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空城计”的历史真实性

　　“诸葛亮空城退仲达”的故事，在我国民间广为流布，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一节，也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诸葛亮聪明智慧在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中得到了极为形象而生动的体现，因而备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但是，这一精彩事件在《三国志》中却不见记载，无论是《蜀书·诸葛亮传》，还是《晋书·宣帝纪》，对“有良史之才”美誉的陈寿却没有只言片语的提及，因而其真实性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怀疑，甚至被认为是小说家言。

　　《〈三国演义〉人物考》一书将“空城计”列入“虚构”之中，小心翼翼地把它限定在《三国演义》所写范围之内，为进一步地探讨留下了余地。易中天则把“空城计”的“发明权”归属于曹操。他根据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魏书》记载：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吕布和陈宫率一万多人从东缗(故城址在山东省金乡县东北)出发，前来攻打曹操，当时曹操“兵皆取麦”，城中留守兵力不足千人，曹操便让随军女眷到城墙上去站岗，留守军队“悉兵拒之”。吕布见敌兵不多，惟恐曹操设有埋伏，便向后退了十余里。第二天再来攻打时，曹操果然在“林木幽深”的南堤设下了埋伏，并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据此认为《三国演义》中“空城计”就是由此生发而来。只不过是出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而张冠李戴，挪移到了诸葛亮的头上。

　　一、“空城计”于史有载

　　其实，查诸三国以来的其他史料和《三国志》裴松之注征引有关资料信息，并参证《三国志》《晋书》中相关人物传记，“空城计”确实是发生在诸葛亮军事生涯中的一桩真实的历史事件。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把“空城计”写入史书的，是西晋初期的王隐。他在《蜀纪》中写道：

　　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为诸葛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

　　郭冲“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的第三件事说的就是“空城计”：

　　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直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遁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据《晋书·王隐传》记载，王隐的父亲王铨，曾出任过西晋参军，“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王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在元帝太兴初年，被召“为著作郎，令撰《晋史》”。王隐奉诏撰史，受家庭及时代因素影响，他对这段历史颇为谙熟，《蜀纪》所载应当不虚。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对所用史料往往据实采录，其着眼主要在于对三国史实的补阙、存异和纠正谬误。《宋史·裴松之传》记载，在陈寿完成《三国志》约130年后，时任南朝宋中书侍郎裴松之奉宋文帝之命，为《三国志》作注。他“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注述完成后，于嘉佑六年(429年)进献朝廷，深得宋文帝的欣赏，被赞为“此为不朽矣”。裴松之在《三国志注表》中，一方面肯定“寿书铨述可观，事多审正”，同时也指出“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明确阐发了自己作注的宗旨：

　　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且：

　　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210余种。若除去关于注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150余种。

　　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裴松之所作注：

　　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

　　这些史料大部分取自陈寿同时代或其后的著作，其中90%以上已经亡佚不传。后人对这些资料的了解，大都是根据裴松之的征引而略知一二。裴松之注在征引这些史料时，大都首尾完整，忠于原著，不加剪裁割裂，因此文献价值很高，成为今天研读三国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参考资料。裴松之在《诸葛亮传》注中就使用上文所引的这些文字，表现出王隐《蜀纪》的尊重。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空城计”是于史有载，且出于信史。

　　二、裴松之的“随违矫正”失之偏颇

　　既然裴松之《三国志》注着眼于“或同说一事，事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他在引用了王隐《蜀纪》金城郭冲“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后，对王隐所记载内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首先，裴松之的质疑存在着疏漏和偏颇。他在《诸葛亮传》上文所引注引《蜀纪》“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后说：

　　臣松之以为亮之异美，诚所愿闻，然冲之所说，实皆可疑。

　　在“郭冲三事曰”引文后又辩证道：

　　难曰：案阳平在汉中。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裴松之的这一小段评论，初看似乎颇有道理，但细加推敲，就会发现明显漏洞有二：

　　一是裴松之对司马懿举兵伐蜀时间理解有误。诸葛亮初屯阳平(今陕西省勉县)的时间是在蜀建兴五年、魏太和元年，即公元227年。那时的确是“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但郭冲说的“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出军阳平，不是发生在“亮初屯阳平”时，而是太和四年间。《三国志·曹真传》就有太和四年魏举兵伐蜀的记载：

　　(曹)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会大淋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诏真还军。

　　这次出兵始末在《三国志·后主传》中也有记载：

　　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谷，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是岁，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

　　这两处记载，显然是同一时间的同一件事：即魏太和四年、蜀建兴八年(230年)，曹真和司马懿分头出发，共攻汉中。以此而论，怎么能说“至曹真死后”，司马懿“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呢?而且就是在这次魏军出兵蜀国的过程中，司马懿和诸葛亮在阳平相遇了。只不过是因为司马懿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而没有交兵罢了。

