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理应和《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齐名的著作
来源：《历史学人》
作者：姚洋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用大量的历史数据证明，西方世界正处在新的一轮不平等加剧时期。这本书被译成英文之后，风靡全世界。他的同胞、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几乎在同时出版《平等社会》(The Society of Equals)，而且由同一位译者译成英文，却没有他那么幸运，书出版之后在英语世界里反响平平。但是，《平等社会》和《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是两本互为补充的著作，后者以数据见长，前者则以思想史见长，放在一起读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方世界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变化轨迹。《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之所以得到的关注远远多于《平等社会》，也许是因为数据更具有冲击力，抑或是因为收集数据比整理前人思想更辛苦，因而也更像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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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社会》概览
罗桑瓦隆以研究政治概念史见长，《平等社会》基本上是一部关于平等概念的思想史著作。他把西方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历史按照不平等的程度分成三段：不平等加剧时期(二十世纪之前)、不平等改善时期(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不平等再次加剧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个分类和皮克迪的实证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罗桑瓦隆把平等概念的起源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在此之前，基督教也倡导“自然平等”观，但是，这种平等观“在本质上是精神的，和任何社会和政治见解没有直接关系”(第17页;英文版，下同)。比如，基督教承认奴隶和自由人是自然平等的，但是，基督教并不主张废除奴隶制。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为世界带来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平等理念。美国革命的目标是摆脱英国宗主国的不平等待遇，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废除贵族的特权，两者的共同之处是要求建立由平等的个体组成的社会，而背后的支撑是共同体意识的建立。在美国，共同体意识是在反对英国宗主国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共同体并不包括黑人奴隶。法国大革命则更加激进：“国家期望通过一系列统一的政策为建立一个平等的共和国服务。”(第45页)因此，法国对平等的追求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建构主义的路径，而美国对平等的追求更多地遵循了一条演化路径。
但是，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大潮之中，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革命，都没有能够把平等落实到政治和社会层面。在本质上，两个革命所倡导的平等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那时，人和人之间的分化极其有限，因而平等也就更容易获得。但是，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异化，或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人在财产、工作和收入方面的分化以及人的角色的多样化。人不再是一个浑然的个体，而是被分裂成各种各样的角色，其中一些是相互矛盾的。“这些变化使得缩小经济差异和对市场实施社会约束的希望戛然而止，而这个希望在形成法国和美国的平等的革命理念的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第75页)社会中出现两大阶级：有产者和无产者。十九世纪的一大奇观是，许多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把无产者悲惨的处境归咎于无产者自身道德的缺失。在这种观念下，美德是获得人类福祉的唯一保障。自然平等再次替代了社会和政治平等，成为十九世纪有产者为现存秩序辩护的工具。
然而，十九世纪也不是没有任何积极的因素。一方面，欧洲出现了共产主义思潮和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另一方面，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对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秩序提出挑战。这些运动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是建立在共同体意识之上的。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自不待言，工人运动也是一样，而且，它们都具有国际主义色彩，反对排斥外国工人阶级的贸易保护主义。基于共同体意识这个概念，罗桑瓦隆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独特的解释：美国的种族主义妨碍了无产者形成共同体意识。当自由工人——基本上都是白人男性——不认为黑人和他们同属一个阶级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去争取社会主义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会让黑人受益。
