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金：知识人有唐宋情结，很幼稚

能不忆唐宋?忆怎样的唐宋?这是读罢盛洪先生的文章不得不继续追问的问题(盛洪《能不忆唐宋?》，《读书》2015年第9期，以下简称“盛文”)。

为什么要忆唐宋?理性的追忆是需要充分理由的，而执拗的情结则不必理由充分，唐宋情结何时开始植根在中国知识人的心中?以至于这样一个帝制中国王朝由盛而衰(至少是起伏不定)、问题层出有待更深入反思的六百多年历史一跃而成为一些知识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细思之，并不怪诞，唐宋满足了很多人的盛世想象，尤其与当时各个资本主义帝国尚未生发育的幼小孱弱相比，唐宋可谓世界之巅，当下所谓的“复兴”话语不也是想回到盛唐俾倪寰宇的气象吗，这种俾倪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只要比对手强大即可，而自身的不足可以忽略不计，这满足了一些知识人在近现代“中西古今”论题下作为主体的历史与文化自信。问题是，正是这些自身的不足败絮其中，越来越严重与不受控制，最终湮灭了盛世的焰火，当下尤其要慎之戒之。

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情结，唐宋情结与中国知识人由来已久的思维习性暗合，也就见怪不怪了，在先秦时期，知识人论辩争锋，为了论证自家观念的合法性，往往假借、构想圣王权威，美化圣王治理，《礼记.中庸》记载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中多次提及孔子对尧舜禹的赞誉，并亲承自己接续周志，文王武王之后天命将系于己身，“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一方面反映了孔子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孔子的心中尧舜禹文武周公的治理是德治典范，具有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孔子的继承者孟子与荀子历来就有“法先王”与“法后王”之分，孟子的“先王”主要是尧舜，“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知有也”(《孟子.离娄上》)，荀子提出尊崇的“后王”则是大禹、商汤、文王武王，并说“圣人备道全美者也”(《荀子.正论》)，荀子的“后王”是相对于孟子来说的，其实孟荀的理想圣王在当时都是“先王”，以预设“先王”的圣治来论证自身言说的正当性，这是孟荀的共同点。然而，这种论证方式是一种经验式的预置，而并不能提供足够的逻辑证据，甚至历史证据也是不完备的。孔子就说过夏殷“文献不足”，而文武周公的时代距离孟荀亦远，当时更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多是传说，至少在孟荀的话语里对“先王”的德性德政是以直接的认同为前提，然后将天命所与与民意所向加诸“先王”，不过是以此为借籍对后世诸王树立效法的模范，它的意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在于先王圣治的构想成了历代帝王师法努力的方向，成为了王权与霸道重要的约束力量，消极的一面是古代思想从逻辑上始终无法形成何谓政治合法性、何谓善治的现代逻辑理念。后来的诸子百家都在这一点上存有共同性，汉初黄老之学的道家更是将其理论的合法性来源提前到“黄帝”，因而有人戏谑道：普通人拼爹，文人比祖宗。“先王之治”是否事实上真的完美，这是不重要的。盛文直言当今我们要追忆唐宋，明显是以唐宋作为心目中理想化治理的典范，虽然不及唐宋具体的皇帝，因为后世再也没有出现过能与“先王”媲美的圣王，但其“借古寓今”的用意不出先儒“法先王”与“法后王”的思路，可谓证据确凿，在一个我们能理性深入地讨论政治哲学的一系列问题的时代，依然仿效孔孟荀等先儒，但抬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及三代的唐宋，以经验代替理性，以情结替代反思，这是否算是“幼稚”?请恕直言，这是否是大陆新儒学的“通病”?

