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睿智的写作者

　　我不知道是否有许多艺术家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我来说，似乎在重读已写完的一页时，从未感到过得意。

　　——阿尔贝·加缪

　　一

　　我太喜欢小说家加缪了，以前从未想过他作为知识分子会是啥模样，何况，他习惯以“艺术家”自称。在我的认知谱系里，知识分子并非一个需要额外刮目相看的行当。成为小说家或诗人，即可直通无憾的人生，莎士比亚和普鲁斯特均非知识分子，其光辉未减分毫;对《局外人》和《鼠疫》的作者阿尔贝·加缪，亦不妨作如是观。

　　通常，我对男性作家的外貌较为迟钝，但我的确留意过加缪，那种集英气和懒散于一身的特殊气质，绝非凡品，尤其是那张轻叨香烟、双手插风衣兜里、两眼斜视前方的半身照片，风采直逼——我更想说“不让”——《卡萨布兰卡》里的亨弗莱·鲍嘉。事实上两人不仅有点像，出生且成长于阿尔及利亚的加缪，或许还能传递出更多的北非气质。请读者明鉴，我并未在信笔胡扯，加缪本来真有可能在演艺界获得成功：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琴声如诉》搬上银幕前，杜拉斯和导演彼得·布鲁克、女主角让娜·莫罗都赞成加缪出演男主角，加缪本人也表同意，后因与加缪计划中的写作冲突，男主角才改由让·保罗·贝尔蒙多替代，后者日后成为法国电影界的一代骄子。假如计划没变，当时已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加缪因演技出色而在戛纳电影节上荣膺最佳男主角——让娜·莫罗即因该片获得戛纳最佳女主角奖——将会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佳话，画面太美。

　　加缪那种集英气和懒散于一身的特殊气质，绝非凡品，尤其是那张轻叨香烟、双手插风衣兜里、两眼斜视前方的半身照片，风采直逼《卡萨布兰卡》里的亨弗莱·鲍嘉，或许还能传递出更多的北非气质

　　不过，那与作为知识分子的加缪何干呢?

　　是米沃什的书提醒我留意加缪的知识分子事业。我说过，米沃什曾骂西蒙娜·波伏娃“讨厌的母夜叉”，而当年流亡巴黎的米沃什与波伏娃其实并无私人交集，他出此恶语，纯系替加缪出头，他在《米沃什词典》里写道：

　　我从未见过她，但我对她的反感直到现在也没有减弱，即使她已死去并迅速滑入她那个时代的历史脚注。……我不能原谅她与萨特联手攻击加缪时表现出的下作。这是道德故事中的一幕：一对所谓的知识分子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朝一位可敬的、高尚的、讲真话的人，朝一位伟大的作家吐唾沫。是什么样的教条导致的盲目，使她居然要写出一部名为《名士风流》的长篇小说，来诋毁加缪，将他的观点与人们对他私生活的流言蜚语搅在一起。

　　在“阿尔贝·加缪”词条下，米沃什补充了一些背景情况：

　　他出版他的书《反抗者》时，我一直关注着人们在巴黎对他的所作所为。他像一个自由人那样写作，但后来的事情表明，人们不允许他那样做，因为“反帝”(即反美和拥护苏联)的阵线有一种强制性。在萨特的《现代》杂志上进行的那场丑陋的讨伐中，发起攻击的主要是萨特和弗朗西斯·让松，很快西蒙娜·德·波伏娃也加入进来。……针对加缪，萨特写道：“如果你既不喜欢共产主义，也不喜欢资本主义，我看你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加拉帕戈斯群岛。”

　　加拉帕戈斯群岛又名科隆群岛，属厄瓜多尔，存有不少罕见物种，有“生物进化博物馆”之称。故萨特拐弯抹角的指斥，大可直译为“你就是个怪物”。据安妮·阿普尔鲍姆《古拉格：一部历史》描述，当“有关斯大林暴行的大量证据对于任何感兴趣的人来说均唾手可得”，而加缪又以孤胆勇气在法国奋笔抗争时，萨特表示：“描写苏联的劳改营不是我们的责任;如若没有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发生，我们就有冷眼旁观的自由，而不必去争论这一制度的性质。”他还以知识界领袖兼江湖老大的身份，居高临下地训斥小他八岁的加缪：“像你一样，我也觉得这些劳改营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认为，天天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对它们加以利用的行为同样令人不能容忍。”

