠杀，他认为：“对于想要了解大屠杀的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障碍就是这场灾难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独一无二性。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或者是历史的看法。我怀疑即使一千年后人们也不定能比我们现在更理解希特勒、奥斯维辛(Auschwitz)、马伊达内克(Majdanek)、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他们难道能具有一种更好的历史视野吗?相反，后世可能甚至比我们能够理解的还要少。谁能分析出奥斯威辛的暴行背后的动机和利益……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巨大而凶险的人性之谜，这个迹将永远给人类带来困惑和恐惧。”

　　因为不可解，所以才更想去理解，这是读者的心理和权利。在近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出版物中，与大屠杀相关的学术著作、幸存者回忆录和文艺小说等，在数量上是比较多的。2011年，英国学者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的《第三帝国》出版后，广受好评，作者因此被人称为“天才史家”。在《引言》中，伯利批评了当代对大规模屠杀的过度关注：“对此事的过度关注本身就表现出颓废的感官嗜血欲望，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正是当代探究这主题怕部分兴趣所在。”伯利所批评的现象可能存在，但对大屠杀的兴趣却绝不能仅仅归结为“颓废的感官嗜血”，因为大屠杀不是纳粹事业的一部分或是战争的附产品，而是希特勒与纳粹党意识形态与政治行动的核心。伯利此书也引用了戈林的一段明白交代：“这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种族大战。最终它事关究竟德意志雅利安人能够胜出，还是犹太人统治世界。这就是我们对外作战的目的。”

　　中国作者和读者也不可能完全解释希特勒和大屠杀。但通过一些论著和史料，初步展示其基本过程和若干问题，却是可行的。我不想夸大这一行为以及作为这一行为成果的本书的意义，但至少在主观上，我确实赞同一位德国学者的话：

　　惟有当人们去研究这部黑暗的第三帝国的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才能阻止类似的、更黑暗的一幕在未来重演。谁不去努力地反思纳粹主义和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能够发生，谁就会轻而易举地将这些不同寻常的重大事件作为无法解释的事故抛在一边。然而，谁轻而易举地忘记这一切，谁就会对未来政治上的诱骗者以及他的思想缺乏抵抗力。难道我们今天能够肯定，到那时我们就不会属于作案者之一吗?

　　这黑暗的历史发生在德国、发生在西方，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属于全体文明人类。在全球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回首并反省这一黑暗历史，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让我们严肃地面对它。

　　(本文系《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序言，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