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和理性，思考俄罗斯命运的两把钥匙

　　如果说《生活与命运》是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作为姐妹篇的《一切都在流动》就是20世纪的《从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格罗斯曼继承了拉季舍夫的理性精神和思想勇气，用兼具文学和政论色彩的文体对俄罗斯的命运做了深刻思考。我们注意到，《一切都在流动》中关于自由的这些深刻思考，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的苏联社会语境中进行的，文字的厚重历史感与思想的浓郁现代性相互交织，构成了猛烈的阅读冲击力。

　　《一切都在流动》是20世纪下半期最杰出的俄国作家之一格罗斯曼(1905-1964)的绝笔之作，它写于1955年-1963年间，1970年在德国率先面世，但在苏联，直到作者去世26年之后方首刊于莫斯科《十月》杂志1989年第6期;又过了26年，董晓翻译的此书中译本终于由群众出版社推出。

　　这部译成中文不到20万字的小说，篇幅与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相似，也常被称为“中篇”，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叫伊凡，两部小说的情节线索也均建构在主人公具体的所见所闻和深远的所思所想上。但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早已赢得稳固的文学史地位，而《一切都在流动》在短暂的轰动之后却似乎在走向沉寂。其实，单就作品对于个人与自由、人民与专制、俄罗斯的历史宿命等问题的广泛深入的思考而言，《一切都在流动》远胜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格罗斯曼继承了拉季舍夫的理性精神和思想勇气，用兼具文学和政论色彩的文体，对俄罗斯的命运做了深刻思考。

　　流动世界中的恒常

　　若干坚定的世界观

　　格罗斯曼这部小说的思想力量，首先就体现在主人公(亦即作者)关于自由的思考上。伊凡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劳改营，达30年之久。小说从他乘火车自哈巴罗夫斯克返回莫斯科写起，写到他在莫斯科与表兄尼古拉的见面，他前往列宁格勒寻访往日的生活痕迹，路遇当年诬陷他的“告密者”，他最后失望地离开这所谓“双都”，在一座小城当了钳工，并与女房东安娜相爱，但安娜不久因患绝症死去，在小说的最后，伊凡返回黑海边的故乡，发现山冈上的故居已经坍塌。这便是小说的完整情节。这一十分简约的情节线索，使得有人竟质疑起《一切都在流动》的“小说”属性来。

　　读过《生活和命运》的人，都能感觉到格罗斯曼卓越的小说情节建构能力和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功底，可在《一切都在流动》中，他显然在有意识地淡化这部小说的情节，其原因或曰动机或许就在于：首先，步入晚年的作家显然情愿把更多的篇幅、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他的“非文学”思考中去;其次，他显然在刻意地将主人公的思考过程当成小说的情节结构主体;最后，这部小说空前“自由”的文体实际上也在暗中呼应小说的“自由”主题。可以说，这部小说的情节就是主人公的思索，更确切地说就是作者本人的思考。思考就是这部小说的情节，而主题就是自由，就是关于自由的思考。

　　小说的标题是一个用典，即赫拉克利特所谓“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所谓“一切皆流，无物常住”。恩格斯对这个思想有过更通俗的解释：“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灭。”小说的中部出现了这样一句点题的话：“是的，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列火车。”(第114页)火车是生活，就像流动的河水。在返回莫斯科的列车上，伊凡意识到：“当他没有在场的时候，生活在继续，在前进，而他则是被生活遗忘的人。”(第8页)但随着伊凡与各色人等的接触，随着伊凡斑斓急促的持续思索，他却逐渐形成一个坚定的世界观：在流动的一切之中依然存在着某种恒常的东西，这便是自由以及关于自由的理想和信念，对于自由的憧憬和追求。在《一切都在流动》关于自由的思考中，我们至少可以感觉到如下几个既振聋发聩、又发人深省的归纳和概括。