　　关于加缪的孤胆之勇，米沃什提供过一个私人旁证。他从波兰驻法大使馆出逃时，整个巴黎知识界，无人对他理解和声援，一位法共的精神科医生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如果某个人在华沙或布拉格的生存能得到保障，但还是决定出走，那么这个人肯定疯了。”加缪是当时全法国唯一支持他的人。加缪不仅赞赏米沃什的写作，还给予后者最为看重的东西，即“他的友谊”。加缪于1957年(仅44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发言，亦语含惶恐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种决意“站在鸡蛋一边”的态度。他如此介绍自己：

　　像这样一个人，突然得知他一下子便被中止了工作，并被带到明亮的聚光灯下，他怎能不感到某种惶恐呢?在当前的欧洲，有许多作家，其中甚至有许多伟大的作家，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正在承受着无穷的痛苦，他们被迫缄口不言。在这种情况下，他能获得这一荣誉，该是一种什么心情?

　　不禁想起十多年后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拒绝萨特召见时的场景。索尔仁尼琴当时的处境，使他非常需要欧洲知识界的声援，他尤其渴望自己的书能够在欧洲出版，因为，如他在一个脚注里所说的：“我国伟大文学的不发达现象在那里完全无人知晓。”但权衡再三，索氏仍然决定拒绝萨特，他多少有点不甘地叹息道：“他如果不是萨特就好了。……我们是非常不喜欢、不接受他的。”显然，信息闭塞的索氏不了解之前已因车祸去世的加缪，他以为欧洲知识界悉在萨特掌控之下，而加缪言内，却已将包括索尔仁尼琴在内的所有“被迫缄口不言”的作家，视为更值得“获得这一荣誉”的同行了，尽管，当时的加缪也不可能听说过索尔仁尼琴。

　　20世纪有一些“哲人王”式的大思想者，地位尊崇，呼风唤雨，一言九鼎，尤其喜欢通过公共演讲、发表通电全球的倡议及站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等充满造型艺术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知识威望，旗下常常啸聚了一大群知识界跟班。但奇怪的是，他们或艰涩或非凡的智慧，有时竟连最普通的认知都达不到。萨特或即此中典型，故美国学者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里尝如此感叹：“人们常常从《理想国》中引申出的一个实际的教训是：“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被都败坏。”

　　相形之下，加缪过于安静了。他曾是法属北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穷孩子，除了丰富的贫困体验，还对大海和阳光情有独钟。与出身巴黎高师的知识界大人物相比，加缪的求学经历不足挂齿，外人很难通过他困顿的境遇理解其早熟的成就。他说过：“每次回到家中，就回到了贫穷、肮脏、令人厌恶的地方。”据说，“他口袋里从来都没有什么零花钱。当中学生的时候，每当暑假他就要去打工挣钱，干过各种临时工的活。”除了中学期间幸遇一位恩师让·格勒尼埃，他没有别的知识奇缘。但是，读他写于22岁的文字《反与正》，和他“一副懒散高傲的面孔”一样，乍睹即非凡品。加缪特有的冷静、简洁和节制，弱冠时已放出近乎纯青的毫光。

　　加缪曾说：“作家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的职业，尤其是在法国这个社会中，”但他本人独缺虚荣。除了才华和正义，加缪别无优长;有了才华和正义，他也就拥有了知识分子的一切。

　　二

　　知识分子不必是法学家，法学素养却最能检验知识分子的成色。热衷公共事务却对法律懵懂无知，是公共讨论中常见的灾难性场景。盖公共话题不能脱离公民权利、责任而存在，权利与责任又不能脱离法律而存在。加缪以小说家身份介入公共事务，所凭所恃者，当非作家的锦绣妙笔，而是扎实的司法研习、敏锐的正义之心，以及——令人意外——相当的司法实践。他的小说成名作《局外人》，即涉及司法审判情节，他表示，自己“在生活中有一段时期，由于需要，曾参与过刑事诉讼案”，还“曾经追踪旁听过许多审判，对重罪法庭审理的一些特大案件非常熟悉”。

　　加缪是意大利18世纪法理学家贝卡利亚的追随者，倡议废除死刑，他这方面的成果，体现在一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关于断头台的思考》中。

　　如果我们对作家涉及类似话题抱有先入之见，我敢说，所有我们认为作家较难避免的不足(如举证不力，材料敷衍，理性亏欠，激情澎湃)，皆与加缪无涉;而那些我们并未寄望于一位小说家的优点，加缪则大多具备，包括观点的扎实推进，论据的翔实完备，论证的绵密可靠，表达的冷静节制。