罗桑瓦隆把二十世纪称为“再分配的世纪”，而这样一个世纪的到来和欧洲社会两大阶级的和解有关。马克思去世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化，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开始反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预测。伯恩斯坦在1899年发表《演化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的预测是错误的，如果社会民主党还以这个预测为前提制定自己的斗争策略，就会犯危险的错误。尽管伯恩斯坦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但他所引发的争论让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放弃革命诉求，转向改良主义，这有力地促进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和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给欧洲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它也让参战各国重燃共同体意识：战争让各阶层民众重新认识到，作为一国国民，他们之间拥有超出阶级矛盾的共同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共同体意识的一大障碍——纳粹德国——被清除，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空前团结，共同体意识成为主导福利国家建设的主流思想。
福利国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收成为再分配的工具，二是社会保障的普遍化。在十九世纪，税收仅仅被认为是必要的恶，目的是支付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和服务。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对外战争较为频繁的英国是欧洲税收最多的国家。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税收更多的被认为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欧洲国家和美国陆续开始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并逐步提高其累进的程度。在社会保障方面，十九世纪精英的主流思想是，工人的不幸是他们自己所犯的错误造成的，比如缺少纪律和计划、堕落和酗酒。到十九世纪后期，这种思想被对工人悲惨处境的同情所取代。俾斯麦首先于1883年开始在普鲁士建立强制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制度，随后其它欧洲国家纷纷效仿。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和北美普遍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国家牢牢地扎下根来。
也许是因为物极必反，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国家对福利国家的反思进入高潮。事实上，在美国，反思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开始在学术界广泛传播，并通过弗里德曼的不懈努力传递给大众。在实践方面，加利福尼亚州的“13号法案”开启了对税收的反动，这个法案由全民公决通过，要求房产税税率不得超过房价的1%。进入八十年代之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两位保守派人物分别成为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他们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动了整个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转变，国家的无效率被无情地责难，而市场的效率得到极大的弘扬。即使是左翼学者(如德沃金和罗默)也开始放弃对结果平等的追求，转而强调机会平等。这其中的差异，可以用赛跑来做一个比喻：结果平等是让所有人同时到达终点，而不管他们从哪里起跑;机会平等则是让所有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不管他们是否同时到达终点。更确切地说，机会平等就是要消除人群中任何和个人选择无关的差异性，如家庭背景、社会环境、地理环境以及机遇等偶然因素。但是，“这种极端的机会平等理论虽然在知识层面具有吸引力，但在实践中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的构建基础是矛盾的：如果所有的机遇和情景的后果都要得到补偿，那么，旨在纠正潜在缺陷的政策的范围就可能会被无限扩大”(第247页)。左翼学者的机会平等理论可能仅仅是对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妥协而已。
如何重塑平等社会呢?罗桑瓦隆提出，新的平等社会应该是由拥有个性(singularity)之个体组成的，这样的个体具有独立的特征、能够在社会中成为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在这里，“个性”和“自主”(autonomy)或“身份”(identity)是不同的。自主是“一个位置变量，在本质上是静态的”(第260页)，身份则是“有一组宪法变量构成的，它是一个复合性质，尽管可能随时间演化，但基本上是给定的”(同上)。相比之下，“个性是由一个关系变量定义的;它不是一种状态。由个性而生的差异把一个人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他分开。它让其他人对一个人产生好奇心、兴趣和想要了解的渴望。拥有个性的个体之间的平等不是千人一面;相反，每个人都因为他或她所独有的特性而傲立于人群之中。多样性的存在因此变成平等的标准。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道路，并掌控自己的历史;每个人仅仅因为不可比才是相同的”(第260-261页)。
但是，要成为拥有个性之个体，个人需要具备一些自立于社会的条件，社会政策必须提供这些条件。在此，罗桑瓦隆欣赏阿玛蒂亚•森等人的能力学说。所谓基本能力，按照森的说法，就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实现有意义的目标的功能组合，包括教育、医疗和其它社会保障以及弥补个体缺陷(如残疾)所必不可少的救助。森认为，平等的追求目标是保障每个人基本能力的平等。和以往的平等理论不同，森的平等观要求国家关注个体之间能力的差异，而不是个体之间物质的分配;为了实现能力的平等，物质分配可能是极其不平均的。这当然会引出一个再分配的度的问题：为了提升某些人的能力，社会可能必须付出巨大救助成本。罗桑瓦隆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采取和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相似的词典式平等原则：社会首先要坚持“关系型平等”(equality as relation)，即个性、互惠和共同体意识三原则所蕴含的平等，然后才可以关注经济分配和再分配，而且，经济分配和再分配不能以损害关系型平等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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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的形成：共同体意识还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作为政治概念史的大家，罗桑瓦隆在《平等社会》里着重考察了不同时期关于平等的概念是如何塑造社会平等(或不平等)的。