　　1

　　最低纲领

　　生活本身就是自由

　　首先，是对自由的本质、自由的不同层次的思考。伊凡之受迫害，起因就在于他在大学课堂上声称，自由是可贵的幸福，它对于人来说与生命同等重要，限制自由就是摧残人，而消灭自由无异于一场屠杀。这番言论发表之后，他迅即被学校开除，随后遭流放。但是在牢狱中度过30年之后，伊凡的自由信念不仅没有衰减，反而更加强烈和成熟了，他坚信：“人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就是自由从少到多的历史，一切生命的历史——从变形虫到人类，都是自由的历史，都是自由从少到多的历史。生命本身就是自由。”(第237页)。自由，是人的存在的首要前提：“活着，就意味着成为一个自由之人!”(第233页)这是存在意义上的自由，是存在的最高纲领，但还有一种更为具体的、生活的自由。

　　伊凡在与安娜的交谈中这样说道：“以前我认为，自由无非指言论、出版和良心的自由;可现在我认为，自由包含在所有人的整个生活里。自由意味着：想种地就有权耕地;想做鞋就有权做鞋;想裁衣就有权裁衣;想用自己种出的麦子烤面包，就有权这么做;烤出的面包究竟是卖掉还是不卖，全由自己做主;钳工也好，炼钢工人也罢，包括艺术家，都可以按自己的心意生活和工作，而不是根据别人的命令。可事实上无论著书立说者还是种地做鞋者，现在都没有自由。”(第100页)这是自由的最低纲领，可就连这样的自由在20世纪相当长时间里的苏联社会也竟然是缺失的。

　　将存在的自由与生活的自由勾连起来，格罗斯曼这样概括自由的本质：“人的历史就是人之自由的历史。人类力量的增长，首先应当体现在自由的增长。自由并不像恩格斯所理解的那样，是自觉的必然。不，自由直接对立于必然性，自由是被超越的必然性。进步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自由的进步。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自由，生活的演变就是自由的演变。”

　　2 反思俄国命运

　　追溯俄罗斯灵魂的奴性

　　其次，是对俄国“非自由”(несвобода，亦可译为“不自由”)传统的追溯和反思。在一个连“按自己的心意生活和工作”的自由都没有的国家，还能谈得上其人民的安居乐业吗?回顾俄国的历史，小说作者痛心疾首地发现：“几百年来，俄罗斯只有一样东西没有见到过，那就是自由。”(第58页)“俄罗斯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其自身的一种奇怪的本质——这是一部非自由的发展史”!(第208页)俄国作为一个专制政体根深蒂固的国家，其国家性的体现或曰构成，有三个极度制约自由的因素，即人民的奴性、君主对自由的恐惧和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这三者构成“非自由”的三个不同侧面，同时又相互作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格罗斯曼所目睹的令人痛心疾首“非自由”。

　　俄国许多思想家和作家都曾对俄罗斯民族性格推崇备至，赞叹其“恭顺”、“同情心”、“全人类性”和“弥赛亚意识”等，可在格罗斯曼看来，“他们都看到了俄罗斯灵魂的力量，悟出了它对世界的意义。但他们却没有看见，俄罗斯灵魂的特点正是产生于不自由之中;没有看见，俄罗斯灵魂就是千百年来的奴性。”(第205页)“对个性的无情压制，千百年来都紧紧伴随着俄罗斯人的历史。个人历来都对君主和国家奴颜婢膝地顺从。”(第204页)

　　在俄国历史上因而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即甚或在每一次巨大的民族胜利之后却往往会出现新的专制和更加残酷的暴政：伊凡雷帝在大肆扩张、加冕沙皇后反而实施了更为严酷的暴政;彼得改革，原是俄国靠拢西欧的一次战略抉择，但彼得改革所体现出的专横的君主意志和残忍的国家手段，却使得在伊凡三世时期确立的农奴制得到进一步强化，其结果，“俄罗斯表面的生活愈接近西欧……那么隐藏在生活深处的俄罗斯与西欧的鸿沟就愈是深广”(第208页);俄国军民打败拿破仑后，恰达耶夫那一代人却在感慨：“我们解放了整个欧洲，唯独把镣铐留给了自己。”