盛文忆的是怎样的唐宋?从唐诗宋词的“遣词优美、造句雅致、意境深远、神情豪放”出发，它以为使得唐诗宋词别具韵味的地方在于其“背后宏大深远的历史与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充分地发挥了士大夫的积极作用，以体察天道自命的士大夫能够“纠正政治领导人偏离天道的错误”。虽然也提及了孟子的“闻诛一独夫纣，未闻弑君也”，但盛文接着委婉地否定了这种最后的革命手段，而认为士大夫匡正政治的主要形式是进谏，即便进谏不成，遭受贬谪流放也是值得的，甚至是无上的荣光，并且以韩愈、范仲淹与苏轼被贬谪的例子作为佐证。从中国知识人的历史来看，唐宋以降的大多数知识人再也没有了孔孟的勇气与脾性，除了孟子的“诛纣”言论，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太史公评论《春秋》更进一步认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对“天子”的言行不仅是批判进谏，而且是不符合天命民意可以改换之，魏晋士林多有蔑君风骨，这一精神在后来的知识人中少有承续，却在明末的黄宗羲处得到一定程度的复活(参看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传统》，《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4)。更多的知识人正如盛文所期待的，在朝廷为官，匡扶政治，议论朝政，但都以当朝与皇帝既存的合法性为前提，他们能直言进谏，不顾贬谪危险，据理力争，精神难能可贵，但是已然淹没于历史朝代的兴亡更替周而复始之中，缺乏了批判的彻底性与创造新命的可能性，这就是制度化的儒家——官儒，这只是中国知识人的一种形态。孔子曰：士志于道。中国古代最早的士只是政府各部门中掌事的官员，士与道的连接是一场思想的突破，从历史来看是从早期士的“思不出其位”到成为独立自由的“士民”阶层，脱离对贵族权力的人身依附，可以“思出其位”，于是才有周游列国，传播理念，以“道”自命，站在超越的“道”的立场上来对现实的政治与掌权的君王提出批评(参看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页)，这才有了“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自由，这也才有了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退隐，才有了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的潇洒，更有黄宗羲“锋镝牢囚取决过，依然不废我弦歌”的气度，这是中国知识人的另一面向，我们可以叫做社会的儒家或批判的儒家，现代观念中的知识人，不仅应该是独立的，也更应该自觉承担社会批判者的角色，这与此种形态的中国知识人有着天然的契合。

如果当今的知识人仍然以盛文士大夫的类型为圭臬，有可能对于政治哲学中的合法性来源问题与主权在民等论题将会避而不谈，一心为“王者师”，在等待中以求重任，而放弃了知识人其实作为立法者与阐释者并存的现代期许(参看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知识人的天道自命应该高于政治，而不是作为政治的工具仅仅为政治服务，在当代的政治话语里，天道来自于民意所需、民心所向，正如《尚书.泰誓》所言“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士大夫心中有民吗，这不可否认，他们也能以百姓代言人自命，但心中更多的是江山社稷，君王帝国，有时候民意反倒疏远，变得空洞无依，知识人心中的“天下”越来越抽象为帝国王朝的中心-边缘、夷夏之分的统摄，而不是天下人所有的“天下”，这是对儒家天下观念的破坏，“天下”成了“穿着中国传统文化外衣”的乌托邦想象(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

从具体的阐述来看，盛文追忆唐宋社会的美好在于唐宋有着完善有效的谏议监察制度，历史事实果真如此?且不说唐宋的谏议监察制度在今天只具有借鉴参考价值，而不再具有仿效价值，且看其制度本身，也是问题层出不穷。唐宋并称不及汉唐并称有意义，汉唐的制度创造性大于唐宋，宋代不过一切因袭唐代，钱穆说“宋之于唐，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进，而无制度建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1，第77页)，可以说由唐而宋的制度设计安排在各个层面呈现衰落与下降趋势，后代虽然有起伏反复，但是这一趋势已然定势。以对皇权的约束为中心来看，唐代相权分属于三省(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政府的最高政令由中书省发出，皇帝自己并不拟敕，只具有署名的权力，因而实际上政府的定旨出命的权力掌握在了中书省，皇帝只有知情、同意的权力。门下省则具有复议的权力，如果意见不合可以“封驳”，待修改之后获得门下省的同意并副署，才能交由尚书省执行，这是对皇权的约束之一。唐代设有“政事堂”，由三省长官及一些更低级的官员共同评议朝政，需要经过政事堂的讨论同意方可执行，这是对皇权的约束之二。从这点来看，唐代的制度可谓开明，但是钱穆先生坦承“在唐代，也并无皇帝绝不该不经中书、门下而径自颁下诏书之规定”(同上书，第46页)，于是在武则天时，刘褘批评武则天擅自下旨，遭到了杀身之祸，唐代以后的皇帝也对这一原则多有破坏，虽然唐代较好地实行了对绝对皇权的约束，但是这一漏洞是存在的，问题并未从制度上规避。