　　谈论死刑，庸常论者往往从所谓人道主义着手，用反正错不到哪儿去的爱心和情怀，先替自己筑个道德小窝和人格后院，凭此小窝与后院，哪怕观点已百孔千疮，他也自信能挽回颜面。加缪不然，他一开始就与这类怯懦招数划清了界限，他强调：“我同人道主义者们所具有的那种软绵绵的同情心相距甚远，因为那种同情心把道德标准同责任感相混淆，把所有的犯罪等同起来，使无辜者最终失去了他们应有的权利。”

　　加缪有一枝静穆的笔，他的写作信条是“宁不及而勿过，总之是勿饶舌”。学者注意到，加缪提到自己的写作特征，惯用字眼是“限制”、“堤坝”、“秩序”、“适度”、“栅栏”等。他深知激情的重要，更明了“含混”的功能，但学者式的严谨与自律，他天然具备。因此，他尽管正在谈论一桩最易引发慷慨激情的话题——关于人的生命是否可以被剥夺——读他从容不迫的文章，读者的理路丝毫没有受到干扰，相反，书页里流淌着静谧的水声。

　　他从父亲的一段经历切入。加缪幼年丧父，对父亲恐无多少记忆，但母亲告诉他，父亲曾生平头一回打算去见识行刑，因为凶手过于残忍(“他杀了一个农民的全家，包括他们的几个孩子”)，所以加缪父亲非要亲自看看他是如何受到报应的。但看完行刑后，母亲说：

　　他便飞快地赶回家来，只见他形容异常，什么也不讲便到床上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见他突然大呕起来。……他看过这个场面之后，不但不去想那些被杀的孩子，却怎么也控制不住总是想着为要砍下他的头颅而被扔在断头台木板上的那副扭动着的身躯。

　　加缪的长篇论述，遂以一个发问开端：“当公正以其最高的形式出现，并被认为是保护人民时，其效果仅仅是使老实人呕吐，那恐怕很难认为，它会给当地人民带来安宁和秩序，也很难认为这就是它应尽的职责。”

　　补充一句，关于死刑，笔者并非加缪的同道，虽然也别无高见，概而言之，无非“慎杀”两字。因此，我不是由于贝叶斯概率理论，才认同他的观点。理查德·波斯纳法官曾将该理论简括如左：“在两位同样具有说服力的论辩人之间，你会支持你的先入之见赞同的那一位。”我的先入之见不在加缪一边，但我仍然愿意倾听他的见解。他的文字里有一种理性的诚意，他的反对意见不会挑逗敌意，而只会让你静下心来，你愿意相信，即使观点与他相左，他的睿智仍会让你受益。何况，你一次没有发现他在故意采取那种引诱你情感游移的文字法术，你甚至觉得他一直在约束自己，唯恐读者失去了冷静。读完他的文字，至少，你不会认为固执己见是一种品德。加缪说过：“在艺术上，品德也是一种手段。”学术上同样如此。

　　加缪为确保观点的完整性所作的前期案头准备，完全是学者式的。他收集了大量材料，包括美国最新死刑案件的进展。他坚信，“法律是否正确，则要看它是否能在具体的时间内和具体的地点中对社会是否有利。”这表明，他不打算从自己原本擅长的哲学高度发表一通高论，他将自己的意见交由事实检验;为使检验顺利进行，他还必须随时考虑反方意见。

　　加缪质疑了死刑的威慑效力，论证了死刑与误杀间的不可避免，说明了死刑与犯罪率之间的缺乏关联。有意思的是，他特地从犯罪与酗酒的角度展开思考，注意到“在诸多的流血犯罪案件中，因酒精引起的案件，其比例相当之大”。他从一份1951年的调查报告里得到了如下数据：“违犯普通法的犯人中，29%是长期饮酒者，24%有家庭饮酒史，而虐待儿童的犯人中95%是酒鬼。”他当然不会把论点推进到实施禁酒令的程度，但他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事实：

　　至于国家行政当局，他们本身就对嗜酒现象放任不管，自然对出现的这些因酗酒而犯罪的人不感到惊慌。总之，他们对此不感到惊讶，却只知道砍头，甚至他们自己也饮酒。他们坦然自若地实施惩罚，并以一个债权人自居，何时他们才能良心发现呢!