　　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原本是对自由的追求，是自由精神的释放，可它最终却转变成对自由的戕害，让俄国空前地丧失了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反而使得“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格罗斯曼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世代相袭的“奴性基因”(第207页)。“俄罗斯生活与西方生活表面上愈相似……俄罗斯生活与欧洲生活在最隐秘的本质上的潜在鸿沟也就愈大”，因为，“西方的发展得益于自由的增长，而俄罗斯的发展则得益于奴性的增长”(第208页)。

　　在俄国，国家伟大的军事胜利和建设成就，可能就意味着自由的被奴役(如成千上万的劳改犯被驱赶去修建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可能意味着对自由的忽视，那些胜利和成就甚至会成为与自由相互对立的象征物，似乎是有意让个人在它们面前显得渺小，感到自惭形秽，更遑论20世纪那些惨绝人寰的有意扼杀自由、乃至生命的国家行为，如集体化运动、乌克兰大饥荒、肃反、遍布全国的“古拉格”集中营、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和驱逐等等。

　　诸如此类的灾难之所以会在俄国的历史上连续不断地重复出现，在格罗斯曼看来，专制君主的意志发挥了相当大的决定作用，而他们性格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自由的极度恐惧”，从伊凡雷帝到彼得大帝，莫不如此。就这样，在促进俄国的发展时，俄国历代君主均是以蔑视和践踏自由为代价的，甚至经由不自由的方式和路径，格罗斯曼因此颇为绝望地发出这样的感慨：“于是，俄罗斯的进步与奴役就被一条千年的锁链相互捆束在一起。每一次对光明的冲动，都加大了农奴制这个黑暗洞穴的深度。”(第210页)他甚至绝望地预言道：“俄罗斯何时才会产生自由的、充满人性的灵魂?这一时刻何时到来?//也许，它不会出现!永远也不会出现!”(第215页)

　　3 劳改营内外的“悖论”

　　信念究竟在哪里丧失?

　　最后，是关于行动自由与思想自由、人身自由和心灵自由、相对自由与绝对自由之关系的思考。坐了30年牢的伊凡获得自由，可他却惊讶地发现，就人的自由而言，铁丝网内外的生活似乎并无差异：“他突然有了一种幻觉，似乎那带刺的铁丝电网已不再需要了，铁丝网外面的生活从隐秘的内在本质来讲，与劳改营的生活是等同的。”(第64-65页)铁丝网“里面的人”生活得反而自由一些，因为他们尚具有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尚有一颗自由的心灵，他们因为被隔离反而赢得了思考的空间和时间，而铁丝网外的自由人却丧失了起码的个性。“如今，他发现，人的这些弱点在铁丝网两边其实都存在”，“现在他自由了，可是他仍然看到了可悲的弱点，看到了残忍、贪婪、恐惧，看到了劳改营里的一切。人其实都一样。他照样为这些自由之人感到悲哀。”(第105页)

　　被关进劳改营的“老人”，如沙皇时代的白军、参加过国内战争的红军老兵、20年代的共产国际成员等等，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理想和激情，“可是，那些没有被关进劳改营的自由老人却没有在身上保持过去年代不可重现的时代印记”(第110页)。