在解释福利社会的形成原因的时候，共同体意识这个概念处于他的理论的核心位置。他把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作为欧洲有产者和无产者和解的开端，并进一步认为，一次世界大战加强了各国内部的共同体意识。这个意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产者只有当把无产者看作和他们一样的人的时候，才会和无产者分享他们的经济成果。从逻辑上看，这个解释有道理，但是，它可能仅仅是罗桑瓦隆事后合理化的产物，而不反映历史本来的逻辑。在这方面，经济学家达隆•阿西莫格鲁和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在《民主和专制的经济起源》一书里给出的解释可能更有说服力。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西欧的社会结构仍然是由精英(包括原来的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主导的，工业革命的收益主要被他们所垄断，但是，无产者可以通过各种斗争方式——罢工、起义等——争取自己的权利。精英们为了维持现存的秩序，可以通过收买的方式平息无产者的反抗，如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待遇等。然而，这个承诺是不可信的，因为，如果工人相信了它，从此以后不进行任何反抗，精英们的理性选择就是不兑现承诺。在这种情况下，精英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逐步向无产者让渡政治权力，让无产者自己来决定社会分配。这就是西欧的民主化过程。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最终，整个西欧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实现了普选，无产者得以全面参与政治。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上述理论的一个推论是，欧洲福利社会是民主化的结果，而民主化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因此，福利社会不是建立在共同体意识之上的，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许，直到全面民主化之后，西欧的精英们也没有把无产者当作自己人;他们对无产者的妥协不过是他们在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的冲击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另一方面，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可能是他看到了有产者妥协的希望的时候，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一个正确的调整方向。
事实上，从本质上讲，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是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注脚。他们的唯一创新是在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个小机关，即精英的可信承诺问题：如果无产者无法获得政治权力，精英的承诺永远是不可信的。但是，把西欧的民主化完全归结于这么一个小机关，显然是把历史过于简化了。
相比之下，卡尔•波兰尼在《伟大的转型》一书里表达的思想可能更加接近西欧的真实历史。《伟大的转型》是一部内容庞杂的恢弘巨著，波兰尼在其中不乏一些矛盾的见解，但是，他在书中提出的双向运动的思想，既充满了对西欧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真知灼见，也为当今世界构建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秩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所谓双向运动，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对这种生产关系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特别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的反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摧毁了前资本主义社会温情的社会关系，把完整的人变成了物质生产的工具;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变成了城市的无产者，甚至滑落到贫民窟里去。社会纤维被摧毁，社会本身分崩离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自发地产生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力量，它们要求国家对赤裸裸的市场逻辑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做出回应，福利社会正是社会对市场逻辑的反向运动的结果。波兰尼进一步指出，这种反向运动并没有取缔市场，相反，它对市场起到了保护作用：如果没有反向运动对社会的重建，市场会摧毁社会，从而也摧毁自己。
罗桑瓦隆对政治概念的梳理非常细致，但是，他没有对这些概念的社会和经济根源进行研究，这可能是导致他得出一个不符合历史逻辑的结论的原因。观念改变世界，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学术研究不仅要知道观念如何改变世界，而且要知道什么样的观念改变什么样的世界，这就要求研究者知道观念的来龙去脉。到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两大阶级实现了妥协。但是，认真回顾十九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或更广义的社会的反动，是欧洲最终实现妥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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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不平等的加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不平等的加剧已经被许多研究所证实，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按照萨默斯的说法，即使皮克迪关于不平等上升的理论是不正确的，他的细致入微的数据工作也是诺贝尔奖级别的。罗桑瓦隆对这段时期不平等上升的原因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他的主要目标似乎是批评机会平等论者，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对不平等的认可和妥协。但是，按照他对十九世纪不平等和二十世纪福利社会的解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不平等的上升应该是共同体意识弱化的结果。然而，对这个判断的经验支持是很弱的。如果共同体意识弱化是主要原因，则我们应该观察到福利的下降，因为共同体意识减弱只有经由福利的降低来推高不平等;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发达国家福利的下降。