宋代的相权比唐代低落，门下省与尚书省都不再能够干涉政府的最高命令，反之宋代的君权提升，宋代的最高决定权逐渐收归于皇帝所有，而不再像唐代一样由三省决定。从地方的监察制度来看，唐宋各存问题，唐代后来的藩镇割据跟派遣地方边疆的节度使直接相关，节度使是中央派遣的监察地方的官吏，可以全权负责地方各项事务，于是节度使在地方拥兵自重，培植势力，后来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成为了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宋代的台谏制度弊病更是明显，在唐代谏诤的权力还在宰相之手，宋代的台谏官员则由皇帝亲命，他们不再来纠缠皇帝的过失错误而专门与宰相作对，相权受到的约束更大，而皇权无人管，这就无形之中加重了皇权的分量，宋代贫弱，与它的各项制度设置有直接的关系。总的来说，从秦朝建立了大一统帝国之后，中国的政治思想史确实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利弊得失同时存在，但也不得不承认皇权受到各种约束但仍然是绝对的，且呈现着皇权越来越专断独揽的趋势，到了清代雍正之后，皇权的专断达到了最高峰，这不是一个断裂的某个朝代的历史问题，而是贯穿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普遍问题。对唐宋的谏议监察制度只谈利不说弊，这是不全面的。

盛文引用的胡宝华著作《唐代监察制度研究》文末也不得不承认“古代士大夫的进谏主要基于‘忠君’的思想，基于完善与加强君主专制的目的，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88页)，这里不得不澄清在引用该书时的一些误区，盛文道“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共有一百七十一起向皇帝进谏的事件”，书中明确说了这不是进谏的全部反映，即使如此三百年一百七十一起进谏不可谓多，平均一年不到一次，而唐代疆域辽阔，诸事繁杂，政务自然也多，可见多数时候还是意见一致，不好判断评论，且后文继续论述这一百七十一起进谏“属于前期的有115起，后期55起”，表明了唐代后期进谏锐减，反映了士人逐渐对朝政失去信心(参看同上，第213-214页)。如果盛文是一篇历史或思想史研究，从客观中立的角度来看待唐宋谏议监察制度的兴衰利弊无可厚非，但它是一篇带着极强价值观念的文章，它盛赞唐宋制度，目的不过是要做一个现代社会的“士大夫”。于是我们只能看到对唐诗宋词中士大夫遭遇厄运与困境的讴歌，而看不到其中的疾苦，只能看到“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做官渴望，而看不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衰烟雨任平生”(苏轼《定风波》)的百般滋味，只能看到盛世《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的繁华升平，而看不到晚唐叛乱、宋辽恶战的生灵涂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陆游《渔家傲》)。尤其是杜甫诗歌中悲天恸地的情怀(《新安吏》)：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也还原给我们一个更为真实与丰满的唐宋。知识人的风骨在历朝历代都不曾泯绝，他们是中国社会的脊梁，是中国文化的承担者。而今我们要将中国知识人与现代知识分子关联起来，反思如何发挥知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而不是这样的“忆唐宋”。

今天我们读唐诗宋词，感同身受，与之共鸣，以其为蒙学教育、情操熏陶的借藉，乃在于就文学而论，它们生动地捕捉到了人性与社会的普遍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感通，“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窘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的悲怆，“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凄美，“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的哀思，“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洒脱……诗词中无不渗透着超越时空局限之人生世态的普遍性，作为一个时代文学体裁的代表，它们以其特有的形式来表达这种普遍性，在唐宋时代，同样有唐传奇与宋话本流行，然而未能取得唐诗宋词如此巨大的成就，唐宋以后，诗词仍然是文人创作的体裁之一，偶有高才佳作出现(如清代纳兰容若)，但是未及唐宋诗词的整体气象。唐宋之后，元曲明清小说取代了诗词的主宰而成为新的表达载体，同样展现了人性与社会的丰富多彩，这是文学作品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平心而论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明清小说影响完全不逊色于唐诗宋词，一时一地之文学风气使然。盛文从唐诗宋词起兴，忽视了文学作品自身的历史境遇与发展规律，单以为别的文学作品鲜有唐诗宋词的影响力，以唐诗宋词的风韵掩盖其他文学体裁的风韵，这也不符合文学的历史。这也许都是观念惹得祸，强调了观念，往往忽视了历史与事实，而对观念我们不得不更为慎重，加以警惕。

李义山的诗歌是吾最爱，不幸他生活于动荡不安的晚唐，也从未当过谏议监察的官吏。他的《锦瑟》写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写情也罢，写事也可，我们用在本文的结束。能不忆唐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