　　显然，加缪的说法也许不足以推动立法改革，但足以使死刑的坚持者感到难堪。因为，政府一面从酿酒业里获得大量税收，一面又听任酒精造成的犯罪率居高不下，这至少说明，司法当局对死刑的坚持，不过是一种思维上的惫懒，或一种统治上的权宜，与正义还很遥远。

　　加缪年轻时加入过法共，次年脱离该组织，从此成为一个超越党派利益、正道直行的知识分子。他对死刑的反对，没有丝毫权宜，证据是，他虽对斯大林极权主义深恶痛绝，但又多次“对受到镇压的欧洲共产党进行声援，他于1949年声援被处死刑的希腊共产党员，1952年声援被判处死刑的西班牙左派就是两个明显的事例”。——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思想清澈，坚守真理，人们无法根据简单的站队来预测他的观点走向，因为，他站在正义的原点上。

　　笔者无意评价加缪的司法观点，我感兴趣的，是小说家加缪的知识分子姿态，那的确非常高明。

　　三

　　加缪不少杰作，都是30岁左右于二战期间完成的，包括《西西弗神话》《局外人》和《鼠疫》，但战争期间他并未“躲进小楼成一统”。他不像马尔罗和圣爱克絮佩里那样直接奔赴前线，但同样积极参与了抵抗运动，是其中的“坚强战士”，为此，他于1945年被授予抵抗运动勋章。——附带一说，萨特也曾应征入伍，在某个气象小队里从事用热气球测定风向的工作，但服役期间(包括后来在战俘营里)主要忙于写小说。

　　从履行知识分子责任的角度，加缪1943年后陆续发表在报纸上的《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颇值一观。当时，纳粹铁蹄正在蹂躏法兰西的土地，加缪一度流亡到了北非。作为被侵略国家的流亡者，加缪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一位不清楚是否实有其人的“德国友人”，展示了法兰西不屈的精神和意志，宣示了必胜的信心，也向对方所代表的凶暴纳粹宣判了死刑。——是的，内容大体如是，但拜读加缪的文本，我们几乎见不到涌动的热血，加缪的表达似乎代表了一种更高的外星人文明。

　　即使当交战国家分属两个欧洲民族：法兰西和德意志，加缪仍首先强调自己“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请求读者明辨，不要把他理解为德国人的仇恨者，他不愿将自己的身份限定在法国人之内，而更想代表“自由的欧洲人”，他以特有的高贵口吻说道：

　　我反对的是两种态度，而不是两个国家，即使在历史的某一时刻，这两个国家采取了敌对的立场也是如此。

　　实际上，任何将加缪的公开信与记忆中类似场合读到过的战斗檄文联想在一起的读者，读到这几封信都会大感意外。加缪对檄文式写作毫无兴趣，大敌当前，绞肉机般的战场上尸骸横飞，加缪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向强敌辨析爱国主义的含义，谈论由尊严作为前驱的勇气的意义，以及思考为什么是一种美德。加缪之前曾在笔记里的探讨过战争，他说：“我们过去常常想弄清楚战争的源头在哪里，到底是什么让它那么可恨。现在，我们发现自己知道了战争的源头，战争来自我们心中。”这会儿，他打算与自己正欲绝交的德国友人，继续探讨这个话题，他要论证一个主题：战争在我们的国土，而邪恶和蒙昧在你们的心中。

　　法兰西常被说成“哲学的民族”，这在加缪笔下得到了充分证明。加缪鄙视德国友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英雄主义，他孤傲地表示：“我们信奉英雄主义，同时又对它表示怀疑。”加缪对法兰西为什么一开始会战败的解释，堪称类似场合最精妙的说辞。他说：

　　正当我们寻求真理的时候，整个欧洲(已变得)一旦需要就投入谎言之中;正当你们扑向我们之时，我们却在一心一意地关注着公理是否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一开始战败的原因。

　　德国友人或纳粹分子读到加缪的说辞，必斥之为借口，而这份“怒斥”其实反而证明了加缪的雄辩，因为，这份态度坐实了他们恰是信奉国家机器的强权动物，而这类动物不配得到任何具有内在光荣的胜利。也许，展示文风的优雅和思辨上的智力优势，原是加缪的修辞策略，他希望用这种优势，令敌人产生智力上的气馁。他继续用一种高调的正义自负，阐述自己代表的“自由欧洲人”与对手的区别：

　　如果我们有时似乎爱正义胜于爱自己的国家，那是因为我们只希望爱正义中的自己的国家，……我们对自己有要求。你们只想服务于自己强盛的国家，而我们想的是使自己的国家站在真理一边。你们满足于服务现实的政治，而我们，即使在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我们还模糊地保留着我们今天已得到的政治荣誉的思想。

　　更妙的是这个提醒：“当我说‘我们’时，我并不是指我们的统治者。统治者微不足道。”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说出“统治者微不足道”，与只会高抬右臂45度向元首希特勒致敬的纳粹分子，不是同一种精神等级的人类。加缪就此完成了对强敌的心理吊打。这不是容易的工作，换句话说，这个活计非加缪莫属。我不清楚加缪的公开信当时起到过何种积极作用，但他高蹈的姿态及立足人类精神的阐述，任何时候都会助人思想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