皮克迪给出的解释，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解释一样简洁。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认为，由于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资本的有机构成上升，而剥削率(即剩余价值和活劳动的比例)不变，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率在长期必然下降，资本主义因此必然走向灭亡。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里，皮克迪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下降以及资本报酬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上升，其结果自然是不平等的加剧。他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在任何经济里，利息率——即资本回报率——都高于经济增长率，这样，资本增长速度就会快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资本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上升。这个逻辑有三个假设前提：第一，利息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第二，资本报酬全部投入资本积累;第三，资本回报率不下降。第一个假设基本上是成立的。在理论上，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利息率，则一个国家的居民就会无限度地借贷，因为他们总是可以用未来的收入增长偿还今天的债务利息;在发达国家比较稳定的时期，长期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也是常态。但是，第二和第三个假设却不一定成立。随着资本积累的上升，如果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或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资本回报率肯定会下降;另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资本报酬都变成了资本积累。
更为根本的，皮克迪的阶级分析在当代西方世界是不合适的。他把人口分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前者依赖资本获得收入，后者依赖劳动获得收入。但是，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发达国家的几乎每个公民都是资本所有者，即使一个人不投资股票或其它证券市场，也不购买任何财产或人寿保险，他也会通过退休金成为资本所有者，因为退休金的个人积累部分一般都是放在养老共同基金里，而后者必然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劳动这样的两分法是错误的。我们需要从其它地方寻找发达国家不平等上升的原因。
一个观察是，欧洲国家不平等的两个上升时期都是全球化突飞猛进的时期，全球化极有可能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在本轮全球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发达国家产业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转移，即发生所谓的“产业空心化”过程。美国的表现最为典型。在那里，高科技研发蓬勃发展，但是，高科技产品的制造却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本国制造业因此萎缩，由此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不得不到低端服务业里就业。形象地说，美国发生了一个不对称的马鞍形结构变化：制造业萎缩，高科技(以及服务于全球的金融业)发展较快，但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大量劳动力集中到低端服务业。其它发达国家的变化可能没有美国这样明显，但趋势是一致的。这可能是这些国家不平等程度上升的主要原因。
罗桑瓦隆以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在过去四十年的扩大作为《平等社会》一书的引子，但却没有对不平等上升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和他只关注政治概念的演变有极大的关系。到底是政治概念定义和改变现实、还是现实决定政治概念?这是一个和“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的老问题，但是，作为一项学术研究，恐怕既要研究“鸡生蛋”的问题，也要研究“蛋生鸡”的问题。比如，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政治高度分裂，共和党表现得越来越极端，民主党也寸土必争，这可以看作是罗桑瓦隆所说的共同体意识的丧失。但是，这是否减少了美国的再分配呢?一点儿都没有。它顶多是让美国维持现状。我们可能更关心的是，为什么美国政治走向了如此高度的分裂?这里的原因很多，有奥巴马个人能力的原因，有对危机的不同解读的原因，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共和党对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急剧上升的高度不满。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之所以上升，主要是因为要应付危机中增加的对失业者等各种救济对象的福利支出。也就是说，美国政治的分裂，根源还是对待福利支出方面两种主张的对立。这在大萧条之后就发生过，但罗斯福的政治智慧远比奥巴马的高明得多，他不仅得以推行一系列福利改革，而且让美国人民真心地拥戴他的领导，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在今天，发达国家各国的福利水平已经很高了，面对上升的不平等，社会自然很难就进一步增加福利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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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建平等社会?
