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诗扬：中国，历史上也是“帝国”！？

　　新清史对以满文为主的多民族非汉文文献史料的提倡，以及对有清一代中国的满洲及内亚等非汉因素的强调，对于破除仅以中国内地为中心的传统叙事模式所造成的单一和自蔽，颇有匡正之功。然而因其学术叙述背后强烈的政治意涵，以及对当下中国的指涉，又引起了巨大争议。

　　帝国在中文语境中的使用

　　讲座一开始，欧立德即抛出问题：“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他没有立刻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而是首先指出，“帝国”这一语词的内涵复杂，中国学界因为拒斥用“帝国”形容清代中国，往往会转而使用“帝制”或“天下”等字眼，前者是一种不解决问题的折中处理，后者则是一种诉诸中国特殊性的表述，排斥了所有对话和比较的可能。因此，要评估称传统中国为帝国是否恰切，需要首先厘清帝国的内涵，并对其使用状况进行考察。

　　欧立德首先回顾了在中国语境中“帝国=empire”的对译性的形成过程。他指出，第一次正式地用帝国来指称清政权始于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章面对自称帝国的日本，认为应将“大清国”改称为“大清帝国”方能取得气势上的对等。而后，欧立德出示了一幅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清帝国全图》，该地图由发行量甚大的《申报》刊登，他以此论证“大清帝国”这一自称被其时的中国社会各界广泛接受。

　　而后，欧立德转向对所谓“帝国转向”的讨论。所谓“帝国转向(imperial turn)”，指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界对“帝国”的重新关注，学界集中探讨的议题主要有各大前现代帝国历史中的跨区域交往，帝国的多民族共存的政治结构和文化认同，帝国内部发生的殖民和权力集中趋势，以及帝国时代与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复杂关系等。

　　学界对“帝国”的关注热情日渐高涨是很明显的，通过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考察“empire(帝国)”“imperial(帝国的)”和“imperialism(帝国主义)”三个字眼在学术作品中出现的频次，可以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前两者的讨论呈现出直线上升的态势，而马克思主义经典叙述中的关键概念——帝国主义，却越来越少被人提及。

　　欧立德由是指出促成历史研究“帝国转向”的三重动力：

　　1.1991年苏联的解体，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帝国在历史中的定位。欧立德解释说，苏联作为沙俄帝国的历史替代物，起着联系历史与现代的作用，“苏联没有了，我们在哪儿”?

　　2.“911事件”后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多处地点发起军事和侵略行为，在此全面渗透的过程中展现出没有边界、大而无外的帝国特征，使人们意识到帝国远没有成为历史。

　　3.第三重动力来源于英国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的研究思潮，英国史学家的考察范围不再局限于英国本岛，而是开始考察殖民地对母国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和塑造，从而把帝国拉回本国历史叙述中。

　　欧立德在此特别举出简·奥斯汀小说中的例子：《曼斯菲尔德庄园》里不谙世事的贵族小姐也会在闲暇之余阅读马戛尔尼使团记录——足以证明遥远的殖民地对英国本土所具有的广泛影响。

　　在这三重动力的推动下，“帝国转向”中对“帝国”的研究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崭新特征，欧立德将其总结为如下两点：首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列宁的经典叙述对帝国主义中经济范畴的重视，新的“帝国”研究转而关注帝国作为一个政治体制所具有的特点，更注重其在文化、主权和社会方面的内容，如对帝国之内多样的心智状态(mentalities)和统治机构的理解等;其次，新的“帝国转向”呈现出去中心化的趋向，通过给予参与互动的帝国内各部分以历史主体性，以破除帝国-殖民地的二元论视角。

　　在如此转向的视野中，学者们在对“帝国”下定义时也开始转而强调另外一些特质。欧立德列举了很多定义，举其要者：Ronald G.Suny认为，与民族—国家人人平等的法理前提不同，帝国是“人们可以接受不平等规则统治的政体”。欧立德将其追述为“帝国的本色就是不平等”。

　　Cooper和Burbank认为，帝国统治本质上是一种“差异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其特征包括：a. 历史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多重来源;b. 多元的律法体系;c. 多元的行政体系;d. 跨越异质人群的多文化代理人;e. 专业的军事种姓集团;f. 动态的边疆等。

　　讲到此处，欧立德回到讲座开始提出的问题：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很显然，欧立德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说清朝符合上述的特征，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清朝是一个帝国。

　　在讲座的最后，欧立德讨论了将“帝国研究”引入中国历史研究所具有的当下意义。用他的话说，以帝国的视角去观察有清一代的中国，可以“让过去与未来在一起交谈(put into conversatio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欧立德坦言，帝国对中国来说，绝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回忆，因此探讨历史中对帝国的理解、解释，有助于我们思考“目前的问题”。

　　欧立德举出前段时间热播的纪录片《复兴之路》的例子，认为其中对“复兴”的想象，即是某种帝国的记忆。他指出西方人的理解：“中国梦”即是某种程度的帝国梦。“帝国离我们当代有多远呢?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

　　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一“帝国转向”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呢?

　　首先必须承认，对被认为是前现代的“帝国”重新燃起研讨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学者们对民族主义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怀疑和反思，他们试图从多元性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来思考前者的限度。而对于将“911”后的美国描述为帝国的做法，同是因为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及其形式平等的规范关系，不能描述当前国家形态和国家关系的现实，这一点在欧立德的梳理中已有体现。因此，转而重新挖掘“帝国”所提供的历史资源，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和价值。

　　其次，与“帝国”的走红相伴随着的是“帝国主义”的衰落，正是这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进行泛化的论述，构成了所谓“帝国转向”的背景。取消对经济范畴的关注，省略帝国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联系，并不见得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另外，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帝国”这一所指繁杂、难以界定的范畴，是在19世纪以降的理论知识之中，通过与民族—国家进行对立的描述才获得相对稳定的定义的。欧立德所提到的对于帝国的界定，无论是Ronald G.Suny对不平等的强调，还是Cooper和Burbank归纳的种种特征，无一不是与现代民族国家进行对举而得出的结论。这一对举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知识背景和意识形态内涵，因此若不加检讨地运用“帝国”这个字眼时，就具有了含义繁复的言下之意：帝国专制，民族—国家民主;帝国属于过去，民族—国家代表未来，等等。因此，评估用“帝国”指称清代中国是否恰切，决不能只是简单还原到实证的层面上加以皮相的比较，如欧立德所说的“如果我们说清符合上述的特征”，那么就可以说“清是一个帝国”，而必须以对这一指称的检讨作为前提。

　　正是这个意义上，当欧立德指出在中国帝国从未走远时，很难不让人去体会到他的弦外之音。套用白鲁恂(Lucian W.Pye)的句式，这种论述所指的是，现代中国“是一个佯装成民族—国家的帝国”。如果在此前提下，以族性(ethnicity)与民族主义语境下的族群认同观入手考察历史，利用少数民族叙事对抗国家单一正统叙事，得出的结论对于当下政治的指涉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