　　另一方面，被释放出劳改营的人，重获自由之后却表现出了更多的顺从、胆怯和谨小慎微，“这些人仿佛受到了严格的看管，甚至比在劳改营受强制劳动那会儿更不自由”，“ 毕竟，在劳改营生活的苦难、肮脏和迷茫中，囚犯们身上还透露出一丝光明与力量——对自由的渴望。自由之心是永生的”(第111页)。伊凡想起劳改营中一位沙皇炮兵少将的话：“我绝不离开劳改营一步。”因为在劳改营里还有熟人，有友谊和温情，还有记忆，对往日的重温，更重要的是，还有对自由的渴望，因为，“只要能肚皮贴着地爬出劳改营，哪怕失去眼睛和双腿也值得。那将是最大的幸福，即便死在哪该诅咒的铁丝网仅十米之远的自由之地”(第91页)。可是，“外面的人”却全然没有了这份渴望，他们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彻底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由思想的能力。更为可怕的是，“外面的人”甚至甘于、甚至善于和勇于“告密”，通过剥夺他人的自由来保住自己虚妄的“自由”。因此，“伊凡·葛里戈利耶维奇很想再回到铁丝网那边去……他想对他们(即难友们——引者按)说：‘确实，获得自由多么可怕!’”(第91页)

　　奇妙的是，在《一切都在流动》的作者看来，那些卑鄙无耻的“告密者”，甚至连那些助纣为虐的恶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维持自己可怜的自由，“人毕竟还是人。这真是奇妙而怪异的事实——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果真没有让自由消亡，甚至他们中间最可怕的人也将自由珍藏在可怕而扭曲但依然不无人性的心灵中”(第241页)。小说作者是在用这样一种充满悖论的方式论证自由和自由之心的无处不在。

　　理解的重负与明晰

　　独立的终极思考

　　在《一切都在流动》的作者看来，人的绝对自由只有两种，即精神的自由，抑或死亡。女房东安娜当过集体农庄主席，当过参与扼杀自由的“积极分子”，可她却在生活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之间做出选择，甘愿逃往外地做一个厨娘，以完成她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第163页)的思考。她虽然因病去世，但她在伊凡的帮助下完成思考和反省，在死亡到来之前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在选择的自由之后，她又获得了内心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

　　除了女主人公安娜的死亡外，作者还将其他两种死亡与自由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一是作为苦难之解脱的自由，作者在叙述了“人民公敌”的妻子玛莎无缘无故遭受的各种苦难和凌辱之后，说她终于“离开了劳改营”“获得自由”，“人们最后一次看了看她的脸庞，看到了她的脸庞上那犹如孩童般可爱的欢喜表情和怅然若失的神态”(第137页);二是作为自由之释放的死亡：斯大林意外地死了。

　　在小说的结尾，伊凡返回位于黑海岸边的故乡城，这里就是普希金写下著名的《自由颂》一诗的地方，可伊凡却认为，大海并非自由，不过是“自由的相似物，自由的象征体”(第240页)。他来到山冈上的祖屋前，祖屋已是一片废墟，但是在这一悲剧感甚为浓重的场景之后，小说却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他伫立在这里，一个白发苍苍的驼背老人，依旧没有丝毫改变。”(第242页)谁能说伊凡是个失败者呢?他是流动的一切中的永恒，他像《老人与海》中的老渔人一样也是一位凯旋的英雄，因为他最终成了一位自由的人。伊凡之自由，自然不仅在于他的获释，而更在于他的思考，在于他关于自由的思考。一个能够对自由进行独立思想的人，自然就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我们应该注意到，《一切都在流动》中关于自由的这些深刻思考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的苏联社会语境中进行的，这显示出了格罗斯曼这位伟大俄罗斯作家的胆识和勇气，更显示出了自由思想自身的强大力量。小说主人公伊凡在获悉安娜身患绝症后痛苦万分，因为“他渴望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能出院归来!他将向她讲述他所回忆的一切，讲述他所思考的一切，他所理解的一切。”“同样，她将与他分担理解的重负与明晰。这正是抚慰他的苦难之所在，这正是他的爱之所在。”(第172页)格罗斯曼留下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无疑也在希冀我们与他分担“理解的重负与明晰”。伊凡在给安娜送葬时痛心疾首，因为“他没能与安娜分享自己在她生病住院期间所回忆、思考、撰写的一切”(第238页)，但值得庆幸的是，作者却与我们分享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