为重建平等社会，罗桑瓦隆提出了词典式平等二原则，但是，这两个原则没有超出罗尔斯以降政治哲学家的思考，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右翼自由主义的妥协。他的第一原则追求关系型平等，即承认个体差异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个性、互惠和共同体意识三个面向。但是，这三个面向可能是相互冲突的。保守派可能很高兴罗桑瓦隆把个性放在他的平等观的核心地位，因为这也是他们坚持的核心理念。个性要求我们承认每个人之间的差异，而且，罗桑瓦隆的平等观也要求我们承认这些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些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否则的话，罗桑瓦隆的平等观就和机会平等没有什么差别了。既然如此，罗桑瓦隆的理论暗含一个推论，即个人至少应该为自己的某些与众不同之处负起责任。这就将这个理论和森的能力学说区分开来。森的能力学说也关注个人之间的差异，但是，他要求国家和社会通过社会政策抹平这些差异，从而实现个人能力的平等。罗桑瓦隆的平等理论却不要求这一点，因而会得到保守派的赞同。比如，美国的白人极端保守派就认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距是不可调和的，白人尊重黑人的差异。他们由此衍生的政策主张是，政府不应该通过救助让黑人变得和白人一样。如果我们承认他们的前提，我们就无法从逻辑上拒绝这些极端保守派的政策结论。因此，在罗桑瓦隆关系型平等的三个面向中，个性面向可能天然地和互惠以及共同体面向相矛盾。
罗桑瓦隆的第二原则是对罗尔斯差异原则的模仿，但方向不一样。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限制，即差异扩大的前提是不能损害社会中境况最差的人的福利;而罗桑瓦隆的第二原则对社会再分配进行了限制，即社会再分配不能妨碍关系型平等的三个面向的获得。换言之，罗尔斯的第二原则对个体之间的差异给出了一个最高限度，而罗桑瓦隆的第二原则对再分配给出了一个最高限度;从追求平等的角度来看，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但是，再分配如何会妨碍关系型平等呢?罗桑瓦隆语焉不详，但读者大概可以给出一个判断。比如，如果福利社会的发展最后导致养赖人，从而让中产阶级感到愤慨，那么，共同体意识就会受到损害。在现实中，这正是许多欧洲国家所发生的事情。罗桑瓦隆不把这些说出来，可能是因为不想让世人觉得他对福利社会持批评态度，但无法掩盖的是，相对于罗尔斯的差异原则，他的第二原则是对追求平等的一个倒退。
罗桑瓦隆的这个倒退可能和所有左翼自由主义者在追求平等方面必须面对的困境有关：在所有关于平等的论述中，只有程序平等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即无需其它前提的支撑。程序平等的含义是，在程序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它的特点是，一个人享受相对于程序的平等不会影响其他人相对于程序的平等，即平等具有等量的普适性;比如，A要求B在法律框架内解决两人的冲突不会影响B对A做出同样的要求。我们不需要其它前提条件来为这个判断的正确性进行辩护。其它种类的平等不具备这样的逻辑自洽性。比如，要为结果平等进行辩护，我们就必须部分或全部否定产生不平等结果的生产过程。在起点平等拥护者(如德沃金)那里，这表现为对由非努力所产生的额外收益的否定;在森那里，这表现为对由个体基本能力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结果的否定。在现实中，这种否定难免会遭遇斜坡效应，即一旦否定的链条被启动，我们就不得不沿着它一步步滑下去，否定更多的不平等结果。“如果他的缺陷可以获得补偿，为什么我的缺陷不可以呢?”这样的逻辑用得越多，再分配就越多，直到社会无法承受的程度。一些西方国家的福利社会走到今天不可收拾这一步，大概与此有关。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多数发达国家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债以应对陡然增加的失业人口，政客们都知道解决经济困难的办法是大家一起勒紧裤腰带，短时期内降低工资和福利，但是，面对选民们手中的选票，他们没有勇气这么做。民主的最大敌人早已不再是独裁，而是民主所放任的民粹主义。
面对平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遇到的难题，左翼自由主义者在追求平等之外，可能还要多一些务实主义。平等、自由、公平和效率，都是人类社会在长期演进过程之中确立的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之间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务实主义是最好的选择。务实主义的政治哲学认可所有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价值，但在实现这些价值的过程中，要求我们采取审慎的态度。如果一个行动可以同时提升所有的价值，我们就采纳这个行动;如果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我们就提升容易获得的价值，而把较难获得的价值暂且放在一边。比如，恋爱中的男生大概都会被女生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我和你妈妈同时掉到河里，你先救哪一个?”男生无论怎样回答，都会违背某个社会价值：如果他的回答是“救我妈妈”的话，女生当场就会和他说再见;如果他的回答是“当然是救你呢”，女生起先会很高兴，但转念一想，肯定会认为这个男生说谎了。人类社会不断遇到这样的道德难题，最终，解决之道总是务实主义的——在现实中，如果妈妈和女朋友同时落水了，男生恐怕不会去思考道德难题，而是跳下水去，把离自己近的那个先救起来再说。
罗桑瓦隆对平等概念做了很好的历史梳理，但是，关于如何重建平等社会，他没有脱离罗尔斯以降的建构主义传统。不幸的是，在今天的世界，我们恐怕不缺理性的理论，而是缺少理性的行动。面对不断膨胀的巨额政府债务，像皮迪克和罗桑瓦隆提出的更大程度的再分配的主张，也许会得到民众的掌声，但如果真正实施，就只会加速政府、乃至西方福利社会的破产。当然，中国的情形和发达国家的很不同，更多的再分配不仅可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而且，藉由更多的教育投资，还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从而做到“平等与效率携手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