　　二是裴松之对司马懿轻易退兵的质疑失之孤立片面。“宣帝即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这一问的确击中了要害!试想：司马懿也是三国时期少有的智谋之士，在这儿为什么会犯这么简单的错误?须知，《三国志》多处写到曹真、司马懿冦蜀时，因雨被朝廷诏回的事儿，如上文所引《曹真传》便是其中之一。我们不妨大胆推断，即使诸葛亮不用“空城计”，司马懿也可能会因为朝廷降诏而被召回。那么，司马懿这次回军，到底是因为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还是因为受诏还军?抑或是兼而有之?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在司马懿接到班师诏书时，大军已经接近了阳平。并且得到侦查兵的报告，说诸葛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于是，司马懿就想趁便取事，以期轻而易举地拿下阳平。可是，当他兵临城下时，却亲眼目睹了诸葛亮的种种异常表现，不觉又起疑心，一向以谨慎著称的司马懿惟恐中了诸葛亮预设的诱敌深入计，就没敢贸然进城，而是在疑窦重重中悄然退了军。诚如论者所说，此时的司马懿完全可以“设防持重”“围它三天”，但这样无疑就会背上“抗旨不尊”的罪名。司马懿在别无选择之时只好退兵!

　　其次，裴松之对郭冲的批评难以令人信服。

　　裴松之在前引《诸葛亮传》注文“宣帝……何至便走乎”之后评论说：

　　案《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且冲与扶风王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一是裴松之对《魏延传》中“顿使将重兵在前”的这句话理解有误。《魏延传》中说的是“延”“随亮出”。将随帅出，重军自然由帅亲统，将的兵自然要少一些。但这次却是将出兵抗敌，帅在家自守，自然要“使将重兵在前”无须以“岂得”相怪。何况《魏延传》中所说，《魏略》特别指明了是诸葛亮在建兴六年春天伐魏的那一次，并不见得是次次如此。如果按裴松之的理解，诸葛亮总是自“将重兵”，“以轻弱”付魏延，恐怕就不会有前引《后主传》中说的“是岁，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之事了。

　　二是裴松之对郭冲、司马懿的评论有失妥当。司马骏是司马懿的儿子。司马炎称帝后，封这位叔叔为扶风王。因此他才带领刘宝、桓隰“官属士大夫”出镇关中，因与已故诸葛亮镇守过的汉中比邻，触景生情，便对当年魏、蜀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议论。因为司马骏、刘宝、桓隰等都是中原人，听到的只是官方的片面宣传，因而对当时的实际情况缺乏全面的了解，便认为诸葛亮“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而郭冲是金城(今甘肃永靖)人，距汉中较近，对当年的实际情况比较熟悉，便借机高谈阔论，给他们讲了包括“空城计”在内的、鲜为人知的五件事，证明诸葛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这次谈论不过是他们一时兴起的一场闲侃而已，怎么能说这是“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而且达到了“理所不容”的程度呢?因为郭冲所说的这五件事，扶风王、刘宝等一干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自然感到十分新鲜，“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怎么会由此“故知此书举引皆虚”呢?《晋书·扶风王骏传》说司马骏少年聪明，长大开明，他的“善冲之言”与他的“开明”秉性倒是十分吻合。

　　三、陈寿《三国志》未写“空城计”的原因探究

　　据《华阳国志》卷11《陈寿传》记载，陈寿少年时曾受学于同郡史学家谯周，“聪慧敏识，属文富艳”。在蜀汉时出仕为东观阁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当时宦官黄皓专权，许多朝臣争相谄媚依附于他，唯独陈寿不肯趋炎附势，所以屡遭贬黜。在为父居丧期间，又因受到陷害而被贬责。公元263年，蜀汉被曹魏所灭，蜀主刘禅降魏。因此陈寿一直被闲置在家。两年后，司马炎篡魏立晋。司空张华欣赏他的文才，举荐他为孝廉，当了著作郎，出补阳平侯。因陈寿是蜀官，他的父亲又曾跟随诸葛亮伐魏，所以在陈寿任著作郎时，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奏使陈寿定蜀国丞相诸葛亮故事。陈寿将诸葛亮的著作“删除重复，随类相从”，于公元274年在阳平侯任上完成了《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奏于朝廷。基于对诸葛亮一生事迹的了解和研究，他还写了一篇表，对诸葛亮作了相对客观公允的评价，既肯定他是三国时代的“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也指出“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的不足，直言诸葛亮“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推而知之，陈寿对诸葛亮的一生行迹应该是比较了解的。既然郭冲知道诸葛亮包括空城计在内的“隐没不闻于世者”的五件事，想来陈寿也必然知道，那么，他在撰写《三国志》时，为什么对“空城计”一事只字未提?须知，司马懿也是三国时期一位因智高谋深而备受世人钦敬的才俊之士，唯独在阳平关受到诸葛亮“空城计”的疑惑，聪明反被聪明误，贻笑千古。试设身处地为陈寿着想，在司马氏当权的西晋政治环境中写这样一件事，能没有顾虑吗?